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曹操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
吴泽
一、前言
自从郭沫若、翦伯赞两位同志提出替曹操翻案问题后，各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学术研究和讨论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最近郭沫若同志在“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又提出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问题的讨论，再将因此而深入一层，是令人欣喜的事。
郭沫若同志说：“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这样就比较易于正确地看清他们在历史上所应处的地位。”这个原则，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和实质完全一致的。就各方面已发表的论文看来，大家对这一原则还是注意得不够的。这里，把个人近来就这一原则对曹操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所做的一些初步试探，及对讨论中（论文和讨论会中）所存在的有关曹操的历史作用问题的一些意见，发表出来，提供大家深入讨论。
二、陈留起兵前曹操的政治道路问题
曹操虽出身于宦官家庭，但却走着反宦官的政治道路。曹操出身于宦官集团的大官僚大地主家庭。祖父曹腾幼是太监。顺帝时位至中常侍、大长秋。灵帝时，宦官集团气焰薰天，曹腾兄弟子侄“满布朝廷”。养子曹嵩也位至太尉三公官职。曹操便是曹嵩的儿子。
宦官是为时人所鄙视的，袁绍就诋毁曹操为“赘阉遗丑”。至今对于曹操仍然多卑恶之辞。其实具体分析时，不尽然。
曹操受祖父荫庇，二十余岁便任洛阳北部尉，公元184年，三十岁时黄巾起义，曹操任都骑尉，参加屠杀黄巾军，有“功”，迁任济南相。曹操任洛阳北部尉时，造五色棒悬挂“尉廨”门上，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一时“京师敛迹，莫敢犯者。”（曹瞒传）任济南相时，有十余个县官，依靠中央宦官和贵戚势力，食赃枉法，被他奏免了八个。时济南迷信很盛，淫祀亦多，“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民坐贫穷”。曹操把所有祠屋尽行拆毁。“官吏民不得祠祀”。一时“小大震怖，奸宄遁逃，窜入他郡，政教大行，一群清平”。当时宦官专政，豪强恣横，曹操这样地打击宦官豪强，破除迷信，怎能“违道取容”。“魏武故事”载曹操“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忤诸常侍，为豪强所忿，恐至家祸，故以病还”。公元188年，灵帝筹组西园军，曹操任典军校尉。当时西园军副统帅是“四世三公”世族权贵袁绍。袁绍与外戚何进谋诛宦官，曹操竟能因此而见信于袁、何，预闻“尽诛宦官”的机密。曹操虽属宦官子孙，其政治道路此时实已转到反宦官的袁何一边来了。
社会矛盾中心由宦官专政转变为军阀董卓专政，曹操由反宦官斗争转向反董卓斗争。灵帝时，宦官专政，横暴益甚。大宦官十常侍张让等皆封侯，暴虐州郡，暗无天日，激起了黄巾农民大起义。人们喊出了“斩十常侍”“悬首南郊以谢百姓”的要求。
黄巾起义虽然被暴力镇压下去了，但“斩十常侍”，“以谢百姓”，澄清吏治，维护统治的反宦官斗争，暗流日急。189年终于有何进、袁绍召董卓将兵进京“尽诛宦官”之举。当时社会矛盾中心是宦官专政。曹操此时站到袁绍、何进一边，参预反宦官斗争是符合当时历史要求的。
董卓军尚未到京，宦官张让段珪等便攻杀了何进，袁绍、袁术便起而大杀宦官，诛杀二千余人，宦官专政最后结束。董卓军是凉州一带汉羌胡各族豪强混合的武装集团，野蛮性、掠夺性特别严重。一到洛阳，便纵兵劫掠，杀戮人民。废少帝、立献帝，自为相国，专横更甚。
这时，各阶级各阶层很快转入反董卓专政的斗争。社会矛盾的中心便由宦官专政转为凉州军阀董卓专权。袁绍、袁术、曹操等见“世乱日亟”，先后逃出洛阳。袁绍到河北，袁术到南阳，曹操逃到陈留，就地招募，建立武装，准备追讨董卓。曹操及时地进行武装反董卓的斗争，是符合当时历史要求的。
