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地理系 回归地理学
徐天芬
1942年，当我在中央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二年级读书时，就认识了王文瀚、周淑贞老师。周老师教的地理课内容丰富，深深地吸引了我。这是我与地理学的初缘。五年后，我以优异成绩直升中央大学。最后，我选择了王文瀚、周淑贞老师毕业的地理系。从此，我和地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名师荟萃的中央大学地理系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地学基础。1951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刚建立的华东师范大学，加入创建地理系的队伍。地理系的五位初建者中就有王文瀚老师，我们从师生变成了同事，在教学中我担任了王文瀚老师的助教。1953年，我有幸被选为华东师大首批出国留学生，由此开启了我从事综合自然地理教学和科研的学术生涯。1972年2月我被调到新组建的校自然辩证法研究机构，从事自然观中的天体演化学研究。虽然离开了地理系，但是与地理学的不解之缘驱使我发挥哲学理论的优势，立足新的高点，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涉足人地关系的理论研究，为复兴我国人文地理学作贡献。退休后，年届八旬时，我参加了资环学院老教授协会的活动。每当我和地理系的老同事、老朋友相聚时，就有一种“回娘家”的亲切感。
—、华东师大地理系的初建
1951年，华东师大初创时，其他系都有并校前的基础，唯独地理系白手起家，只有五位教师，其中三位授课教师是：苗迪青(地质学)、王文瀚(气象气候学)和褚绍唐(地图学)，两位助教是：叶学齐(浙江大学地理学刚毕业)和我。最初的“设备”是一间办公室、几张桌子和几把椅子，用“家徒四壁”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1952年华东师大地理系部分师生合影
前排自左至右：徐天芬 王中远 周泽松 朱季文；
后排自左至右：叶学齐 唐蟾珠 王文翰 陈杏芬 苗迪青 吴泗璋 项立嵩
我们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开始艰苦的创业历程 1951年10月华东师大招收第—届大学生。地理系招了十九名，其中包括项立嵩(提前毕业留系当干部)。学生进校后，对三位授课老师都比较满意。苗迪青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攻读地质学，解放前长期在大学任教，有教学经验：王文瀚先生语言生动，教学效果好：褚绍唐先生的地图课内容丰富(以他翻译的剑桥大学地理学教授斯特尔斯所著《地图学投影法》为蓝本、又能在黑板上徒手绘出各国地图，所以很受同学们欢迎。但是，只能开出三门课毕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校、系多方招聘授课教师，终于先后聘请到了吴泗璋(地球概论)、刘象天（中国自然地理)、钱今昔(外国经济地理)等多位教师。助教还是只有我和叶学齐二人，需要辅导多门课程。当时我是代系主任苗迪青的助理，苗先生住在校外，不能常在校，所以全系的行政和教学管理等事务常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曾调侃自己：既是勤杂工又是系主任，还是“万能”助教。华东师大地理系初建时的艰辛可见一斑。
可喜的是，1952年迎来了全国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地理系尤为幸运，因为全国屈指可数、实力雄厚的浙江大学地理系将充实我系。校方非常重视这件大事，把我临时调到校人事部门，帮他们搞好此项工作。后来，我和校人事部门的领导一同前往上海火车站迎接以系主任李春芬教授为首的浙大地理系老师们，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让我至今难忘。为了扩大办公和教学用房，校方拨给我系一套独立的平房，坐落在办公楼和老图书馆之间，它称得上是新地理系奠基的象征。
李春芬接任华东师大地理系主任后，凭借他的学术地位和人格魅力，除严钦尚和陈吉余先生外，又先后聘请到了一批地理学界著名的学者、教授，他们是胡焕庸、周淑贞、严重敏、金祖孟，程璐等。这些名师很快就成为地理系的栋梁和学科带头人。与此同时，又迎来了毕业于北京师大、东北师大、西南师大等校地理系的多名优秀年轻人才，进一步充实师资队伍。在短短几年中，我校地理系迅速发展壮大，在全国地理学界声誉鹊起。
1956年地理馆正式建成。它地处校园中轴线上，居理科五馆的中央位置。堪称华东师大的标志性建筑。从此，地理系有了名符其实的家。
二、开创综合自然地理为农业服务之途
1953年暑期后，华东师大选定5名首批留学苏联人员，我是其中之一。当时，李春芬先生高瞻远瞩从我系学科发展需要出发，鼓励我学习综合自然地理学，这正是苏联地理学领域的强项。我欣然接受。1954年10月我进入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今圣彼得堡大学）地理系，师从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地植物学家和自然地理学家索恰瓦教授，攻读副博士学位。留苏期间，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先后多次参加野外考察活动，其中包括跟随著名景观学家伊萨琴科教授，从黑海东岸索契地区的湿润亚热带景观，一直考察到高加索山区的冰川景观。最后还参加了中苏黑龙江流域综合考察工作，并据此撰写了我的学位论文。宝贵的留学经历，锤炼了我从事综合自然地理教学、科研的功底。
