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廷龍先生一生中有兩次重大的選擇：一次是在燕京大學畢業時，一次是在北平淪陷之後。20世紀30年代初，顧廷龍風華正茂，年富力強，洪業時任燕京大學圖書館館長，聘請他為圖書館採購古籍；30年代末，顧廷龍在燕京大學圖書館已嶄露頭角，葉景葵、張元濟力邀他南下襄助創辦合眾圖書館。在選擇的關口均有貴人提攜，然而並非強人所難，兩次顧廷龍都欣然應命，看似是別人選擇了顧廷龍，其實是顧廷龍選擇了別人。在現實生活中，有些人樂於接收命運的饋贈，從不主動追求什麼，有些人則直面生活，勇於追求，顧廷龍顯然屬於後者。遇到志同道合的人，如果無緣相識，他會創造機會，主動結交，與胡道靜的交往即循此法。1929年春，顧廷龍以優異成績入上海持志大學國學系畢業班插讀，在校刊上看到胡道靜《版匡釋名》一文，視為空谷足音，不待其他機會，當即詢問胡的住址，登門造訪，從此二人訂交終生。交遊如此，求職自不例外。臨近畢業，當時的文學院院長周學章推薦顧廷龍到武漢一所教會學校任教，顧以不善講述且普通話講不好為由推卻，郭紹虞則希望他留在系裡，他也沒有答應，而一旦洪業發出邀請，他不假思索，欣然應承。可見在年輕的顧廷龍的眼裡，教書與讀書不可得兼，而在圖書館任職，日日與古書親近，才符合自己的志趣，讀書即是工作，工作即是讀書。如果說在燕京大學圖書館時，顧廷龍還沒有畢生致力於圖書館事業的志願的話，那麼當他在上海私立合眾圖書館走馬上任，一步步向自己一生事業的制高點邁進時，他一定意識到了自己理想和志趣在圖書館事業上的凝結。1937年日軍侵華，北平淪陷，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紛紛南遷，燕京大學代理校長陸志韋堅持在淪陷區辦學，憑藉教會學校的招牌，暫時保證了自由教學的環境。儘管如此，燕京大學仍不時受到日軍騷擾，南北交通斷絕致使許多同學不能正常返校，昔日的摯友一個個離開了北平，顧廷龍在北平的工作和生活面臨窘境，在葉景葵致信詢問近況時，顧廷龍舉實奉告，在信中一吐抑鬱之情，並透露出南歸之意。揆其原因有三：一是當時北平為日軍佔領，凡是有氣節的中華兒女，無不心懷憤憤，並且四顧「滿目瘡痍」、「朋輩星散」，南歸雖無補於國家，但就個人來說，卻能得以與親友團聚；二是從事圖書館的採購工作，似乎可以多讀書，但殊不知一書經手，有時連序跋也來不及讀，走馬觀花，雖多無益；三是俗務紛紜，不能專心，深恐修名不立。與葉景葵、張元濟二老共謀偉業，正可以解決這幾個困擾，所以樂於辭京抵滬。通觀顧廷龍的一生，面臨抉擇無不積極主動，在選擇到圖書館工作這一生的事業時尤其如此。顧廷龍選擇了圖書館事業，也可以說是圖書館事業選擇了顧廷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