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呼唤“新史学”之起，实因晚清内外时事形势的逼迫，偏重于“功利”方面的考虑，合乎当时的实情。“宣言”一段结论性的话，给人的印象至为深刻：“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再看“宣言”给出的史学定义：“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仍着眼于“爱国”、“民族”的意义。因此，当梁启超1902年发表“宣言”之时，论其思想，民族主义意味的浓烈不容掩饰；论其宗旨，则显为救亡图存、革故鼎新、创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服务。

这种“功利”的考虑，最能说明梁启超是站在时代潮流前头的先进代表。梁启超关于“新史学”主旨的基本看法，直到今天也还没有过时。但发表“宣言”的当时，目标固然高远，用什么手段、怎样去完成，尚不及细细琢磨。还有一点容易被人忽略，或许也是新旧转换不可或免的“过程”。凡带有革命性质的运动，它初起时的一个策略，往往喜欢把新与旧转换成黑与白的对立。既要说明“新”的东西应该产生，就千方百计、甚至不惜危言耸听地开出“旧”的必须死亡的理由，许多人相信极端才会产生魅力。这样的策略用之于政治斗争可能成功，毕竟政权是可以取而代之的。但用之于学术变革，何况是历史悠久的历史学，这就比较烦难。知识是连续累进的，新的树木还须从旧的土壤里慢慢生长起来，其中也离不开旧的养分滋润。吕先生在1937－1938年撰有《论基本国文》一文，估计是在光华大学的演讲，内中特别指出：国文与其它学科一样，异常复杂，均由“堆积”而成，这是常识，不待费词。所以新的既兴，旧者不会废、也不能废，因为社会的文化非常复杂，旧者仍有其效用之故。

较早敏感到梁启超“新史学宣言”提法过于偏激，有可能诱导走古今割裂极端之途的是东南大学的柳诒徵先生。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此等风气，虽为梁氏所未料，未始非梁氏有以开之。”　我觉得吕先生对梁启超的人品和学术的鉴识，比起柳诒徵要平恕得多。先生在1930年著文说道：“梁任公是冰雪聪明的人，对于人情世故见得极其通透。早年的议论，还未能绝去作用；到晚年，新更趋于平实了，然亦只是坐而言不是起而行的人。”　

综合梁启超当年批判旧史学“四弊二病三恶果”的内容，他理想中的“新通史”实际包含有两大改革目标：一是通史内容的改革，二是通史体例的改革。前者是带有根本性的改造，“史界革命”的意义集中就体现在这里；后者则要起枝叶扶疏的匹配作用，也需要别出心裁，才能相得益彰。对这两大改革目标的定位准确与否，以及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如何，不仅会影响到“新史学”事业的发展前程，也将规定“新史学”在什么意义上说它是真正成功了。因此，百年回头看，新史学目标的提出，固然需要有石破天惊的勇气，惟有改革先知者能为之。但相比较提出高远的目标，既能传达新的意义，又能在学术上充分站住脚跟，切实地编写出为世人钦服的“新通史”，就不是那么容易。在变革的过程中，有太多的荆棘，太多的险关，需要许多人切切实实地开拓耕耘，需要许多人艰难地用力于攻关拔寨。这里，不仅不会有凭“精神胜利法”美梦成真的神话出现，也不可能提起头发完全离开原土壤。它必将是一次学术上具有“推陈出新”意义的创造。

吕先生与梁启超不同，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基层，对国事和民生都非常关心，但从不愿涉入政界，故旁观者清，有浓厚的平民意识。　他的看法较少掺杂近视的政治功利考虑，心中有大理想，但平实而沉稳。这不仅体现在当时写的一些时事评论里（可惜大多尚未系统整理出版），对“新史学”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敏感并作出批评的时间也较早。