留学归来担任自然地理教研室主任后，我便积极组织人力投入这方面的工作。我和潘明友、郭蓄民首先开设了自然地理基本问题和景观学等综合自然地理学方面的课程，引入道库恰耶夫、贝尔格、索恰瓦、伊萨钦科等苏联学者的学术观点和理论体系。综合自然地理学的理论课受到学生们的一致欢迎，普遍反映扩大了地学视野。此后，综合自然地理学被列入地理系学生的必修课。同时，我逐渐认识到综合自然地理学也应该从理论到实践，如开展综合自然区划工作就是综合自然地理学联系实际的重要手段。
1962年机遇来临。这一年江苏省农业区划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所长周立三任副主任委员。农业区划需要以综合自然区划为基础，所以周所长就与我校地理系李春芬主任商定，由我系自然地理教研室和南京地理所自然地理研究室共同承担江苏综合自然区划的任务。为此，正式成立江苏省综合自然区划工作组，最初由7人(上海4人，南京3人)组成，我任组长。
在野外调查前，我们作了充分的室内准备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确定区划原则。首先，综合自然地理区划以地域分异规律为理论基础，所以地带性与非地带性相结合的原则无疑是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基本原则。其次，在不同等级的自然综合体中起主导作用的自然因素不同，按主导因素划分区域是综合自然区划的重要原则——主导因素原则。再者，每个自然综合体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所以发生学原则即根据发生上的一致性划分区域是综合自然区划的重要原则。除上述以学科角度确定的区划原则外，我们认为，为农业服务的综合自然区划必须增加联系农业生产的原则。在实地调查中要注意农业生产因自然条件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性，把对农作物有重要影响的积温作为划分区域的重要指标，并重视灾害性天气、土壤盐渍化危害农业生产程度的分析，最后要对各级自然区域作出农业评价。
1963年，我们正式启动野外实地考察，足迹遍及江苏省南北各地，收集了大量资料，全面掌握了全省各地气候、地貌、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条件，以及各自然地理要素相互影响的综合特点，并在调查农业生产现状的前提下初步分析农业发展的前景。最后，我和蒋长瑜、南京地理所的董雅雯和陈家其4人完成了江苏省综合自然区划的总结报告，为江苏省农业区划提供了必要的依据。
此项工作开创了综合自然地理学为农业服务的途径，也推动了该学科教学和理论的发展。工作结束后，我撰写了论文“试论综合自然地理区划的原则及其贯彻的方法——以江苏省为例”，发表在华东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64年第2期。系主任李春芬教授自始至终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工作，审阅总结报告，进行理论指导。他也曾发表论文《以江苏省为例探讨平原省区自然区划中的几个问题》，着重论述区划中有关等级单位系统、低级区域单位的界线标志以及人类经济活动对区划的重要意义等问题。这对我们的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为复兴我国人文地理学作贡献
20世纪50年代，我国地理学深受苏联地理学二元论的影响，也出现自然与经济分离的“纯自然”与“纯经济”的倾向，并以经济地理学取代人文地理学、使人文地理学其他分支的发展受阻。这一状况在我国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李旭旦教授的大力倡导下，我国人文地理学才开始复兴。深深的地理学情结促使我也迈上了这条复兴之路。当时李旭旦教授特别强调研究人地关系理论的重要性，这对我是莫大的启发。我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于已经拥有开展综合自然区划为农业服务的经历，又掌握了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思维方法，这为我研究人地关系论提供了有利条件，我决心从这方面努力，积极参与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复兴。
1981年10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自然辩证法学术年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规格高、规模大的盛会。开幕式上宣读了科学院院长卢嘉锡、科协副主任茅以升等多位领导人的贺信，李昌副总理到会讲话，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都作厂重要讲话。最后，大会选举于光远为研究会理事长，周培源、卢嘉锡、李昌、钱三强、钱学森等为副理事长。大会收到论文670多篇，评选出208篇作为大会交流论文。最后选出30篇汇编成《自然辩证法论文集》，1983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第17期“自然辩证法学报”上对论文集作了报道，并选出15篇论文做了重点介绍。
我应邀参加了这次大会，交流论文《论人地关系的辩证法》被选入《自然辩证法论文集》，并在自然辩证法学报上作了介绍：“论文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性”。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胡焕庸教授也对论文有很高的评价，认为“该文是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起到了总结过去、开创未来的作用”。
