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贾鹏涛整理 |《杨宽学术随笔》

贾鹏涛

本书为杨宽先生一生未整理零散学术随笔类文章的选编，内容主要包括吕思勉著作的出版说明、博物馆学、小品文及其它，所选文章均为首次整理出版。

1932年，杨宽先生在上海私立光华大学跟随吕思勉先生学习，自此以后，就与吕先生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1957年，吕先生去世后，杨宽先生与吕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女士积极奔走于吕先生遗著的整理出版工作。从1957年到1984年杨宽先生赴美前，杨宽先生为吕先生的多部著作撰写了出版说明。诚如《吕思勉先生全集》整理者张耕华先生所言：“20世纪80年代的部分先生遗著遗稿的整理出版，杨宽先生出力最多，各书的出版前言,均由杨先生执笔撰写。”

1936年，上海私立光华大学毕业后，杨宽先生与上海博物馆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参与筹建上海博物馆，并长期担任上海博物馆的馆长，为上海博物馆的筹建、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身处其中，杨宽先生对于当时博物馆事业发展中出现的经费不足、场馆局促、偷运文物等问题，有着深刻的观察和反思。时至今日，中国博物馆事业已有了长足的发展。

1939年，杨宽先生曾协助黄素封出版《知识与趣味》，他撰写了许多知识性的小品文，这些小品文笔清雅，通俗易懂，可作为国民的通识教育类文章来阅读。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派员在接收日军和汉奸财产的过程中，出现不少“监守自盗”和“隐漏私吞”的情况，杨宽先生在《民国日报·觉悟》上发表不少时政性的小品文，藉此评论时风。杨宽先生部分观点虽然发于半个多世纪前，但所言问题，放在今天来看，亦有不少相似之处。此外，杨宽先生与韩国柳树人有着深厚的友谊，当日本投降以后，即撰写文章，为韩国未来的发展出谋划策。

总之，所收文章，看似短小，实能透视出杨宽先生深刻的社会洞见以及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亦对于系统了解杨宽先生的学术经历和毕生研究成果有着重要的意义。

“杨宽著作集”第二辑中的四本：《杨宽书信集》《杨宽史学讲义六种》《杨宽史学拾遗》《杨宽学术随笔》由我负责整理。《杨宽书信集》已于2019年12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余三种也即将付印。在此之际，不用掩饰，我的心里还是有一丝丝的激动和喜悦。从2014年开始搜集杨宽先生的资料，到现在即将全部出版，也已有6年的时间，其中发生了很多值得回忆的事情。

2009年本科毕业后选择了读研，本科学的是哲学，我选择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张耕华老师的研究生。非常有幸，伴着当年专硕扩招的春风，进入了面试，也蒙张老师不弃，跟随张老师读研。硕士三年，除了以家教谋生外，基本上都在图书馆度过。硕士论文选择了“历史想象”这一课题，也算顺利完成。2012年研究生毕业后，本计划继续跟随张老师读博，但张老师说他要退休了，不准备招博士生了，于是便把我介绍到胡逢祥老师门下，跟随胡老师学习。后来张老师“并没有如愿”，因为2013年朱政惠老师去世后，朱老师的一个博士生胡青松被分派给张老师指导。虽然我不再跟随张老师学习，但一直参加张老师从不间断的周三学生见面会。有一次见面会中，张老师提到杨宽先生，说他是吕思勉先生的学生，学术成果颇丰，值得研究。我开始关注杨宽先生了，并着手收集相关的资料。

2014年，利用师大境外访学的机会，我申请去台湾政治大学访学。幸运的是，政大人文中心热情欢迎我去学习。2014年3月至7月，在台湾访学期间，除了寻找与博士论文相关的文章外，我还去寻找与杨宽先生有关的信息。在王孝廉先生指导的博士生论文里，看到一封杨宽先生给王孝廉先生的信。7月，返回上海后，我尝试着寻觅与王先生联系的线索。

网络是一个好东西，很快发现师大中文系的田兆元老师曾经请王孝廉先生在师大作过讲座，便一封邮件请问田兆元老师如何能联系到王先生。田老师很快回复说，王先生在日本西南大学，并告知我王先生家的电话。有个有趣的事情值得一说，当告知田老师，我正在搜集杨宽先生的相关材料，田老师以为我要以这个题目为博士论文，便建议我不要写这个题目。他认为杨宽虽然有才，但作这个研究有点太浪费时间，博士论文写这个，太没有发展空间，应该作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再说，在师大写复旦，没有这样的逻辑。田老师特别补充到：“这个我的意见，不足为据，不要影响你的选择。”其实，杨宽先生不仅是师大前身光华大学的学生，1932年至1936年曾就读于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而且在1946年1月至1951年1月期间，杨先生还在光华大学兼职代过课，因此，杨先生可谓是实实在在的师大人。