三、陈留起兵到官渡之战期间的功过和历史作用问题
关东军混战搞割据分裂，曹操反对割据分裂，起兵西击。
袁绍到河北后，便联络关东州郡刺史牧守张邈、刘岱韩馥桥瑁等于190年春，共同起兵声讨董卓，曹操在陈留，散家财，招募士卒，聚众五千余人，起兵响应，大家推举袁绍为盟主，指挥全军。“汉末军阀混战自此始”。
当时董卓兵强，关东军名曰“为民除暴”的“义兵”，实际上尽是些杂拌军队。袁绍张邈等想保持自己的实力，以便就地割据，因此互相观望，“莫敢先进”。曹操见袁绍等按兵不进，便独自领兵西进，想以自己的行动带动全军。但进军到荧阳汴水时，和董卓军作战，由于兵力单薄，一战即败，还兵酸枣。从此，十余万“关东军”鏖兵酸枣，袁绍等“日置高会，不图进取”。这时，他知道必须要有自己的基本队伍，并感到只有同乡宗亲家族的家兵最为可靠，故以其堂弟曹洪家兵千余人作为基础，又招募得三、四千人进屯河内，准备再引军西击。可是，这时关东军内部已开始混战，刘岱并杀桥瑁，袁绍与韩馥谋立幽州牧刘虞为帝，搞割据分裂，无意西进。曹操反对这种混战和分裂的行动。他对袁绍说：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军北面，我自西向”。（魏书）
关东军中的刺史牧守等，大都是世族官僚大地主，袁绍更是“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贵族公子。他们雄据州郡，闹军阀割据，曹操本非世族，新建军队是地主武装，他要求集权统一，坚持西进，讨伐董卓，反对分裂割据。曹操在反董卓斗争和对袁绍刘岱等军阀混战的态度及看法，有着显著的不同，不可等量齐观。
曹操的武装是在剿压黑山黄巾我民起义的血泊中壮大起来的地主武装。
董卓因关东军起，便挟献帝西迁长安。关东军再无意“西进”，各各坐地搜括、割据撕杀起来，转入军阀混战局面。广大人民不堪官吏豪强的压迫剥削和战乱之苦，在184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失败后，长期潜伏在河北的黑山军和山东地区的黄巾军，便爆发起来，封建社会中农民与地主间的阶级矛盾是基本矛盾，农民起义一爆发，地主军阀们便又掀起了一次血腥大屠杀。曹操毕竟是地主阶级本来决志“西向”，讨伐董卓，现在看到黑山黄巾农民起义，危及地主政权，于是立刻把矛头“东向”配合袁绍打败濮阳一带白绕等率领的十余万黑山农民军，袁绍因“表”曹操为东郡太守，曹操就此有了“地盘”，打农民军起了“家”。翌年（192年），先后打败了魏郡西山一带于毒率领的和内黄一带眭固率领的黑山农民军。此时，黄巾农民军在兗州大起义，杀兗州牧刘岱和济北相鲍信，曹操又进兵兗州，领兗州牧，大败黄巾军，史载曹操这次“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并“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魏志·武帝记）声势大振。很快就取得与冀州牧袁绍和徐州牧陶谦等军阀并峙之势。
曹操的基本军事干部如曹洪、曹仁、夏侯惇、夏侯渊、许褚等，都是谯县一带与曹家有宗族亲戚同乡关系的大地主。其基本部队是由家兵、部曲、宾客等组织起来的。除曹洪的一千多家兵外，后来络续吸收了豪族任峻、李乾、李典、许褚等的宗族宾客部曲家兵万家左右。许褚豢养的许多死士侠客，都成为曹操的卫士，称曰“虎士”。曹操对于这个基本部队，在重要战役不论是出击或是守卫，进退是依。曹操的武装是地主武装，是由剿压黑山黄巾农民军的血泊中壮大起来的地主武装。
有人说，曹操的部队主要是由“三十余万”黄巾军收编来的“青州兵”。黄巾军是农民军，曹操把农民军组织化，曹操的武装似乎是农民武装。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三十余万”这个数字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其实这并不是实数，而是虚数。当时战争杀敌俘获，都以虚数上书奏报。例如“魏志·国渊传”载国渊随曹操剿压河间人田银苏伯起义事云：
“渊得生者千余人，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及渊上首级，如其实数。太祖问其故。渊曰：‘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旦示民听也。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太祖大悦，迁魏郡太守”。
