【名家学记】王家范 | 吕思勉与新史学【上】

吕思勉先生在世时，不喜张扬，远离名利之场，但其孜孜以求的业绩早为学界通人看重。1945年，顾颉刚盘点已编著出版的新式通史，不下四、五十部，看得上眼的有七部，吕先生一人占据两席。这就是1923年出版的中国第一部《白话本国史》，以及1940年、1944年先后出版的《中国通史》上、下册（今命名为《吕著中国通史》）。顾先生对前者已赞扬其为通史写作的“新纪元”，而对后一部再加71字点评，可见欣赏备至。追溯至四年前，吕先生把全部“二十四史”从头至尾至少阅读过两遍以上，系统读完正续《通鉴》、“三通”的时间要更早些，由此而被前辈誉为史界传奇。　

吕先生离世50年后，超过1000万字的遗著、遗文大部分都获得了重印出版，另有一些未刊的文字亦在整理之中。其中除大家熟悉的两部通史、四部断代史、一部近代史外，两套完整的初高中教材在长期隐没后，也将陆续重新面世。正值新时期中学历史课程改革颇多争议之际，建议教学界给予应有的关注，相信细读之下必会产生不少启发。

先生从六岁起就开始读经史古籍，每读不仅句读批点始末，且认真写作札记，68年风雨不輟，积箧累筐。1937年3月，先生把从少年起就开始写作的读史札记汇辑成《燕石札记》，第一次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上年十月，先生写成《自序》，称这些札记为“半生精力所在，不忍弃掷”，自谦地说：“千虑一得，冀或为并世学人效土壤细流之助而已。傥蒙进而教之，俾愚夫不至终宝其燕石，则所深幸也。”

这里说的“愚夫宝其燕石”，先生在后来的著述和演讲中多次使用，源自《后汉书·应劭传》。《太平御览》把这则故事演绎得更细一些。说是宋国有一个“愚夫”，从齐国宫室“梧台”以东觅得一块燕石，以为是无价珍宝，西归收藏于室，迩遐闻名。有一位周人慕名前去观宝，主人郑重其事，“端冕玄服”接待客人，打开里三层外三层的丝绸包裹，宝藏终于露面。不想这位客人见后，掩口卢胡而笑曰：“此燕石也，与瓦甓不异”。主人大怒，自此藏之愈固。用“燕石”典故或可视为一般的自谦，若联系先生学术的百年遭际，则觉得内中大有意思。

先生不喜走访知名人士，自述见名人辄自远，不涉无谓的社会交际。没有学历学位，无党无派，遵从父训，一生唯好教书授业，小学、中学、大专、大学都教过。1926年进入光华大学，不久即受聘为新办的史学系系主任，遂自托为终身归宿，重要的学术创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前后凡30余年。他多次提到，与康、梁、章、严、蔡这几位当世名人皆不曾谋面，虽无雅故，但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尤其是康、梁，治学宗旨和路径受他们的影响，远远超过亲炙的父亲和老师。先生读了不少国外社会科学的书，多靠“和文汉读”，以及当时为数不多的中译本。日看报章杂志，自少年时就养成习惯，时事动态了然于胸。可以说，先生的拜师问道是不论古今、不拘门户，众采博取的，但也绝不依傍借重，随风披靡，始终一依自己的秉性，治学讲求沉稳平实。惟其沉稳内敛，不好张扬，议论的深刻往往也只有在反复品味后，读者才会突然其来获得顿悟，眼前为之一亮。

吕思勉

仅举非史学、实史学一例，以为“引子”。1952年，先生写有一篇《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遗文集》收录这篇未刊手稿时改题为《自述》，全文约12000余字。先生殚心积虑，精细写作，把一生治学观世的经历，以及学术事业、个人思想方面的变迁过程，作了要言不烦的综述，没有一句空话假话，却不少委婉曲折的笔法。对研究晚清民国以来知识阶层的复杂心态，这是一份难得的“原生态史料”。