当我得知王先生家的电话时，马上去联系。接电话的是王夫人，电话那头是日本语，我听不懂。我说明了情况，并告诉王夫人我想找王先生。王夫人用中文告诉我，王先生此刻不在日本，他去中国大陆的东北搞田野调查去了，便把王先生在中国大陆的联系电话告诉我。王夫人说话的声音很温柔，给我印象深刻。我又打电话联系王先生，王先生说他现在在东北，但马上回日本，途径上海，到时可以一见。到了约好的时间，我便去南京路的一家酒店赴约。初见王先生，他面容和善，留着长头发，很有“艺术范”，王先生是搞神话学研究的，著有《中国神话世界》《水与水神》《花与花神》《中原民族的神话与信仰》等。他是从古史辨里知道杨先生的，并于上个世纪80年代写信向杨先生请教，但当时杨先生已赴美，辗转联系上了杨先生，此后，二人书信不断。我冒昧提出，能否将这些信件复印一份给我。王先生非常慷慨，说这些书信他早已请台湾东吴大学的鹿忆鹿老师扫描存档，并告知我鹿老师的联系方式。当我联系鹿老师说明情况后，鹿老师很快将这个扫描档传给我，有25封之多。这是我寻得的第一份关于杨先生最重要的材料。王先生是杨先生晚年的一位贵人，因为杨先生在台湾出版的《历史激流：杨宽自传》《西周史》《战国史》《战国史料编年辑证》，都是经王先生介绍，在吴继文先生主持下的出版社出版的。吴先生曾任时报公司总编辑、台湾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著有长篇小说《世纪末少年爱读本》《天河撩乱》等。我曾于2016年6月致函吴先生请教杨先生的一些事情，吴先生回复说：

王孝廉先生是我广岛大学学长，我们都从《古史辨》《战国史》认识杨先生、尊敬杨先生。所以为杨先生做那些事都是理所当然的。

我一九八六年从日本搭鉴真号第一次去上海，未经打探联系即前往复旦想拜望杨先生，到历史系一问才知道他已经去了美国。后来我到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因为孝廉先生居中安排，出版杨先生自传，才真正开始结缘。由于杨先生夫妇都信任我，我们的合作也一直顺利愉快。

杨先生与王孝廉先生、吴继文先生之间的深情厚谊值得在此特别记述。

我将寻觅所得向张耕华老师汇报，张老师给我带来了杨先生致吕翼仁女士的8封书信和杨先生为吕思勉著作所写未刊序言的手稿，并告知我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姜俊俊老师是杨先生的学生，她曾编辑出版过杨先生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我写信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很快姜老师有了回信。我和姜老师相约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姜老师和我谈了他与杨先生交往的一些故事，其中提到，杨先生在去美国前，特别约胡道静，还有她一起吃饭告别。姜老师提供了12封书信。有了这些书信打基础，我便开始了《杨宽先生编年事辑》的工作，随时发现材料随时补充。

2014年，曹旅宁老师的《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在中华书局出版。10月，我邮件请问曹老师，是否有黄先生与杨先生有书信往来或者相关资料，曹老师说没有发现。12月16日，曹老师来信说：“日前开会，遇到中华书局俞国林、李天飞先生，我向他们推荐了您所编辑的《杨宽先生编年事辑》一书，他们很有兴趣，希望将来能在他们那里出版。”这个事情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当时只是在搜集资料，根本没有期许能出版。现在有了能出版的机会，博士论文又早早完成。于是我便不停的跑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复旦大学档案馆、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查资料，上海图书馆和上海档案馆去的次数最多，至于去了多少次已不记得。

曹老师还告诉我，刘影老师曾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过，他编辑出版过杨先生的著作。我一查，刘老师已调到师大传播学院。我写信向刘老师说明情况，刘老师提供了10余封书信复印件。我又通过网络，联系到了杨先生的日本学生高木智见老师，他也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将自己所藏杨先生的信件扫描给我。2018年在师大开会，碰到了李远涛老师，李老师曾经给仓修良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中杨先生的《战国史》写过评介，评介写的全面而深入，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李老师又是杨先生《西周史》的责编，我主动询问相关情况，会后，李老师传来5封书信。