早在1920年撰写《白话本国史》的序例。先生已经不指名地批评近来所出的教科书，随意摘取材料，随意下笔，凭虚臆度，把自己主观羼入，失掉古代事实的真相，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　同年，在《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的序例里又说：“本书力矫旧时历史偏重政治方面之弊，然仍力求正确及有系统。须知道偏重政治方面固然有弊，然而矫枉过正，拉着什么书就抄，不管它正确不正确，而且都是些断片的事实，其流弊亦很大。”　到1934年写《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的序例，则在“绪论”里明白道出他盘旋已久的忧虑，说“凡讲学问必须知道学和术的区别”，批评前人常说的读历史乃在知道“前车之鉴”，失诸肤浅实用，须知“世界是进化的，后来的事情决不能和已前的事情一样。病情已重而仍服陈方，岂惟无效，恐更不免加重”。　在经历了许多时事的变迁和内心的思考，他的看法趋向深沉，对史学急于眼前的功用觉得不妥，觉得需要把史学变革引向“根本”之途。他在《蔡孑民论》开首发表了一通议论，言词委婉，却饱含深意。先生讥剌关于“有用之学” 的说法，认为总不免有轻学术而重事功的味道，“其实学问只问真伪，真正的学术，那有无用的呢？”接着，正面的见解就上来了：“当国家社会遭遇大变局之时，即系人们当潜心于学术之际，因为变局的来临，非由向来应付的错误，即因环境的急变，旧法在昔日虽足资应付，在目前则不复足用。此际若再粗心浮气，冥行擿涂，往往可以招致大祸……所以时局愈艰难，人们所研究的问题，反愈接近于根本。”

诚如吕先生所忧虑的，检阅百年来“新史学”的发展历程，梁启超当初对“新史学”旨趣的论述，那种不注重“根本”、急于“作用”的隐患，引发某种负面影响，并非完全是意外事故。二千多年来，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朝廷”与“国家”、政权与社会原就是混通不分的，用“国家”取代“朝廷”，也就极容易滑向新的“资治通鉴”，政权意识盖过社会意识，重视意见发表，将当下政见、方略的不同硬与历史认识纠缠一起，不重疏通知远，不从整体上通盘检讨历史，厘清中国历史自在的轨范和发展理路无从谈起，那么所治者多在标不在本，徒费口舌，难有真正的收获。

梁启超

吕先生对中国历史所持见解，有异于此。在吕著的论述里，频率出现最多的用语，就是：“观其会通”、“摄其全体”和“深求其故”，而这一切又最后归之于史学的根本在“认识社会发展过程及其变迁因果”。这些道理在梁氏《历史研究法》里，前两者未得到应有的强调，第三条似与梁氏反复申述的“因果律”说相通，然意境亦很不一样。至于用“社会”取代“国家”作为主题词，则是通史主旨的一大深化。因此说吕先生丰富和修正完善了“新史学”的旨趣，在这些方面体现得比较明显。

吕先生论著反复申述“观其会通”、“摄其全体”的重要，有很强的针对性。先生于1945年有与梁氏《历史研究法》的同名之作，其中特别讲了读史固然有益，但读史不得法也会造成大害，再次告诫诸生：“须知道，应付事情，最紧要是要注意学与术之别。学是所以求知道事物真相的，术则是应付事物的方法……由于一切事物，有其然，必有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是不会了解其然的性质的”，所以浅薄的应付方法（术士）终必穷于应付而后已，而深求其故，寻根究底，会通全体，则是治史者的任务（学者）。先生说明，纯为“应付”而把历史知识当作实用的，足以误大事，这也是为治人者贡献“策论”常有的通病和大弊。举的例子是筹安会诸人策划袁世凯做皇帝。他说：当时大家看到这个通电，就说袁世凯想做皇帝了。我却不以为然。我以为生于现今世界，而还想做皇帝；还想推戴人家做皇帝，除非目不识丁，全不知天南地北的人，不至于此。后来事情果然是如此。你说他们没有历史知识？袁世凯和筹安会中人，何尝没有他们的历史知识？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是如此做成的，推戴人家做皇帝是如此成功的，例子多得很。反对的人从来就有，岂不可期其软化收买？即有少数人不肯软化收买，又岂不可望其动用武力削平？（这使我马上想到了赵匡胤“陈桥兵变”的故事――笔者按）但说到底，造成策士误事的，不是历史知识，还是历史知识的不足，是执一端而不顾全体，不能会通古今中外历史。这一事例说的策士就是杨度，梁任公则草文坚决反对，说明有无历史通识，对一个人的进身处事关系也至深。