此文内容涉及太广，这里不可能作专门的讨论。有一情节，颇见先生历史通论的特色。当1952年高校“思想改造”之时，每个教授都必须检讨自己是属于哪个阶级的。先生的检讨，说自己的思想来源“属于资产阶级”，不同意一些人把他定性为“有封建时代余习”。理由申述，着实叫人惊叹，由近及远，由此及彼，恣肆发挥开去，简直成了一篇有关“时代与个人”主题的史学宏论。

先生说：因为我的立身行事常常以古贤士大夫为楷模，喜好引用他们的话，所以往往把我看作有封建时代余习的人。这样的看人，这样的人物鉴识，太粗糙，太浅了。因为人的性质，在深处自有其根底。所处的环境与这种根底没有伤害的时候，可以接受环境的薰染。到了两不相容的时候，这种德性的根底就可以把过去的习性弃如敝屣。

接下来一段时代总括，就显示出先生历史通贯的水平。他说：人类的德性，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封建主义时代曰勇，资本主义时代曰智，社会主义时代曰仁。”这不能不使我联想到司马迁论三代风气周转如环的那段著名史评，那种史学名家独有的大气。

先生兹后的解释，列举了好些古代人物的典型习性，用以论证封建时代之德性为“勇”，亦即是“忠”。又回到了正题，反问：后世还有这样的人物吗？难道就不再有像他们那样看重志节、视死如归的人了吗？不是。只是因为社会的变化，他们的心理安顿也发生了变化，知道不应该再是效忠于一个人。资本主义兴起，人日益向“智”的方向发展，知道个人是不足为之效忠的。因此也可以说，封建主义久绝于中国，死灰是不可复燃的。“在今天，有进于社会主义而涤除其资产阶级之积习者，守封建主义之余习而未达资产阶级之思想者，则无有也。”

最后一句话，是夫子自道，但意义不止于此。发挥开来，是说知识阶层随时代行进，思想层层相因，相叠相变，十分复杂，内含有关于人类之德性乃至社会的变迁均连续累进而非绝对断层决裂的历史睿智。一个人的思想，特别是处在社会动荡转折时期，哪有像划阶级成份这么地铁定单一？其实，社会的变迁也何尝不是如此？新旧并陈，因缘交叠，抽刀断水水自流。这一意思乃是先生毕生史学通贯功力的透出，决非信手写来。

读这篇《自述》也有许多难点。例如前头曾交代过自己的思想有过三期变迁，大意是第一期信康梁之说，笃信大同之境及张三世之说；第二期，信仰开明专制主义之说，但以改善政治为大同之第一步，认为法家督责之术可以治政治上的弊病；第三期，深为服膺社会主义，认为这是大同之境的可致之道，人类之行动可致转变一新方向。到思想改造交代个人阶级属性时，可以理解当时不便以“社会主义思想”自居，然而却给自己套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初读莫明所以，殊不可解。

再读下面一段话，就觉得先生竟有几分难得的幽默，幽默中不乏犀利。先生紧接转向又一话题，但在当时也是人人必须交代过关的一个问题。先生说：现在有人认为亲美、崇美、恐美，大学教授比比然如此，这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那么你有没有？没有（大概当时认为先生乃属于旧式民族主义者，故并不怀疑他会亲美――笔者按），怎么说你也属于资产阶级思想呢？先生回答说，亲美、崇美、恐美，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无亲，惟利是图。资产阶级，特色在智。智则知人之所至，我亦能之，何足崇焉？惟利是图，知己知彼，力足敌之，则抗之矣，又何恐焉？故真资产阶级，当赞成抗美。其不然者，其利依附美帝，所谓买办阶级也，直奴才耳。