2016年3月，无意间在微博上看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张钰翰老师发布广告，说“杨宽著作集”第一辑即将出版。我留言建议将其它零散文章一并整理出版，并告知我已作了杨先生的著作目录，所编《杨宽先生编年事辑》也已完成。我将著作目录寄给张钰翰老师，于是也就有《杨宽书信集》《杨宽史学拾遗》《杨宽学术随笔》《杨宽史学讲义六种》列入了“杨宽著作集”第二辑的出版计划的。

2016年9月28日，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上海历史学会在上海图书馆举办“杨宽著作集”出版座谈会。会上，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先生表态，支持配合“杨宽著作集”第二集的出版。会后，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黄显功先生向上海人民出版社提供了杨先生的所有手稿复印件，因第二辑大多由我整理，社里便将材料转交于我。

《杨宽书信集》所收书信100余封，是目前所能搜集到的所有杨宽先生往来书信，除了老师们提供的，还有上海图书馆手稿中的，档案中的，孔夫子网上的图片，自己购买的等等。首次印刷出现了一些本该避免的问题，在重印中进行了修改。在此，向读者朋友们致以诚恳的歉意。

《杨宽史学拾遗》《杨宽学术随笔》选收了杨先生未整理的绝大部分零散文章。相对而言，这两本整理起来比较麻烦。因为很多文章都是发表在民国期刊的报纸、杂志上的，尤其是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因为有些报纸印刷质量颇差，识别起来特别困难，让人苦不堪言。有些文章太过模糊，就放弃收入。

《杨宽书信集》

《杨宽史学讲义六种》中的《先秦史讲义》这一信息是复旦大学钱林书老师最先告诉我的。钱老师曾经是杨先生的助手，我打电话请教过，钱老师告诉我杨先生当年曾经编过一本《先秦史讲义》。我偶然在孔夫子网上看到，就买下来。当我就此事问及高智群老师时，高老师是杨先生的学生。高老师说不是杨先生编的，是教研室集体编写的。这搞得我无所适从。庆幸的是，在上图提供的杨先生手稿中，也发现了《先秦史讲义》，并且杨先生有大量的修改。《史学研究法讲义》是由师大历史学系李孝迁老师提供的，他告诉我藏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李老师见多识广，《杨宽学术随笔》中的几篇文章也是李老师提供的。1937年9月至1938年夏，杨先生曾在广东勷勤大学工作过，而这些材料都保存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2018年8月，我去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查阅资料，又发现了《中国古器物学讲义》和《历史教学法纲目讲义》。再加上手稿中的《尚书讲义》、《春秋史讲义》，于是《杨宽史学讲义六种》就列入出版计划。

饮水思源，能有这样的收获，幸赖师友们的帮助，《杨宽书信集》《杨宽史学讲义六种》《杨宽史学拾遗》《杨宽学术随笔》在资料搜集和整理过程中，承蒙张耕华、姜俊俊、刘影、许倬云、曹旅宁、黄显功、李远涛、李孝迁、钱林书、高智群、李绍崑、虞云国、汤仁泽、胡逢祥、王东、田兆元、俞国林、谢宝耿、李柏华、杨善群、高智群、刘根良、张钰翰、方继孝、李天飞、李碧玉、邓琦、高笑红、邵冲、汪尡甫、周保明、王应宪、王传、赵太和、杨懿、周鼎、施晴、台湾地区王孝廉、吴继文、周惠民、古伟瀛、彭明辉、李素琼、鹿忆鹿、萧淑慧及日本高木智见诸位先生惠予指教和帮助，我的家人也给我提供了很大的后勤保障，亦得特别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图书馆领导的大力支持，使得本书能够顺利出版。

杨宽(1914年-2005年9月1日)，字宽正，上海青浦人，历史学家。1936年毕业于光华大学国文系，师从吕思勉、蒋维乔、钱基博等。1936年参与上海市立博物馆筹建工作，1946年任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兼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1953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59年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1970年又调回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历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秘书、古物整理处处长，上海博物馆副馆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第一至第三届副理事长。

贾鹏涛，1985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延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已出版《杨宽先生编年事辑》、《杨宽书信集》、《史学书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卷》。

文字编辑：樊杨

排版：张毅 郭子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