返观梁启超对通史新体制的考虑，打破以政治史为核心的旧樊篱是必须的，借助各种学科的帮助，欲将考察的范围扩充至更多领域的意图也很明显（参见前目录，其中也包含有社会史的内容）。但仅有“多”，仅有领域的扩大，没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去总笼，体系骨架也就显得散乱。看来他当时还不及从容考虑，只是采纳了西方文化形态史观，想用“大文化”的观念来组织新通史，因此在晚年把新通史径直改名为《中国文化史》。吕先生则思虑比较深入周详，认为要改造旧史学，仅有泛泛的构想，火花四溅，仅是壮观而已；要摇动一棵树，枝枝而摇之则劳而不遍，只有抓住“根本”，才能摇动整体，枝枝俱动。　

本文作者 王家范 

吕先生为什么特别提出通史必须抓“根本”，方能“多”而不散，才有一贯的精神、一贯的体系呢？还得回到中国通史难写的话题上，才能细细体味。

“新史学”再怎么“新”，假若不姓“史”了，也就不会有人承认他是“史学”。史学的共性就是必须基于史料，由史料入手获取事实，一切都得靠史实说话。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补编》，明说是为补充前书不足的，因此在“总论”开头对历史的定义就变化了，说“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把“真事实”作为“第一性”加以强调，且专列小节特讲如何“求得真事实”。这个例子，再好不过地说明吕先生对梁氏的观察和评论非常到位，有鉴于早年的偏激，“到晚年，新更趋于平实”。

前辈史家均有共识，史学之难，难在真事实的获取，大海捞针，反复比勘，苦不堪言。说史学本是一种工夫，怕苦偷懒的人绝对不要去干这个行当，就是从这个道理上说的。进而言之，史学著作之难，还难在事实的“别择”（鉴别选择）。而编写通史尤难，诚如张荫麟所体验的，难在“剪裁”。显然谁也没有本事把全部中国历史的事实，细大不捐，应有尽有的写进去。通史水平的高下，取决用什么方法“剪裁”才堪得当。在这一意义上，张荫麟甚至发挥说：史学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人文艺术。

吕先生对这种通史创作的艰难，不惟体验深切，而且一生都在反复琢磨和提炼。他对清代章学诚的见解非常推崇。章氏把史材和史学著作（史籍）分为两物，提倡储蓄史材，务求其详备；作史则要提要钩玄，使学者可读。“提要钩玄”实际上是张荫麟说的“剪裁”所必须达到的境界，非此不是胡剪乱裁，便是史材堆砌成团，不成章法。吕先生评价章氏的这种见地实可谓史学上一大发明，说“章学诚和现代的新史学只差了一步，而这一步却不是他所能达到的。这不是他思力的不足，而是他所处的时代如此。如以思力而论，章氏在古今中外的史学界中，也可算得第一流了。”

“只差一步”，这是什么样的一步呢？就是史学必须得西方近代社会科学之助，特别是有关社会整体状况及其变迁的学说，为观察历史增添显微镜和望远镜，才可能“钩玄提要”，透识其整体。所以先生多次强调，古今中外，国家政权多变，各类人物如走马灯，其底下都是社会的变化在使然，决非像过去人误解的那样，以为舞台不会变，演员在屡变而已。在这一点上，吕思勉先生的认识，不仅没有一丝“遗老”的气息，而且称得上得风气之先，是一位名实相符的思想先进者。

张荫麟

西方到了近代，学科的分化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这种风气传到中国（这方面，梁启超借助于日文介绍，敏感得很早，可惜无暇细读钻研），史学在各门现代学科的推动下，专业内分化的趋势也发动起来了，于是而有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外交史、科技史等等，它们之中还分出更多、更细的专题。论“新史学”，专门史的成绩最显著，令人称羡。专门史的范围毕竟要小一些，而且那时多般都是做专题，还谈不上做专中之通，能够把“竭泽而渔”作为高目标。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做得越是仄深越见工夫，这是最符合职业特点的做法，容易为业内所承认，故有惟专为“家”、通不成“家”的习惯偏见。但基于社会变迁的要求，新式学校的广泛兴起，培养一代新人对中国的过去与未来有一种正确的态度，通史再难也不可或缺。傅斯年“暂不宜编通史”，是从专家的角度高调要求，生怕粗糙的制品泛滥出来误人子弟。但首先鼓动张荫麟接受编写中国历史高中教材任务的，不就是傅孟真先生吗？