上述那种设问与论证，层层剥筍，环环力逼，很像孟夫子的善辩文风。先生虽然套了当时习用的“封建”和“资产阶级”等词，但显然是在“现代性”胜过“封建性”的意义上使用的，是在讨论“数千年未遇”的社会变迁，以及时代精神的演进。先生用这一方法为“资产阶级”说话，在那时真是足够大胆，不知道挨批了没有？而在今日，较有些谈论“现代性”的，特别像回答“全球化”与本土意识这类两难诘问上，还是棋高一着，说得深透。“资本主义精神”帮助人类发现了自我，这种“智”的精神，即民智的开发，传播到那里，自我中心的意识便高涨到那里。由此， 我们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便看得更清楚了，“全球化”的风潮刮得越厉害，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也随之喧嚣奔腾。看似矛盾冲突，实为世界变迁的一体两面，不能舍割。什么叫做识大而会通？这就是。

这虽然是比较特殊的一例，但像这样有深意的历史通识或时事见解，先生在学术论著中随处可见。除初高中本国史教材和一些演讲稿比较好读外，四部断代史、一部《中国制度史》，包括最负盛名的《吕著中国通史》，不说大学生，就像我这样教了多年的通史，也是慢慢细读，读了好几遍，才逐渐品出一点醇香来。

历史待我们总究还是宽厚的。先生的学术成就终于得到了如实的肯定，值得欣慰。经得起时间考验而传世的，一定有长久的价值在。如何准确估计和透彻认识“思勉人文学术”的独特价值，真正把先生毕生凝聚的学术精神和治学路径学到手，正是作为学术后辈的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对先生最有意义的纪念。

《吕思勉全集》，吕思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版

我最初读的是吕先生的四部断代史，作为教学依托，觉得资料非常丰富，省了许多检阅古书之劳。90年代后，终于能读到《吕著中国通史》和《吕思勉遗文集》。读得多了，有点觉悟，才进而想到我们应如何定位吕先生的学术成就比较准确？前几年做百年史学历程与通史编纂的回顾，在几篇文章里约略说过一些不成熟的看法。现在我试作这样的定位：吕先生既是梁启超“新史学”旨趣的实践会通第一人，又是把新史学向中国社会史方向开拓的先驱者。是否准确妥帖，不敢自信，诚恳期待学界批评指教。

在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新史学”，特别是编纂新式通史，是由梁启超先生倡导、鼓动起来的。对梁任公，吕先生是崇敬有加。13岁起就从《时务报》上读梁文，除被禁的《清议报》不得阅览，那时“梁先生的著述殆无不寓目耳”。照吕先生的说法，梁任公是狂与狷兼而有之。惟其狂，故敢开风气之先，登高一呼，树立起“新史学”的大纛。作为新史学的开创者，当时代的潮音初到，他比较别的人更早敏感，而且有那种本领，能够用震聋发聩的方式，唤醒旧环境中人起而变革。从后来史学的进展来看，梁先生的许多看法确实极具前瞻性，但也不免有些偏激和粗糙。吕先生在1941年说：“梁先生的史学，用严格的科学眼光看起来，或许未能丝丝入扣。从考据上讲起来，既不能如现代专家的精微，又不能如从前专讲考据的人的谨严。他所发表的作品，在一时虽受人欢迎，到将来算起总账来，其说法能否被人接受还是有问题。但他那种大刀阔斧，替史学界开辟新路径的精神，总是不容抹煞的。现在行辈较前的史学家，在其入手之初，大多数是受他的影响的。” 吕先生始终忠实于“新史学”的旨趣，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后来的实践中丰富也修正完善了梁先生的新式通史计划。吕先生虽不曾亲炙，却从不忘梁任公引领启牖他走上新史学道路的“师恩”。

