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平心之死
邓伟志
我是很想写写李平心的。虽然邹韬奋先生觉得他耐心，不怕修改，平心静气，给他取名“平心”，可是，在我看来，李平心乃性情中人，或者说是一位洋溢着学术激情的人。他平心不静气。他在理论上有才气，豪气，甚至还有点牛气，但在政治运动面前却有时又显得稚气；在学术辩论中有浩然之气，但也会不时地流露出迂气，傻气；他遇到挫折能忍气，憋气，但在私下里也有冤气，在别人不为他伸张正义时，他会有怨气；他在敌人的电刑面前十分有骨气，但是对来自于自己人的不断加压时又会垂头丧气，要不，他在建国后怎么会自杀两次呢 他于1966年6月15日自杀。他可能是“文革”中自杀的第二位名人。第一位自杀的是邓拓。 因为我住在高安路19号，市社联在高安路61号。社联里既有教过我的老师，又有一位我的大学同学。这位大学同学还同李平心是亲戚，因此我在李平心自杀后的第二天就听到了他的噩耗。这简直是五雷轰顶，我实在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在批他生产力论时，他那么坚强，怎么突然经不起打击了呢后来知道，这是我不涉世事，不知深浅的想法。 在当时的斗争会上，不论是在红卫兵嘴里，还是后来在造反派的大标语里，每会必有这样一句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像李平心这样重信仰的人能投降吗像李平心那样刚强的人，能不顽抗到底吗 过去说自杀是“背叛”，现在称自杀是“脆弱”。殊不知，自杀的缘由还有个与外界压力成正比的函数关系。即使是钢铁战士，在自己人的特大压力下，说不定也会走上绝路的。李平心在“文革”之初所受的压力非常人所能想象。他的压力，在时间上有四个“早”，在强度上有五个“大”。 四个“批得早” 第一，早在“五·一六”通知下达前，姚文元等人在1966年4月初就给李平心扣上了“反面教员”，“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帽子，比4月16日北京日报的“批三家村”还要早几天。原因是，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抛出了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立即引起李平心的反驳。从1966年初起，他通过学术座谈会和报刊多次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在《漫谈清官》(1966年1月20日)，《论“循吏”、“良吏”、“清官”的历史评价法》(1966年2月3日)和《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和“循吏”“清官”的分析批判问题》(1966年3月31日)等文中，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包括“清官”应兼顾历史科学和政治两条标准。政治标准固然重要，“却不能代替科学标准”，而应“按照他们的实践思想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对今天现实产生的影响来估定他们的价值”。如把两者混为一谈，“我们就会将一切为剥削阶级所歌颂的历史人物一概抹杀”，甚至“犯‘左’倾的错误”。不仅如此，他还直斥那些利用清官问题大做政治文章的人不过是“别有用心的新黑帮分子”，“‘他们披戴纸糊的‘革命’铠甲，一手挥舞有形的刀枪，一手抡动无形的板斧；并且善于浓妆艳抹，长于便词巧说，对照老黑帮来说，他们的确是青出于蓝，后来居上。 在姚文元用批《海瑞》揭开“文革”序幕时，连发三篇批姚的文章，平心可能是国内唯一。平心这些闪耀着科学理性光芒的言论，使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大为恼怒。姚文元不仅自己披挂上阵，写了《欢迎“破门而出”》攻击李平心，还指使手下的人，以“康立”（武康路历史组之意。当时的写作组在武康路2号）、“伍丁”（历史组四人，再加姚文元一人，为伍人）等笔名于4月间在《文汇报》接连抛出《平心先生对谁发火》、《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等文章，视李平心为敌人了。 第二，早在1966年4月，华东师大党委就在上级的授意下，从文科各系抽调了不少教师、学生，秘密成立了批判李平心小组。其任务主要是收集李平心的著作、文章，整理问题，准备“炮弹”，射向李平心。 第三，早在《五·一六通知》下达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以后，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标志着对史学界的冲击势头进一步加剧。