论文“几种人地观的评述”发表于《自然信息》杂志1982年第2期。文中我第一次提出“人地观”概念。简单地说，人地观就是对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关系的总看法。文章的基本观点得到李旭旦教授的赞赏，他鼓励我继续研究下去。1983年6月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成立，李旭旦任主任委员；10月李旭旦主任推荐，我被聘为该专业委员会委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1年发起的“人与生物圈计划”旨在预测人类活动引起的生物圈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人类自身的影响，并研究如何保护生物圈，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其实就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是人地关系的研究内容。1983年6月在全国首届地学辩证法学术讨论会上，我递交的论文《从生物圈到智慧圈》就是试图从人与生物圈关系角度探讨人地关系问题。文章首先阐述生物圈、人类圈、技术圈和智慧圈的发生发展，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然后指出技术圈破坏生物圈的现状和原因；最后，讨论了完善智慧圈以改进技术圈从而拯救生物圈的问题。文章发表于中国生态学会主办的《生态学杂志》1984年第2期。
全国高等师范院校自然辩证法教学讨论会1980—1986年期间每两年召开一次。在这4次会议上我都以领导小组成员的身份呼吁与会者，在自然辩证法自然观的教学中，给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以足够的课时，并介绍我们研究室这方面的教学经验。此后，在我们制定的教学大纲和编写的自然辩证法硕士生教材(《自然辩证法总论》，曾近义、徐天芬、解恩泽、柳树滋主编，1990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容均占一定的篇幅。
1983年12月在全国首届自然观学术讨论会上，我讲了应该重建人与自然是有机统一体现念的问题。我认为，在“人定胜天”思想指导下，人们违反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的结果，是一次次遭到自然界的无情惩罚。所以，只有重新建立起人与自然是有机统一体的观念，人类才不会以主人自居奴役自然，人类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文章以《人与自然是有机统一体》为题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3期，当年新华月刊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杂志都刊登了论文摘要，同时文章还被收入广州暨南大学《自然辩证法论文集》。
《人地观的历史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人地观初探》是我的—篇总结性论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文章首先剖析历史上各种不同的人地观及其所起的作用，如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法国地理学家维达尔·白兰士和白吕纳的人地相关论、俄国学者革命家普列汉诺夫关于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观点等等。文章指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分析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认识到人地关系是一种动态、对立统一的和互为因果的关系，才能建立正确的人地观。文章正是从这三方面展开了马克思主义人地观的探讨。
我国国民经济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把人文地理学作为需要重点发展的学科之一。为此，1984年暑假期间教育部和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在北京联合举办了首届人文地理研讨班，我校地理系1984-1985年也办了人文地理助教研修班。我应聘在这两个班讲授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探讨人地观的发展。向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教师、人文地理教学和科研的接班人传授人文地理学理论是我的责任。学员们对我的讲授普遍反映“内容丰富，深受教益”。最后，北京人文地理研讨班的讲稿列入李旭旦教授主编的《人文地理论丛》，198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发表论文、宣讲观点、培养接班人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人文地理学复兴时期所做的三项工作。光阴荏苒，匆匆己过去30年，如今我国人文地理学已蓬勃发展。在地理学界缅怀我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李旭旦教授为复兴我国人文地理学做出卓越贡献时，我也感到十分荣幸，因为李旭旦教授曾经是中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南京大学)地理系系主任，是我的老师，在我国人文地理学复兴时期我是他的追随者。正如我是华东师大地理系的始建者之一一样，我也是为我国人文地理学最初的复兴贡献力量的研究者之一。我曾在回顾往昔岁月时说过：“为后人创业，不求立丰碑，只盼理想早实现”。今天，我己从创业看到了理想的实现，感到十分欣慰。
*本文作者：徐天芬，华东师范大学地学部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