可见曹操在兗州受降的黄巾军实数虽不一定就是十分之一、“三万余”和“男女十余万口”。但绝对没有“三十余万”，是可以肯定的。如以三万余降卒计算，再从其中“收其精锐者”为“青州兵”，青州兵的实数最多不过二万左右。这虽非绝对数字，可以做个参考。
黄巾农民军被曹操打败没入曹操地主武装集团后，便得听命于曹操的指挥，被驱使去进行地主阶级内部的混战。青州兵实质上已不再是农民军而是地主武装了。194年曹操与吕布作战，吕布以骑“犯青州兵，青州兵奔”，曹操阵伍大乱，曹操本人也坠马受伤，狼狈逃走，差一些被活捉了。青州兵这次“奔”散多少，史文不详，后来可能曾存续一个时期，并未见起何重大作用。
如果曹操是黄巾军的组织者，那末，此后曹操武装应该不再攻伐农民军。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公元196年汝南颍川黄巾军起义，200年汝颍一带刘辟率领的黄巾军和龚都率领的黄巾军相继起义，212年河间人田银苏伯和郦县人梁兴起义，214年陆浑人孙狼及许昌人民起义，215年陈仓“屯田客”吕并起义；这些黄巾农民军和屯田农民军起义，都被曹操血腥的镇压下去。终曹操一生，黄巾农民军起义，此起彼伏，不绝如缕，曹操剿压黄巾农民起义的血手，没有一天干净过。
曹操打徐州残戮人民，不如是之甚，但不能辞其咎。自从黑山黄巾农民军被打败后，袁术、公孙瓒陶谦和袁绍、曹操之间便展开了急剧的兼并战争。193年曹操大军攻打徐州。原来曹操父亲曹嵩逃难琅琊，后在从琅琊到兗州投依曹操的路上，被陶谦的部下所掠杀，曹操挟此“杀父之仇”，攻打徐州时，杀戮较甚。“魏志·陶谦传”载：曹操打徐州，“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这里“死”于泗水的，当然是作战时战死或淹死的士兵，不是人民。是否延及一般人民呢？有的。“魏志·武帝纪”载：曹操“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我们对于曹操在战争中的“残戮”罪行，应予严正的揭露和批判，不容掩饰。但是后人把曹操的这次罪行加以扩大，把曹操说成杀人魔王，有违历史的真实。“陶谦传”载：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可是孙吴人著“曹瞒传”扩大说：“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刘宋时范晔写“后汉书·陶谦传”更扩大说：“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这里把士“兵”改成“男女”（人民群众），“万数”改成“数万”乃至“数十万’，战死或淹死改为“坑杀”；甚至“坑杀”到“鸡犬无余”，诚如郭沫若同志所说这些尽是“虚夸”之辞，不可“信以为真”的。“武帝纪”说：“攻拔襄贲，所过多所残戮”。可是，“曹瞒傅”却写成“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城邑无复行人”。“后汉书·陶谦传”更说：“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显然，同属“虚夸”之辞，不可“信以为真”。残暴不仁，是地主阶级的根性，曹操因报父仇与陶谦军作战有所“残戮”，延及人民群众是完全可能的，但不宜虚夸失真。曹操打徐州残戮人民的过错，不如是之甚，但也不能辞其咎。
曹操在徐州“残戮”的罪行，人民是不会忘计的。194年，陶谦病死，曹操想乘机下徐州，他的谋士荀彧说：
“前讨徐州，威罚实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必人自为守无降心，就能破之，尚不能有也”。（魏志·荀彧传）
荀彧这段话，不仅使曹操不敢先取徐州，且使得曹操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使他认识到“残戮”人民的错误，有所悔改。此后，史文中就很少再见曹操有类似“残戮”的记载。有人说，曹操在200年官渡之战，大败袁绍，一次就“坑杀”降卒七八万人之多，这不是“残戮”的罪行吗？这也需作具体分析。这次战争是一次大决战，杀伤之数较大；据“魏志·袁绍传”载：“绍众大溃，绍与谭单骑退渡河，余众伪降，尽坑之”。是坑杀危险的“伪降”者。杀的是士卒，不是人民群众，应有区别。