梁启超的大志在政治上，奔走呼号，日不暖席。尽管后期多次动摇，屡屡反悔，直至临终之前，外界环境和他本人的心志，仍不容许他专心史学。那为什么还要选择史学变革展开大动作呢？在以前的中国，什么学问最发达？为帝王“资治通鉴”的历史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最丰富的学问是什么？还是“资治通鉴”的历史学。试想经史子集四部，其它三部也都是史材。再进一步说，中国历史学的核心内容是什么？政治。从上古三代起，历代当政者无不推崇史学。几千年来，一般人受的教育，环境里受薰染的，也都是这些东西。所以说，中国人的政治意识特强，运用政治斗争的手段和经验往往也滾瓜烂熟，人人有一手。这里头祸福相倚，但从长时段的社会变迁来看，梁启超认为，史学专注于王朝政治，专注于少数帝王将相、大人物，“群体”的历史、“普通人”的历史被冷落掩盖，旧法子、陈药方不断被沿用而乏自省，民主意识不容易成立，毕竟祸大于福。“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有见及此者。此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梁先生说这话时是痛心疾首的。 

梁启超在政治上多般是失意的，但他对这方面的思考应该说相当有深度。他比较早就意识到，愈后愈强烈，旧邦维新，要使帝制中国变为现代民族国家，“新国”必先“新民”。他从正反两方面都强烈地感受到了，要想成功地改造中国社会，不改善国人的知识素养，势将悬木求鱼。这就想到了要改造原为统治者“资治通鉴”用的旧国史，用新文化、新方法编写国史，让新一代人用现代的眼光检讨中国的过去，以利于走向未来。因此，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的同时，就立志要编写一部全新的《中国史》，把“新史学”的主张转化为可以广泛传播的通史教材。可梁先生又实在是太忙了，心志虽高，终无真正静心下来做学问的充裕时间。算到1921年在南开作“历史研究法”的演讲，“蓄志此业逾二十年”，先生自己说已经积累了不少初稿。从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直至临终前，除了两份草拟目录外，只有《战国载记》、《社会组织篇》属通史计划之内，其余学术史、思想史的论著都是为之作准备的。最后一次与清华同学聚会在1927年夏，先生已经转为寄希望于同志和清华同学用二三十年工夫集体编著《中国通史》，力不从心的怅惘，溢于言表。

梁氏“新史学”后继有人是不成问题的。因为这不纯是个人的意向，而是时代潮流使然，是社会变革在召唤。从成果方面评估梁启超“新史学”的传播及其影响，可以从两方面来展开：一是“专门史”的成绩，即“史”的分支领域的开拓，不少新分支确是直接受“新史学”主旨的启发，由成立而壮大，从事的学者也最多，不在本文论列范围。二是“普通史”（通史）的成绩，这方面从事的人相对前者要少得多。其中梁氏及门弟子张荫麟、萧一山均得“新史学”通史旨趣之真传，成绩卓然，但都没有能够一通到底。一个开头至东汉，不幸英年早逝，嘎然而止；一个以清代收尾，未能如老师所许，回头收拾，中间空缺大半截，梁氏通史的壮志终未能在自己的弟子手里实现，殊为遗憾。可梁先生怎么也没有想到，真正实践其旨趣，并完成他构建中的新通史理想的，竟是一位从未谋面、从旧学走来的东南“私淑弟子”吕思勉。凭两部出色的中国通史、四部中学教材，以及四部功力非凡的断代史（实际是先生精心设计的“史钞”样式“大通史”），说吕先生是梁启超“新史学”旨趣实践会通第一人，我想梁先生在泉下也会首肯的。需要特别补充说一句的，吕先生的六部大、中学通史教材不仅学术含金量高，而且都是从远古一直写到编著时的当下，个人独著，一通到底，往时罕见，今也无有。

历史就是那么有趣，虽不能说是梁先生“桃李不言”，但还是应了梁先生开出的新路径“下自成蹊”的佳话。偶然中还有必然，这是学术史上的一种因缘，因缘中的一种互缘，特别值得说一说。