作为史学界领头人的李平心自然是在劫难逃。 第四早在6月10日上海市委便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市委领导根据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根据市委集体决定，提出要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并点了8位“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名，其中包括李平心、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和周谷城、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总编辑李俊民、电影界的瞿白音和文艺界的王西彦。自点名后，他们8个人中就有好几位受到侮辱性的批斗。“士可杀而不可辱”，刚烈的李平心能忍受住“辱”吗 五个“压力特别大” 李平心除了四个“批得早”，还有五个“压力特别大”。 一、市委给他的压力特别大。就在市委召开万人大会的第二天，《解放日报》在题为《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打倒》的社论中指出：“李平心疯狂地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永远只许一家、一宗、一派专断一切’，咒骂批判吴晗的革命派是‘新黑帮分子’……他们的目的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产阶级复辟”。挨批的人和事从前不是没有过，可登上“社论”这一级的在当时怕是不多。这是多少吨的压力啊！ 二、学生给他的压力特别大。在华东师大校园里，贴出了针对李平心的一万多张大字报。大字报数量之多，为八个人的前几名。6月14日，李平心自杀前一天，有一位同学在李平心门上贴了一幅漫画，意思是李在负隅顽抗，要对他斗争到底。学生是老师的命根子，那么多学生出来打压老师，尽管是奉命而来，给老师的压力也是不小的。 三、朋友给他的压力大。李平心的学习秘书曾跑去告诉李平心的老朋友、市委的一位部长，说李平心有轻生的念头，希望部长注意。不知道部长是不肯帮忙，还是政治艺术地推托，说：“党的政策是打倒了以后还要给出路，李平心大概不至于自杀。”人一倒霉，鬼也不上门，形势严峻到了如此地步。 四、亲人给他的压力特别大。当李平心的学术秘书发觉李平心神色不对，劝李平心的前妻、参加过南昌起义的、1927年入党的老同志，去安慰安慰李平心时，他前妻说：“李平心是华东师大的一面黑旗，我怎么能帮他的忙假如华东师大组织上要我去斗争李平心的话，我要和他开展面对面的斗争。”李平心与他的元配是1928年在春野书店相识并结婚的。李平心曾有对不起元配的地方．50年代提出同元配离婚。元配坚决不同意，拖了好几年。后来他元配看李平心在政治上每况愈下，才勉强同意离婚的。元配与平心风雨同舟二十多年，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可是，在“文革”的狂风暴雨面前，她也不肯伸出援助之手。还有他儿子，也曾迫于政治需要，写材料揭发过李平心，并因此而受到上面的表扬。凡此种种，使得李平心心碎了，绝望了。 五、红颜知己的遭遇给他的压力特别大。李平心在香港有个红颜知己，困难时期给李寄过吃的、穿的、用的，还寄过写文章的稿纸。此时，有人指其为“国际间谍”，无奈的李平心也百口莫辩。 就是在这样一个高压下，李平心选择了用煤气自杀。死前李平心留了几封遗书解释了自己不是托派，又通情达理地声明自杀与校党委无关，还表示要把留下来的四万册藏书全部捐献给学校。在写给儿子的信里，表达了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对人民事业必胜的信心。李平心留了六部书给儿子（俄文大百科全书和中国历史方面的大部头），还给秘书留了三部。每部书都写明估价，并说明如果经济困难可以变卖。平心有善心，平心死了心。平心本不该选择自杀，可是他笃信欧阳修“士有死不失义”。他把践行“不失义”放在了第一位。 李平心自杀后，儿子既不敢、也不肯回来料理后事。他给党委写信说：他相信党会妥善处理一切后事。他的手稿、书籍、信件、物品全部交给党。“文革”的政治形势决定：李平心死了也不能让他安宁。自杀当天，全校召开了李平心批判大会。几天之后，《文汇报》、《解放日报》两报同时发表了批李的长篇文章《打倒“三家村”的“学者”李平心》，给李平心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漏网资产阶级大右派”，“修正主义应声虫”，“资产阶级保皇派”等几顶大帽子。 （《世纪》杂志第5期将同步推出相关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