曹操自公元194年后，对人民群众的态度是有所转变的，并于196年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展开了有益于人民的全面改革和建置。将公元193年和194年间在徐州“残戮”的过错，以之证定曹操一生行为，说成杀人魔王，是不全面的。
曹操的政权是寒族地主政权，袁绍等是世族地主军阀割据，应有区别。
汉末的地主有世族地主和寒族地主两种；前者是世代高官享有政治特权的地主贵族如袁绍、袁术等是；后者是没有政治特权，但在地方上有势力的寒门地主。曹操出自宦官，宦官为时人所卑视，虽然父祖位至三公高官，是大地主大官僚，仍属寒门。曹操妻“本倡家”，曹丕后和曹睿后，均是寒门，曹操是寒族地主。
荀彧是曹操部下最重要的一位谋士。他的祖父荀淑是名士，是李膺师，父荀绲是济南相，叔父荀爽是司空，均“起自布衣”。荀彧娶宦官唐衡女为妻，公元191年投依曹操时仅是个亢父县令，操以为司马。196年，由于荀彧的建议，曹操迎汉献帝迁都许昌，改元建安，自任司空，荀彧为侍中，自己出外征讨，荀彧主持中枢大政，献帝不过傀儡而已。曹操掌握中枢大权后，就在196年通过荀彧关系，招进荀攸、钱志才、郭嘉、钟繇等，197年后络续引进杜畿、杜袭、辛毗、赵俨等。这些人大多是寒族地主，且钱志才和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亦“简傲少文”，以智策晃用。同时，也笼络一些世族贵族和清议派中的重要人物，前者如杨彪、司马懿等；后者如孔融、祢衡等。当然，这些人是不会被重用的。曹操的基本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一样，同是寒族地主。曹操于196年在许昌建立的政权，基本上是寒族地主政权。
袁绍、袁术是“四世三公，门生生故吏遍天下”的贵族公子。袁术自以“四世公辅”竟自称帝号，做起皇帝迷梦来。“荒侈滋甚，浚宫数百，皆服绮縠余梁肉，而士卒冻馁，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被曹操所打垮。世族地主是割据分裂的祸根子。在先，袁绍于河北立刘虞未成；此时袁术称帝失败，死前还以“帝号”送归袁绍。说什么：“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今君拥有四州，人户百万”。“谨归大命，君其兴之”。（魏志袁术传）袁绍怎敢再蹈复辄。这时，袁绍的矛头是南下，直捣许都，劫夺献帝，维护东汉以来腐朽的世族地主统治。因此，当时的形势虽然复杂，如荀彧所说：与曹操“争天下者，唯袁绍尔”。就军事形势说，确是袁强曹弱。但荀彧从用人、计谋、军纪、德行等四方面，特别是所谓“德”的方面作了比较分析，认为这些方面都“胜”于袁绍，可以转弱为强，战胜袁绍。他说：
“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战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已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恡惜。故天下患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魏志·荀彧传）
袁绍和曹操的地主政权，具有不同的阶层特点，应加区别。
农民起义要求土地，减轻人身依附。屯田制并表达成黄巾起义的目的。196年曹操迎汉献帝迁都许昌时，路过新郑（今郑州），士兵靠桑椹作军粮，汝颍一带黄巾农民军又举起了义旗，虽然失败了，确给曹操莫大的教训。他认识到，要稳定统治，必须对人民作一定的让步，做些安定人民最低生活的措施；要战胜袁绍等，必须“足食足兵”。他的部下大多是中小地主官僚，对人民疾苦，比袁绍袁术等贵族官僚地主体会得多一些。因此，在196年收降许下一带黄巾农民军时，其部下枣只提出了“屯田”的建议。本来，“大乱之后，人民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魏志·司马朗传）曹操便利用农民军的劳动力和农具耕牛，编制在许昌一带公田上，从事生产。一年之中，得谷万斛，以后各州郡也络续开设屯田，几年内“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屯田田租，规定自备耕牛者“中分”，借用官牛者“四六分”。汉代佃农，“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其赋大半”。还要负担徭役，曹操的“屯田客”，是国家公田上的佃农，不服徭役，负担较轻。
