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吕思勉”这个名字，不少聚珍书友可能熟知：因其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而先生一生还有更多精彩与成就我们不曾了解，本期聚珍君邀大家共同赏阅先生的学问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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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读群书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中国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出生于书香世家，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
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51年院系合并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生教授。史学代表作品：《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为代表的四部断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等。 吕思勉家学渊远，青少年时期遍读群书。23岁后方专治于史学。在元史专家屠寄（字敬山）的影响下，先生始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问题研究，并于二十三岁青年之际，首次读遍了二十四史，甚至有传闻说先生一生共读过3遍“二十四史”。
1910年，屠宽的父亲屠敬山在南通主持张誉创办的南通国文专修馆，培养办理公文的人才，邀请他去帮忙。他便到南通任教授。
1912年，又接受杨秉锉先生的延聘，在上海商学公会办的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堂教应用文字，并教商业地理、商业经济。因无教科书，他就边参阅日文书，边讲授。
1914年7月由沈颐介绍进中华书局当编辑，因在书局专事编辑教科书、参考书的工作，感到乏味，很想远游。1918年秋，先生的表姊夫杨成能介绍他去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于是辞去了中华书局的务。
20年代初，先生积十余年教学的经验和研究成果，写就《白话本国史》。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对这部通史作了高度评价，说“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可以说，《白话本国史》的出版奠定了先生在史学界和学术界的地位。
1923年，应校长王饮鹤聘，赴江苏第一师范学校执教。在该校期间，他先后写成有关文字的著作四种。此外还编写了文学史讲义、群经概论、国文讲义等。
进入光华大学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其中圣约翰大学暨附属中学的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的工人，举行罢课，并在校内下半旗致哀，美籍校长卜芳济竟然蛮横无理地将国旗拉下，踩在地上。于是学生553人，教员19人愤而离校，并谋创办光华大学。张寿铺先生任校长，知名学者如钱基博、胡适、徐志摩、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廖茂如等，激于爱国热忱，纷纷来光华执教。
光华大学开学典礼
当时先生已在沪江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字学等课程。但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应光华国文系主任童伯章的邀请，赴光华任教，实实在在地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
他进光华后，初任国文系教授，后历史系设立，即延为主任。每周上课十多个课时，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先秦学术概论、宋明理学、经子解题、史籍研究法及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的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的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讲课富有魅力，很多受业的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用浅近的文言文，以刚劲挺拔的书法，写上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引经据典，脱口而出。
在光华期间，先生将大部分时间放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上，出版的历史著作有十余种，史学论文、札记数以百计。重要的有：《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民族史》《先秦学术概论》《理学纲要》《吕思勉读史札记》（汇编了《燕石札记》《燕石续札》未曾发表过的读史札记共526篇）。
一片冰心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29日常州沦陷。当时他对女儿吕翼仁说：“我已年过半百，大半辈子过去了，决不向日本人低头！” 先生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40年9月18日在上海孤岛上完成的《吕著中国通史》，是为适应大学文科学习通史的需要而编写的一部特殊体例的著作，此书开卷就说明宗旨：“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在书中启示读者，对中国的前途应充满信心。通过对经济制度和社会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以及中国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趋势。
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公共租界，孤岛沦陷，各大学次第停办，光华大学沪校也暂时停办。光华大学的十五位同学得知先生和另一位教授回乡的消息，于当年除夕晚上相聚在十六铺一家酒楼，为这两位深受同学尊敬的师长践行。席间，相互勉励，坚守节操，共赴国难；席后，合影留念，先生在照片右上角写上了“一片冰心”四个掷地有声的大字。
前排左二为吕思勉先生
1942年，日本侵略军为了控制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堆备发放“良民证”，并让每个领证人都要捺手印，他无比愤慨，决定不做这等有辱国格人格的事。此时，常州乡间游击区正在筹办中学。于是，他到常州南乡湖塘桥青云中学高中部和坂上镇大刘寺辅华中学执教，其时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先生疲惫不堪，大病了一场。一年后，便辞去两校教职，回常州专事撰述《两晋南北朝史》，藉稿费度日。他虽然生活清苦，但是立身持正，志节凛然。在常州期间，城门口的日本兵虽撤，不必再行鞠躬礼，但有的地方仍有日本兵的岗哨，行人经过时还要脱帽，他“遂不帽，誓言吾必光复乃戴帽。”
1945年日本侵略军投降后，光华大学复校，翌年先生特在上海买了一顶六合帽戴上，扬眉吐气，昂然归故里。
蜡炬成灰泪始干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先生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工作，先后担任过光华大学工会主席，江苏省政协委员。同时，他还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回顾总结，不断地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前进。1954年6月撰成的《中国史籍读法》，是他治史五十年后留下的最后一部历史著作，书中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观鉴社会变迁，“因以发明其发展之由，推测其前进方向”。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先生疾病缠绵四年之久，仍抱病著作，病逝前两年尚撰《燕石续札》，校《隋唐五代史》，修订《文字学四种》，还给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校阅讲义，代孟宪承校长考查有关研究中国教育史的资料。直至1957年9月27日才将增订的《字例略说》之最后一篇《文字之改革》脱稿，10月4日至8日仍在校阅《隋唐五代史》，10月9日晚上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遗憾的是先生用力十年之久的最后一部巨著，未能看到它的出版，就悄悄地走了，先生可谓尽瘁于学术矣。
吕先生的著作融会古今，博大精深。为了适应史学家深入开展研究的需要，其全部著作已汇编成总集《吕思勉史学论著》，陆续出版，其著作在海外亦广泛流传，有着深远的影响。
学术思想与成就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上海师范大学的萧功秦先生在提到吕思勉先生时，曾说先生可以算是在中国现代史学界创造了三个“中国之最”，即治学最勤、著述最富、研究领域最广。说他治学最勤是因为他一生中把二十四史从头到末读过二至三遍；说他著述最富，是因为他的全部著作合计达九百万字；说他研究领域涉及面最广，是因为他的著作从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中国制度史、政治思想史、文化史、民族史、经学史到中国通史几乎无所不及，而且在每一方面，都有独特的见解。
喜新而不厌旧，崇洋而不唯外
以考据见长的吕思勉十分重视史学方法论，在史学方法的创立上，吕思勉可谓喜新而不厌旧，重洋而不唯外，既立足于旧式传统教育，又不拘泥于传统——“历史永远在重做之中”是其史学方法论的亮点。
动静结合，自成体系
吕思勉认为马端林《文献通考序》所概括的两端最能代表史家的意见，即“治乱兴亡”和“典章制度”，前者实为政治史，后者则包括广义文化史的内容。吕思勉在《白话本国史绪论》里首次论及这对概念，称前者为“动的史实”，后者为“静的史实”；并认为，不仅一切历史现象都包括在这两者中，历代史籍也都以二者为记载中心。
“风化”与“山崩”
在纪念吕思勉先生逝世40周年研讨会上，复旦大学的周振鹤和上海大学的李向平均提出了“风化”和“山崩”这一概念。其中，周振鹤在《吕思勉先生整理旧史籍的意义》一文中提到，吕思勉在他的本国史里主张，历史应该重视对普通人与普通事的研究，因为这是“风化”，而不应该把注意力只放在特殊人物和特殊事件上，因为这只是“山崩”，山崩的出现有时往往是风化的结果。也就是说，先生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敏锐地感觉到：历史的动力并不在帝王将相，而在一般的百姓身上。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史学界可以说是相当超前的，为我们搞清历史的真正动力指明了方向。
本文原载于2018.04.22 《乌兰察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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