梁启超

这种因缘首先来自于学术的内在理路。关于梁启超的“新史学”，学者多侧重从“变革”张扬其作用，却多少轻忽了其承继前学而来的脉络。1923年北大历史系创始人朱希祖为萧一山作《清代通史叙》，先生曰：“清代学术，以考据之学为最长，直超出乎汉唐以上；而斯学发达之原因，有正因，有旁因。每观世人泛举旁因，而不能抉发正因，诚为治史者一大憾事。” 朱先生竟从明中期文章复古之风追溯起，谓欲复秦汉之文，必读古书，必先能识古字，于是说文之说兴焉，由此而音韵之学兴，继而实学训诂之风起，再至欧洲算数舆地之学输入中夏，乃由综贯中西的考据之学起而易为今之新学。这一梳理学术脉络的长篇大论，无疑是借萧一山的创作，提示“新史学”不是凭空而起，无源不能成活水。

20世纪以来，像梁启超、朱希祖那样，殷切期待有一部足以担当得起开发新民智的“中国全部通史”，几乎是所有新知识阶层的共识。然而对承担这一任务的史家说，目标是那么地高大，条件又是十分地苛刻，能之者百无一二，以致傅斯年当年认为编写新通史的时机远不成熟，而张荫麟在1940年，一方面强烈感觉到“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非有一部新的中国通史作“自知之助”，一方面却感叹“编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吕先生1952年议论到华东教育部组织专家研讨中国通史教学大纲的编写，尽管他也拟出了一份大纲，但劈头即说：“中国通史是一个极重要而亦极难讲授的科目。” 

基本的一条，要编写“中国全部通史”，必先通读完中国历史最基本的史料，对史料搜辑、考据、述论、编纂诸事要有一定的阅历和造诣。梁启超在正、补两编《中国研究法》里开出了一长串书单，分门别类，可谓精要周到，以为是治史者所不可不读的，但在《自序》里还是如实地承认：即使是从幼童时读起，“白首而不能殚，在昔犹苦之，况以百学待治之今日，学子精力能有几者？”梁先生感叹这样的标准，“在昔”苦读诗书的时代还少有人做得到，而今新式学校是觅不得这样的宝了。像梁启超这样的天赋聪明，无暇坐冷板凳，看书稍粗糙些，不免也被非议。所以，吕先生反复强调“茍讲学问，原书必不可不读”，“不论在什么时代，学问之家，总有其所当循的门径，当守的途辙，此即所谓治学方法”。以此衡量，治通史的“入门线”是很高的。此非笔者妄自造作吓人，特引章太炎1933年在上海大学教职员联合会上的讲话，就可以见得当时几有共识的“入门”标准，恐怕今天的博士生也难能做到：

太炎先生曰：史记文义平易，每日以三点钟之功，足阅两卷有余。《二十四史》三千二百三十九卷，日读两卷，四年可了。即不全阅，先读四史，继以《正续通鉴》、《明通鉴》，三书合计，不过千卷，一日两卷，五百日可了。不到十七个月，纪事之书毕矣。欲知典章制度，有《通考》在。三通除去冗散，不过四五百卷。一日两卷，二百余日可了，为时仅须八月。地理书本不多，《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明清一统志》大致已具，顾氏《读书方舆纪要》最为精审，不可不读，合计不过五百卷，半年内外可毕。《历代名臣奏议》，都六百卷，文字流畅，易于阅读。一日两卷，不过十月。他如《郡国利病书》、《清史稿》等，需时要亦无多。总计纪事之书，需时半年，典章之书，需时八月，地理之书，需时半年，奏议之书，需时十月。以三年半程功，即可通贯。诸君何惮而不为此乎？　

所幸天不绝人，“在昔苦读”的人那时还有少数保存。梁氏通史的计划要由这些稀有的、梁先生素不相识的“读书种子”来完成，很像是传奇故事。以笔者有限的阅读，除吕先生而外，当时还有像范文澜等少数老先生，兼通新旧两学，在通史的大天地里皆能出入自如，不失通史原旨。