随着大规模屯田事业的发展，水利灌溉也发展起来。各地州郡官吏注意修造陂堨，广开稻田。“白田收至十余斗，水田收数十斛”，生产量提高，官家和屯田客的收入也有增多。此外注意招抚流民，禁止弃婴，增殖人口，劝农耕作。术觊在关中，购置牛犁，招抚荆州流亡回乡的十余万家“归民”，从事生产；刘馥到合肥，“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杜畿治河东，“百姓勤农，家家丰实”；张既为京兆尹，兴复城邑，苏则治金城，与人民“分粮共食”，残破的凉州，生产事业重新恢复起来。同时，曹操及其部下的生活，比袁术袁绍俭朴得多。曹操自己衣被常旧，妻妾左右，“无文绣”，“菜食粟饭，无鱼肉”。司马朗为兗州刺史，“常麤衣恶食，俭以率下”。
曹操、荀彧在196年起，厉精图治，其主要目的虽然在于稳固其新建的许昌统治政权并为开展军事斗争作好经济基础，客观上对当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确是起有推进作用。
过来，有人提出反证说：“魏志·袁焕传”载：“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江淮间庐江、蕲春、广陵一带十余万民户，因避屯田而东渡逃亡，215年陈仓一带吕并领导的“屯田客”起义。因此，他们说“屯田客”的剥削比私家地主的佃农为重。这是不对的。“袁焕传”接着“民不乐，多逃亡”说：
“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切勿强’。太祖从之，百姓大悦”。
可见，逃亡的主要原因在于人民留恋乡土，不愿迁徙，贫苦不堪的“贫民”，是愿意去的。故当采行自由移殖时“百姓大悦”了。断章取义，结论难免于片面。
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土地和不完全占有生产者，前者是土地问题，后者是人身依附问题。黄巾农民起义的目的是要求土地和减轻人身依附关系。可是，多次起义，均告失败。“屯田客”是国家的佃农。屯田是按军事组织来管理的，必要时，还要负担兵役。屯田客在剥削上虽然较一般佃农轻些，可是并未得到土地，人身依附关系亦减轻不多。农民起义的目的，没有达到。所以，他们一有机会，还是要继续斗争起义反抗的。吕并领导的屯田客起义，就是如此。这次起义，自难免于失败。确迫得曹操不得不再作出一些让步。明令固定剥削数额，免除兵役。没有无产阶级领导不把地主阶级打倒，农民的土地问题和人身依附问题不可能解决，农民起义的目的是无法达到的。有人说：曹操虽然打过黄巾，但并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这种说法，在阶级分析上是值得商榷的。
“官渡之战”打垮了袁绍世族地主军阀割据势力。袁绍想用大军打垮曹操，劫持汉献帝，于公元200年（建安五年）亲率精兵十万，骑万匹，与曹操大战于官渡，大战结果，曹胜袁败、冀并幽青四州世族地主军阀割据势力，遭到致命打击。202年，袁绍病死。曹操继续引兵北进，绍子袁谭袁尚袁熙北窜投依乌桓，负隅反抗。曹操进入河北，念当地人民罹袁绍暴政之难，便下令免当年租赋，并“重豪强兼并之法”。令文如下：
“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街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甫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验检察之，无令强民有隐藏，而弱民兼赋也。”（魏书）
这里亩收四升的田租是土地税，户出绢二匹绵二斤是人口税。自耕农民的负担轻了些！同时，屯田制也在河北广为推行，农业生产发展起来。曹操征服袁绍，消灭军阀割据，对河北人民是有利的，对河北一带社会经济发展起有积极作用的。把官渡之战，概称之谓“军阀混战”。不深入到统治阶级内部去作阶层分析，是看不到问题的本质，看不清历史作用的。
四、官渡战后到赤壁之战期间的功过和历史作用问题