专门史走的是由“合”而“分”的道路，而普通史（通史）则是要将“分”重新返回“合”。这不是简单的拼凑合拢，新的回归应该有所综合、有所升华。吕先生认为通史可以走出困境，开辟新境界，但应该学习专门史创新的榜样，需要在众多与“社会科学”各分支相关的内容间架构一座桥梁，才能通向新的综合。桥梁的架构方法，吕先生认定了，它就是“社会学”。

查阅先生各时期的论著，正面的回答应是连贯的，即向社会史方向开拓。新通史必要以研究社会为枢纽，以考察社会变迁为主线，方能转动全局，开出新境界。据现在查考得到的资料，吕先生这一史学新主旨的表述最早见之于《白话本国史》，时间在1920－1923年，也正是梁启超宣告从政界隐退，酝酿制订新通史体制（草拟目录），并且写出了“社会组织篇”，真有点灵犀相通的味道。吕先生在“绪论”第一章开宗明义即说：“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我可以简单回答说：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在全书的纲目中，我们看到按历史顺序穿插了一些名目全新的章节，如上古史第一章中的“三皇五帝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第八章“古代社会的政治组织”（共有六节），第九章“古代社会的经济组织”（共有三节），中古史（上）第六章“社会的革命”，中古史（下）第三章“从魏晋到唐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情形”（共有七节），近古史（下）第五章“宋辽金元的社会和政治”（共有八节），近世史（下）第五章“明清两代的政治和社会”（共有八节）等。至于不标出“社会”两字的内容在许多章节里也有渗透。对社会情形和社会生活的叙述，在当时是非常新鲜的事。这全仗先生对史料的通贯圆熟，比较梁氏的《社会组织篇》文稿要详实深入得多了。　这本在19世纪20年代初就出版的《白话本国史》，已经被学界公认为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的系统新通史，却至今还很少有人注意到，它也是一部把通史引向社会史方向的开拓性著作，不能不说有点遗憾。

马林诺夫斯基

从1922年《白话本国史》开始试验和探索，到1941年应《中美日报》副刊之约，专题写作《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先生已经完成了《吕著中国通史》的写作，思虑和考量非常成熟，语气也显得特别的坚定。他说：“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为什么这个样子。对于现在社会的成因，既然明白，据以猜测未来，自然可以有几分用处了。社会的方面很多，从事于观察的，便是各种社会科学。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道观察之法，然后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为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从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　

今天谈多学科交叉渗透无甚稀奇了。只要看从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到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就知道已经成了时尚流行，无不声称自己是采用这种“骄傲”的方法研究课题的，后面跟着就是一个不短的多学科清单。在吕先生那个时候，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还只是初潮骤至，找书不易。梁启超很早就注意到“群学”（即社会学），吕先生也受到影响。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诠》、马林诺夫斯基《两性社会学》等，可能是先生最早直接读到的西方社会学译著。先生在1920年已经关注到马克思主义的引入，到47岁（1930年），因友人的介绍，　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对唯物史观看重经济基础的作用，非常之欣赏。

同乡挚友陈协恭1933年为《先秦学术概论》作序，谓先生天资极高，兼弘通与精核二者而有之，且深研近世社会学家之说，非徒专事古书疏通证明可与之同年而语者。相比于偏狭考据风气，先生的通达尤其显得突出。从今日情景而言，又与颇多新派生搬硬套、作势唬人者不同。先生借“社会学”之助，全在细心领会其观察视角与思想方法的优点，返观中国历史事实，融通不离治史精核的要求，反对凿空泛言，生硬灌注。因此先生的运用“社会学”，见不到新名词、新概念满天飞，什么模型、模式的莫名堆叠，一如陈寅恪藉西方“人类学”的启示，发明隋唐政治制度渊源奥妙，运用存乎一心，了无痕迹。这就是学界老前辈新旧之学兼通的高明。

