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蘧常先生离开我们已二十余年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我1943年至1946 年在无锡国专沪校学习，亲受先生教诲。毕业后又多次到先生寓所拜谒，在先生亲切的话语中受益良多。他是我一生中最尊敬的老师之一。
我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 年被派往上海搞党的城市秘密工作。组织上要求我进入大学，以学生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经过调查研究，了解无锡国专沪校比较理想，校长唐文治、教务长王蘧常两位先生都是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具有坚定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1943 年暑假，我终于考进这所学校，感到无比高兴和荣幸。
众所周知，为了抗日，当年唐校长不顾年老体弱，亲率师生向大后方迁移，辗转到达广西桂林。终因水土不服，只能转道香港返沪，于是在孤岛上海创办国专沪校，聘王蘧常先生任教务长，主持全面工作。当时，王先生实在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但他不怕困难，挺身而出，下决心在唐老夫子的指导下一定要办好国专沪校。当时无锡国专沪校就是凭着唐、王两位先生的崇高声望，赢得社会的支持。学校聘请到许多知名学者来校任教，使学生学业大有长进。但是，当时遇到的困难很多，最突出的是政治环境十分险恶。1941 年太平洋战争开始，日寇占领租界，敌伪滥施淫威，威胁利诱，要学校向他们屈服。这就需要有理有节地与之周旋。另外，当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给学校经济收支造成极大困难。王先生1940 年坚不出任汪伪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长之后，为保持民族民节，毅然离开伪交通大学中文科教授工作岗位，时称“反伪离校六教授”，影响很大。为此，王先生收到了汪伪特务装着子弹的恐吓信。这一去职，王先生不仅要承受因无经济收入全家生活上的艰难困苦，更要承担政治上的巨大风险。对此，先生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为了民族大义，他早已把个人生命置之度外。在如此艰难的时刻，王先生为了学校不向敌伪当局登记而暂时改名为国学专修馆。抗战胜利后，桂校复员，迁返无锡复校，王先生受唐老夫子重托，全面负责这项工作，顺利完成了复校的光荣任务。在工作进程中，王先生殚智竭虑，不辱师命，表现出高度的事业责任心，为恢复无锡国专的正常教学秩序作出了卓越贡献，之后，随着内战的扩大，社会经济面临崩溃，政府少量的补助，难以维持学校的正常开支。对于经费拮据，王先生则八方奔走，向同情国专的社会热心人士募捐。他还曾向上海80 余位书画家征集作品，展览义卖，获得成功。不仅在经济上有所收益，而且扩大了学校的社会影响。“义卖”之举，正反映了当时“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的一个重要侧面。
王先生是我国当代的著名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他博学多识，能诗善文，长于对联，著作宏富；又是书法大家，海内外所称之“大王小王”，大王即王羲之，小王为王蘧常，因而王先生被尊之为当代王羲之。他言谈从容，言简意赅，有时又非常诙谐幽默，且饶有情趣。王先生讲课不事空论，讲究实学，身体力行，继承和发扬国专的教学传统。如讲授“先秦诸子”，每讲一家，先选列这家著述原文，而后旁征博引了汉以来名家的注释论析，再表达己见，其要点在于确切理解原文。他曾说，要研究一家学说，如果对其著作不甚了了，理解不深，那还谈得上什么研究呢？我们在听他讲授《诸子学派要诠》时，感到只有坚持反复阅读原著，认真听课，自会融会贯通，豁然开朗，学有所得，有渐入佳境之感受。解放以后，组织也一再强调要我们学马列原著，这同王先生当年教导我们学习诸子学派的方法完全一样，在实际学习中得到启发很大。
回首往昔，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不仅受到王老师传道授业的教诲和他崇高人格力量的熏陶感化，使我终身受用；更使我想起在地下革命工作时期，每当我遇到敌人追捕，情况危急之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到王先生寓所隐蔽，然后转移脱险。每一次我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总是受到先生和师母的热情接待，亲切关怀，给予我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不仅是帮助一个学生摆脱追捕困境，更是先生师母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同情和支持。此情此恩，我是终生不忘的。
今天在纪念王蘧常先生诞辰一百十周年之际，我只有更好地学习他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学习终身，保持晚节，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