平定乌桓，安定边疆，北方重新出现和平统一局面。乌桓族社会经济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家长奴隶制阶段，氏族贵族们的野蛮性掠夺性很强，汉末乘袁绍、公孙瓒等军阀混战，不时侵扰边塞，杀掠人民，先后虏掠汉民十余万户。袁绍与乌桓贵族蹋顿单于勾结，联兵打败公孙瓒。自袁尚、袁熙投奔乌桓后，亦不断联兵入侵。207年，曹操率兵反击，得到徐无山中广大人民的协助，“堑山湮谷，五百余里”，与蹋顿袁尚袁熙军大战，斩蹋顿，袁尚、袁熙也先后败亡，北方军问残余清除，长期寇扰边境的三郡乌桓被平定，北方重新出现了统一局面。而且，被虏掠去的十余万户汉族人民全部带回来，解脱了野蛮的奴役生活，并将十余万乌桓族人民和汉乌桓校尉统率乌桓一万多落，徙居内地，和汉族人民融合一起，从事农业生产。这是对汉族和乌桓族人民有利，对边地社会经济发展有利的。
有人说：统一是好的，但割据不一定阻碍历史的发展。这个说法，对于汉末的割据来说，需要作具体分析。西周末，由于生产力不断发展，地方经济发兴起，诸侯国间便展开“诸侯兼并”战争。当大地区统一完成后，便发展成大国间的“大国争霸”。经过战国“七雄并峙”之局，最后出现全国大一统的秦汉大帝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割据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产物。东汉末年的世族地主们凭着世资门第的身分特权，垄断政治权力，世代公卿，兼并土地，劫夺国家租赋，世家日盛，皇权日落，最后，割据州郡，开展争夺皇权的军阀混战，严重地破坏社会经济，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东汉末年的割据，主要的不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地方经济的发展，而是腐朽的世族地主政治特权发展的产物。曹操打败袁绍，消灭世族地主军阀割据，统一北方，平定乌桓，对社会经济所起积极作用，意义是重大的，不可等闲视之。
排清议，杀孔融，清除世族地主反动言论及其代言人。世族地主在西汉末便已形成，到东汉初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东汉的政权就是依靠这批力量建立起来的。他们为了稳固垄断政治权力，便制造一种以世资门第为品定才德的标准的荒诞舆论，以评定人物，垄断政权。这便是所谓名士清议。曹操出自寒门，要投身政治活动，在先不得不取得世家名士的支持，多次求评于乔玄，许劭。许劭给他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语，使之啼笑皆非。陈留起兵后，曹操掌握了实际的军权，公元194年领兗州牧打徐州时，清议派边让，讥议曹操，操杀之。此事引起兗州“士大夫”的很大反感。后吕布进占兗州，曹操在收回兗州和吕布作战中，遭遇不少麻烦。196年计昌建都后，对清议派便采取笼络政策。邀请孔融、祢衡来做官。孔融是看不起曹操的，他认为去许昌，并非投依曹操，而是辅佐献帝。
孔融到许昌后，“恃其才望，数戏侮曹操”，曹操讨乌桓，他“朝王曰：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氏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牛羊可并案也”。曹操因连年用兵，节约粮食，故“表制酒禁”，而孔融极力反对，认为“酒之为德久矣。”并嘲笑说：“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后汉书·孔融传）这一套狂妄言论，实是无理取闹。曹操怎堪容忍。但为了大局，只得“外相容而内甚嫌之”。祢衡狂士，曹操知其不为己用，令其作鼓吏以侮之。后来，反被祢衡所侮。（“击鼓骂曹”）曹操不敢杀他，对孔融说：“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今送刘表，视当如何？”“于是遣骑人送之”。197年曹操想借故杀“四世三公”的杨彪，孔融挺身而出，说：“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后汉书·杨彪传）曹操只得容忍下来。曹操与清议派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很尖锐的。
公元205年曹操平定冀州后，以冀州为中心的袁绍世族地主武装基本上消灭了！北方统一局面稳定，曹操胆子就壮大了，对清议派便无所顾忌，久年怨气再也容忍不住！就在这年9月，对袁绍统治区的清议派发出一道杀气腾腾的所谓“整齐风俗”的令文说：