《民国沪上初版书-先秦学术概论（复制版）》，吕思勉著，上海三联店书店2014年版

吕先生接触到的西方社会学理论还处在孔德－斯宾塞初创原理的阶段，什么功能、冲突、交换、结构等等分派分系的理论与方法尚未进入。看先生强调“社会学”是对社会的“综合观察”，与孔德当时的意思最切近。后来那种以西方现代社会为模型，通过愈益烦琐化、形式化得出的所谓理论“概念”和“范式”，还不致像现在这样“污染”到古代社会的观察，折腾得不伦不类。吕先生对“社会学”原理的领会，最能证明前面老友所说“天资极高”，对孔德“吾道一贯”的独到领悟，恐怕连这位西方“孔”夫子也会叹息“后生可畏”。孔德把“社会”比喻似人体那样的生命有机体，是更为复杂的“超级有机体”；又模仿物理学原理，说社会运行有“静力学”和“动力学”两种定律。我们看吕先生一开口，立足点很高，意境很远。他用本土化语言描述的“社会学”，注重揭示的是社会整体运动，富有强烈的历史感：人类已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这节奏像是人生的定律。昔时的人，以为限于一动一静的定律，这是世界一治一乱的真原因，无可如何。这种说法是由于把机体所生的现象与超机现象并为一谈，致有此误。人个体活动之后，必继之以休息，社会则可以这一部分动，那一部分静。人因限于机体之故，不能自强不息地为不断的应付，正可藉社会的协力，以弥补其缺憾。社会固然也会有病态，如因教育制度的不善，致社会中人，不知远虑，不能豫烛祸患；又因阶级对立尖锐，致寄生阶级不顾大局的利害，不愿改革等等。我们藉社会的协力，就能矫正其病态，一治一乱的现象，自然可以不复存在，而世界遂致于郅治了。这是研究历史的人最大的希望。　这段议论，与孔德－斯宾塞之说有所超越，对早期西方社会学曾有过的庸俗生物学偏向有“先天”的免疫力，把它转化成了一种看重社会制度变迁、积极进取的社会变革学说。这不是创造性地借用西学而别出境界的一个很好事例？

如何用这种新的社会学眼光观察历史，逮住“社会”这一历来为治史者陌生的“动物”（西人有言社会为不易捕捉的狡猾动物，即指其似有形似无形，变动而不居），是个难点。首先就是史材方面的困难。我们看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即便到了改革开放后，也仍然有不少人以为只有社会生活方面的史料可以利用开发，而原来正史大部分都不得不因“无用”而被废，“社会史”便无奈地变向朝史学一个分支“社会生活史”的窄路上走去。不能否认，这方面的史料开发和研究有许多突破，但这只是一支专门史的成立，而非当年“新史学”期待中的“普通史”的成功，甚至弄不好，还可能偏离“新史学”的旨趣，与认识中国社会特点、推动社会变革的目标显得隔膜不合。

斯宾塞

借“社会学”之助，疏通知远，通观其变，目的是为了认识中国社会整体状态及其变迁的方向，先生毕生精力尽萃于此，是他认为不可须臾疏离的“新史学”主旨。从这个角度上考量，细致梳理并深入认识先生在社会史开拓方面究竟有哪些突出的建树，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片面理解甚至夸张梁启超对旧史学批判的某些意见，先生向存不同意见。他说：旧史偏重政治，人人所知。偏重政治为治史之大弊，亦人人所知。然（一）政治不可偏重，非谓政治不可不重。（二）政治以外的事项，亦可以从政治记载之中见得。此二义亦不可不知。现在很多人喜欢说社会史是眼睛向下，写民众的历史，当时新史家称“人群的历史”。但若从史材而论，至近现代天地稍宽，越是往前史材愈少，悬木求鱼，久为史家苦恼。至于人民为历史的主人，这是从宏旨大义上说的，政权不为人民所有，情景就难以一言而尽。对此，先生的见解比较切近实际。他说人民方面的材料虽云缺乏，但须知（一）此乃被压迫阶级不能自有政权，而政权乃为压迫阶级所攘夺，自不能与政府方面的材料相比。（二）正史中也绝非一无所有，要在费心开发。先生毕生花在这方面的精力真不少，打破了靠旧材料不能编著新通史的疑虑，开发的范围除史部外，兼及经、子、集，对集部价值的敏感也最早，故后来有集萃史材大成的“史钞”通史――四部断代史的编纂（今人对文集的开发正渐成风气，明清数量太大，故稍嫌迟缓）。