四库总目提要

吕先生的读书不仅完全符合上述“入门线”，而且加数倍之力超额完成。1941年先生在《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里说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本有一教子弟读书之法，使其先读《四库全书书目提要》，不啻在读书之前让他先了解目录学和学术史。此项功夫，先生在16岁已经做过，经史子三部都读完，惟集部仅读一半。故先生不无骄傲地说：“我的学问，所以不至于十分固陋，于此亦颇有关系。”17岁，先生受同乡“小学”名家丁先生的指示，把《段注说文》阅读一过，又把《十三经注疏》阅读一过，后来经史出入自在、相互打通，植基于此。至于遍读正史、三通，前节已详，更是奇迹。此外，先生早年读《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十分用心，特别服膺亭林先生经世之学。对章太炎的文字学，先生也用过功，对训诂考据之法相当重视。但先生认为：考据是由读书时发现问题才去应用，而发现问题，一半系天资，一半由学力，不能刻意追逐。大抵涉猎的书多了，自然读一种书时，容易觉得有问题，就需要考据。所以讲学问，归根到底，根基相当的宽阔最为重要。　

在立志治史之前，就已经读了那么多的书，称绝于常州。这是因为吕先生是在数百年读书仕宦世家长大的，父母两人合力悉心培养，完全按照严格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来训练；常州又为“今文经学”学派的文渊之乡，硕儒众多，习经成风。先生从幼童起就熟读古代经书、史书，浸染于“经世济民”的精神领域里，又受到父亲“隐而不仕”人生观的影响。他的读书没有个人功利的目的追求，崇尚的是知性和德性的奠基。但必须看到，如果不是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是内乱外患的激烈震荡，吕先生要想成为他心目中所崇拜的顾炎武，恐怕也难。没有切肤的亡国之忧，没有新思想的浇灌，深入骨髓的历史反思，既无动力也无营养滋补。最好也只是赵翼、王鸣盛、钱大昕再世，常州学派中多了一位更以史学见长的传统学者。受康梁问道之学的启牗，在“新史学”的召唤之下，方有先生一生通史事业的创造。现在有学者研究指出，由今文经学的“经世”转轨为“新史学”，是学理内在的自然脉络，吕先生恰恰正是连接两者“转轨”成功的典范。在梁先生是平生不识吕常州，可算是意外收获；而在吕先生，读书无意“急用”，乃最后显为大用。

《中国通史》，吕思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版

梁启超壮志未酬，留下两份草拟的通史目录，前已说过。我发现《吕著中国通史》的构架非常符合梁先生殚心积虑设想的原旨；不同处，吕先生的通史目录较为简炼合理，更切大学通史教材的实际。兹将梁先生草拟的通史目录与《吕著中国通史》目录列表于下，读者可以对照： 

注：读者当会注意到，梁先生前一目录有两处列有“阶级篇”，可见太忙，不暇校订。后一目录未见有“阶级篇”，则非漏列，而是与梁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变化有关。

《吕著中国通史》上篇目录，最初酝酿于1929年，是时先生在常州中学讲授《中国文化史六讲》，大体内容已经具备。关于目录透出的结构体系，体现了“新史学”什么样的目标意义，将在下节再论。从上面的目录对照可以看出，梁启超“新史学”的通史计划，由吕先生实践而落到实处，不仅符合梁先生理想中的知识储备要求，而且目标和构想也灵犀相通。由“坐而言”的倡导，至“起而行”地实现，这是一个需要极大毅力和久长耐性的创作过程。吕先生积极地担当起了这个责任，加以修正完善，成就了自己在“新史学”中的独立地位。

《中国历史通论》，王家范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本文选自王家范著《中国历史通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标题为编者所拟，原题为“吕思勉：‘新史学’向社会史的会通实践”，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