“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兄，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议，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魏志·武帝纪）
“无兄”而“谓之”“盗嫂”是无中生有，造谣；“娶孤女”而“谓之挝妇翁”，是歪曲事实诬裁；“擅权”奸恶比作忠贤，坏说成好；以“忠议”当作“左道”，好说成坏，颠倒黑白，是非。清议派在曹操眼里，尽是些造谣、污蔑、颠倒是非，“以白为黑，欺天罔君”之徒。这道“整齐风俗”的命令，事实上就是对世族地主的腐朽言论及其代表者清议派人物所发出的最后警告。
208年曹操平定乌桓回来，为了加强自己在中央的权力，便自为丞相，总御朝政。时孔融讽讥曹操更加厉害，宾客盈门，议论时政，“发辞偏宕，多致乖忤”。曹操认为杀孔融的时机已到，先则移书警告孔融说：“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失。”接着便收捕孔融下狱弃市。孔融是当时清议派的头子，孔融被杀后，东汉以来的所谓“清议”，就逐渐敛迹了。
世族地主在当时是腐朽的阶层，曹操排清议，杀孔融，清除世族地主的腐朽言论及其代言人，就其时代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近来在讨论如何评价曹操的一些论文中，对孔融怀着无限同情，并片面地责曹操在政治上枉屈杀人之“过”。这是忽视了政治原则的表面看法。
赤璧之战虽然失败了，统一全国，仍是曹魏今后的历史任务。荆州刘表处于南北要冲之地。拥十万之众“保江汉间，观天下变”，苟安于割据，当土皇帝。江东孙权，想统一江南，看到曹操统一北方，便积极攻打荆州。这就迫得曹操不得不马上（当年七月）率其“久劳之师”，从冀州邺城南下，进取荆州。
刘表在荆州，政治上很保守。他收留大批从北方逃来的世族地主，荆州几乎成为世族地主的避难所，腐朽不堪。曹操打荆州像摧腐拉朽，很快就占领下来了。当时能与曹操对抗的，是据吴、会稽等六郡地区的孙权和刘表部下拥有一万精兵正在奔跑中的刘备。
孙权的政权是由外来世族地主如周瑜、鲁肃、程普等和土著张、顾、陆、朱、虞、贺、全、周等大族联合专政的世族地主政权。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本来较北方落后，孙权初初稳住江南地区的统治，仿北方的屯田制，开发农业生产，是好的；但他的政权是以维护世族地主利益的，频年作战，赋税徭役很重，矛盾亦很急剧，虽然农民不断地起义反抗，改革不多，不能充分发展。孙权时代迁就官僚地主，形成为一种孙吴特有的世将制。将帅所授兵和因军功封侯，父死子继，兄死弟继。兵将关系，维系在宗族关系上，袭爵主将，以将兵为家业，能打仗。同时，还有一种奉邑制，因功赐奉邑，受奉者，收赋税外，还可自置长吏。有时还对部将赐复民户和田宅，所赐民户对国家不纳税不服兵役，这样，就助长了名宗大族的势力，而且这些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孙权的统治，就是建立在宗族联合基础上的。江南世族所受优容较汉为甚。孙权的世族地主政权，是落后的，却是新形成的，能一致对外。曹操取得荆州后，便率领二十余万军队，进攻孙权，想乘胜统一江南。孙权和刘备联兵反抗，两军在赤壁地方遭遇，曹军被孙刘联军打败，退守江陵、襄阳。
统一南北是人心所向的，也是社会发展所要求的。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的自然不会是江南孙权，而是北方曹操。“赤壁之战”，曹操在战略上固有错误，客观条件还未成熟，暂时失败了，但统一全国仍是曹魏今后的历史任务。
五、赤壁战后到曹操逝世期间的才德和忠奸问题
三次求贤，维才是举，巩固和加强寒族地主政权。曹操退回邺城后，一面在合肥一带屯田，开芍陂，发展农业生产，加紧进攻孙权的军事准备；并把武力向关中马超，韩遂和汉中强鲁等较薄弱的地区扩张；一面继续排击清议，访求人才，砺精图治，巩固和加强其寒族地主统治。210年春下令求贤云：
“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来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魏志·武帝纪）
其后，211年占领关中，213年又破孙权军于濡须，曹操自进为魏公。214年下第二道求贤令。215年张鲁降，216年自进为魏王。217年又下第三道求贤令，积极罗致人才，加强统治。令文中有几处说：