史材之开发，已如上论。由史材出史识，则一靠眼光，二靠灵气（先生则说一由功夫、二由天赋）。先生常说“社会体段太大”，举一端而概全体，无有是处。正确的方法，就是先得有一种全局性的眼光，把社会看作是综合的、流动的、进化的，活用中国古人的老话就是“通观其变”。

回顾百年史学的历程，吕先生所做的建树，无论史材还是史识，下工夫最深的是制度通史，成就也最为卓著。最早可追溯到1925－1926年在沪江、光华两大学对历史系学生的讲授，讲义初名《国故纲要》、《国故新义》，一度改为《政治经济掌故讲义》，后改名为《中国社会史》，原稿设18个专题。其中5个专题于1929年正式出版时，命名为《中国国体制度小史》、《中国政体制度小史》、《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中国婚姻制度小史》、、《中国阶级制度小史》。　这方面的研究始终在深入，心得愈后愈成熟，最后完善、凝聚于1940年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上册。从47岁至58岁，经历了由“不惑”到“知天命”，也标志着先生的学术生命达到巔峰，炉火纯青。

             《中国社会史》，吕思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通观吕先生的学术编年史，在20年代前期完成《白话本国史》和初高中教材编著之后，精力转注于制度史的研究。治史者都有体会，制度史研究，特别是贯通古今、涉及全方位的制度渊源沿革，要从详纪传人物、略制度事物，细琐繁复、茫无头绪的正史材料中，梳理制度沿革的线索脉络，不博览群书，没有分析综合、比较鉴别的功力，决难摸到边际。为什么要去干别人看来事倍功半的这等苦活呢？

笔者现在终于读得明白了一些。先生凭着自己治学积累的特长，触悟到历史学与社会学的结合，社会历史学的本土化，必须通过制度史入手，方能曲径通幽。先生自我的表述，有下面两层意思：（一）《文献通考序》把史事分为理乱兴衰和典章经制两大类。前者是政治上随时发生的事情，今日无从预知明日；后者则关于国势盛衰、民生大计的内容最多，是预定一种办法，以控制未来，非有意加以改变，不会改变。前者可称为动的历史（“社会动力学”），后者可称为静的历史，当然这是仅就形式而言，不可泥执（“社会静力学”）。　（二）进言之，历史上的一切现象，都可包含在这一动一静的交叉变化之中（实际上，动与静也是相对的，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这一点，先生的阐述还不够清晰）。先生说“理乱兴衰”，就是古人所说的求治法之善与不善，精力不可谓不多。不可继行的制度不变，治平之世不可得。然当政者对制度的保守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惰性，常转为抗阻革新之弊；只有制度的革新，才能治丝理纷、排难堵乱，开出历史新局面。而入至近世，情境又变，青年经历未深、阅读不广，民之情伪未知，嚣嚣然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为，举武辄踬，戊戌变法以来，屡变而终不得其当，实由是也。先生把会通这两方面的情况看得极重，明乎于此，研治历史则探骊而得珠，教授史学之意义亦由此而达彼岸。　

吕先生还从另一角度申述这种历史认识方法的意义。过去的人总说“史也者，记事者也”，史事仅止于叙事而已。但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实在记不胜记，不能尽记，也不必尽记。深求其故，必从社会制度上着眼，方见得深，看得透。例如以往专重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却不知道这些特殊的人物和事件总在发生一定的制度环境之中，是那时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的结果。制度总在不停地“潜运默移”，重大事件看起来像“山崩”那样激烈，却是由社会的长期“风化”积累而成的，由此而造成所谓“世运”的转移，划分出中国历史内在各个时段的变迁。过去因为没有“社会”这个概念，遇到时局艰难，囿于所谓历史的经验，便误以为只要古代的某某出来，只要用过去的某某方法，就能解决问题。若知道社会是动态的，变动而不居，历史便是维新的佐证，而不会再是守旧的护符。“深求其故”，还要讲清历史各个方面相互发生的因果关系。社会是整体的，任何现象必与其它的现象有关系。这因果关系看似复杂，但其中必有影响力大小的不同，有时此重彼轻，有时彼重此轻，但以物质为基础，经济发展的力量总是历史变化的原动力。有这样的历史认识，就可以改变许多陈旧的认识习惯。例如中国的旧史学一向以政治为核心，习久了就误以为政治才是社会的原动力，国家的治乱兴亡全由于政府中几个人措置的得失。时局不行，换些人就可以了。真知道历史的人，便懂得改善制度比人治更重要，制度变迁的后面，又是由经济变迁慢慢推动的。

在这样一种识史方法观照下，开出会通历史的新境界是自然之理。阅读吕著通史，有许多具体历史情节，后之史家研治专深，更赖史料新的开发，呈现得更为细密可靠（最出色者当如严耕望的地方行政制度研究，从弘通处着眼，精密则称雄一世），但先生许多精彩通观评论，直击要害，能传达出常人轻易看不出的历史意韵，让读者享受知性旅行的愉悦，得益的不仅仅是历史知识的丰富，更是增进了对社会状态和社会变革的认识。我想，先生的作史愿望原就是如此。

先说“人民为历史的主人”。这是社会前进的方向，也是新时代治史者应有的宏旨大义。先生始终追求现代“大同”社会的实现，欣赏有理想激情的人，但通过历史的考察所得的结论，认为通达和理性更是现代人必备的品质素养。他从中国历史梳理所得的社会进步，认为必基于社会组织的改变，基于公众参与度之扩大。简约概括为：（一）事权自少数人渐移至于多数，此自有史以来其势即如此。自今而后，事权或将自小多数更移于大多数，移于公众性的社会组织。（二）交通范围日扩，密接愈甚，终必至与世界合流，此观于中国昔者之一统可知。世界大同，其期尚远，其所由之路，亦不必与昔同，其必自分而趋合，则可断言也。（三）公众的受教育程度渐高，公众参与的范围就越广，专擅之少数人秘密政治也愈来愈难得逞，“天下”必为天下人的天下。真正的民主，植根于真正的教育。政治的解放，必先之以教育的解放。　这里我们看到吕先生富有特色的治史方向，关注历史上的社会风气、制度变迁，是为了现在和未来社会的进步，也饱含着他对“大同世界”的美好憧憬。

《中国民族史两种》，吕思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这种通观的认识，落实到中国历史发展脉格的梳理，先生持有异于常人的见解，不少独到之处。先生认为周以前为上古史，这一时期是我中华民族从极浅演之群，由部族、邦国逐渐演进为一个大国的过渡时代。夏商周三代，好似一个“国际社会”，有大大小小的许多“封建”邦国。其中握一国之主权者称“君”，而能驾驭列国之上的强国，称“天下共主”。秦以后进入统一时代，既不再封邦建国，用人亦不拘贵族阶级，封建势力好像是解决了，实则新问题又起来。封建古制的“反动”，是不可免的。不仅表现在思想文化乃至王莽改制的复古，更深刻的是，“封建势力”仍以各种变相在延续。从边远至内地，各种区域内各有恶劣的“封建”势力，事实上即等于上古时代的各个小国，其中有州郡割据，有豪强霸横，有文化较低民族建立的政权，甚至宗室外戚的专权，地方官的“自行其是”，都未尝不是“封建”遗逆的表现？因此长期来政治上的扰乱，内乱外患，甚至部分时期的大分裂，莫不是这些势力轮流反复在起作用。封建势力的根源，实在于土地上的剥削，而消除封建势力要靠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疆域广大，交通险阻，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多在交通大道一线，难以向腹地深处发展。所以中国政府的统一性、积极性，说起来实极可怜。这只要看中国历代，行放任政策尚可以苟安于一时，行干涉政策即不旋踵而召乱。言治皆轻法治而重人治，地方唯有派一能员就此地方定出相当的方策，才有一定的成效。故秦汉以后，代表国家主权者所当严加监督者乃在官僚，治官之官日益，治民之官日减，治民者但求无过。　我们看，这样地观察中国历史，自较许多拘泥于书本或外国理论概念的，更注意到社会组织方面特有的弱点和弊病，政治内在变迁的“中国”特色。

此就历史长时段之形势而言。落实到短时段，事件的历史，眼光一样的锐利。兹举一例。先生的历史分期颇多独特，独特之一，即先生反复申论“王莽改制”为中国历史的又一转捩点。先生在各本通史中叙述此事，可简约归纳如下：远古社会始于公产，自公产之制破坏后，人心始觉不安。授田之制既坏，然而有官税、私租之分，遂至汉代起有兼并之害，后世有加派之弊（税外加费）。实则公社、封建的社会组织既已逐渐坠坏，古制本无所依托，然先秦以来言改革者总觉应返古法，分为两大派，一主平均地权（儒家重行井田之说），一主节制资本（法家打击豪强富商）。至王莽乃将两说合而为一，其决心加以贯彻，魄力可谓极大。改革不但没有得预期的结果，反而闹出滔天大祸。这失败决非王莽一个人的失败。王莽的行政手段拙劣，但这只是枝节。即使手段很高强，亦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因为社会环境已经变化，社会组织没有大的改变，根本上是铸定要失败的。这是先秦以来言“公产”改革者共同的失败。汉代的多数人对社会现状都觉得痛心疾首，汉以后则主张姑息保守成了大多数，以为“天下大器”不可轻动，“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天下安”。所以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变，思想学术方面相应的变化，即是彻底改变社会的组织业已无人敢提，解决人生的问题遂转而求之于个人，于是后来有玄学、佛学、理学的迭相兴起，直至明末清初才有学术启明星的出现，对政治制度的痼疾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根本作深刻的反省。　我们看众多通史教材，直至当下，多数也还是纽结在王莽改制是耽于空想、还是虚伪作假的个人品质之辨上，未曾从政治变迁的大关节上着眼，就见得吕先生确是极少数能达至疏通知远高度的史学大师。

王安石

再举王安石变法一例。先生论熙宁变法，认为王安石的新法，范围既广，流弊自然不能没有。例如青苗，以多散为功，遂不免于抑配(强迫摊派)。抑配之后，有不能偿还的，又不免于追呼，甚至勒令邻保均赔。保甲则教阅徒有其名，而教阅的人，反因此而索诈。在当时，既要大改革，不能不凭借政治之力；而在旧时官僚政治机构之下，借行政力量来实行改革，自然免不了弊窦百出。既处于不能不改革之势，照理应大家平心静气，求其是而去其弊。而宋朝人的风气，喜持苛论，又好为名高。又因谏官权重，朋党之风，由来已久。至此，新法遂因党争而宣告流产。比较新旧两党，新党所长在看透社会之有病而当改革，且有改革的方案，而其所短，徒见改革之利，不措意因改革所生之弊。旧党攻击因改革所生之弊是矣，然只是对人攻击，自己绝无正面的的主张。最无道理的是，当时的政治没有问题，不需要改革么？明知其不好，怎能听其自然？面对这个问题，我想旧党就无话可说了。由历史上改革的失败，先生预言：“将来总要有大的改革出来”。读到这里，先生精细阅读各种史料，感觉敏锐犀利，穿透古今的力度就显示出来了。先生说“探原过去以证现在及将来”的会通意境，由此倍感亲切，可以心领神会了。

《中国历史通论》，王家范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本文选自王家范著《中国历史通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标题为编者所拟，原题为“吕思勉：‘新史学’向社会史的会通实践”，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