“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第二令）
昔伊、挚、传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史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遣。”（第三令）
三道令文一个意图，就是要打破东汉以来清议派以门第世资“品题”人物“德”“行”作为进仕的谎妄制度，公然宣布要重用出生微贱、门第低下，虽有偏短而有所专长，如萧何、曹参、苏秦之类，或因家贫乞食或执贱业被人“污辱”“见笑”而有“治国用兵”之才，如韩信、陈平之类的人才；特别要重用对世族地主政权不满而被清议派所裁抑，所谓“一涉清议便终身废弃”，和免遭非议而“被褐怀玉”之士，以及被清议派所造谣诬蔑而被埋没了的，如“无兄”而谓“盗嫂”之类的所谓“盗嫂受金”的人才。“魏书”说：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曹操用人“唯才是举”，不计门第，大力进用寒门，“进取之士”，大大地巩固和加强了寒族地主统治。
才德是有阶级性的，而且一个阶级内不同阶层也有不同的看法。世族地主们制造成一种出身微贱者愚蠢、出身高贵者聪敏的荒诞观念，才德高下，唯世资门第是衡。如孔融，孔子二十世孙，满口清谈空议，当北海太守时，政治搞得一团糟，“流矢雨集，戈矛内接”之时，“隐几读书，谈笑自若”，城陷，狼狈逃走，妻子被掳，此后“至才”！
近来有人把曹操“唯才是举”的主张，不从曹操当时的社会实际出发，作具体的阶级阶层分析，区别他的才德和世族清议的才德的特点，不从历史观点去具体分析这两种才德，对当时社会政治和“风俗”、思想所起的历史作用，把“德”“才”二字凌空挂起、道学式地当作抽象概念大发空谕，甚至把曹操揭发清议派“无兄”而谓“盗嫂”的造谣诬蔑人才的黑幕，和要重用被世族清议所诬蔑埋没的令文字句，也不接触一下，义愤填膺地大骂曹操。其实，曹操的原意何尝如此，曹操部下何尝有真正“盗嫂受金”这类人？曹操何尝“缺”德，他在镇压历次农民起义时，一直以“杀身卫国”的勇敢精神忠于地主阶级的职守和道德的。曹操的德才观念在反对当时世族清议的德才观念上起了些历史作用，可不能忘记二者同是地主阶级的东西，正是我们所需要深入揭露和批判的。绝不是我们无产阶级所需要继承的民族的优良传统。
曹操不称帝，是客观社会矛盾问题，不是“忠”“奸”问题。曹操自公元216年自进魏王后，广求人才，加强统治，声势益盛。217年征孙权，219年上书称臣。220年，曹操死，曹丕继位，废献帝，自立为皇帝。汉亡，魏继。有人说：曹操拿献帝做傀儡，自己至死不称帝，假仁假义，“奸雄之尤”。也有人说：如果做了皇帝，也要挨“篡逆”之罪，两难。曹操为什么不称帝，问题不在曹操思想意识的“忠”“奸”上，而在当时曹操所处的社会矛盾上。
就曹魏内部说，对于曹操称帝的意见也不一致。曹操及其集团中，大多是中小官僚寒族地主知识分子，像世族贵族那样想取最大地主的皇位而代之的思想较淡，传统的集权统一的刘汉正统思想较重。荀彧在曹操迎献帝迁都许昌时说：“今车驾旋轸，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因此时奉主以从民望大顺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魏志·荀彧传）荀彧长时期为曹操谋士，其“辅佐王室”，“一匡天下”的思想是一贯的。213年董昭等拟劝曹操进爵魏公，就商于荀彧，荀彧是主张维持刘汉正统的，再估计现实政治形势也很不利，期期以为不可。对董昭说：曹操“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出自宦官，此时和荀彧所处地位不同，功高权大，也就想取得更高更大的地主权利的皇位，故当他知道荀彧反对他称魏公后，“由是心不能平”，竟将荀彧迫得服毒自杀。荀彧的意见，当然代表着曹魏很大一部分人的意见。曹操不是不想做皇帝，形势所制，不敢做。
再就外部情况说，当时孙权虽“称臣”，江南割据势力仍然强大，特别是刘备，比时已入成都，自领益州牧，蜀汉割据之势成，219年汉中被占，且自称汉中王，且孙刘联军拒曹，大局难定。一旦称帝，就将失去“奉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失去孙刘内部刘汉正统思想者的支持，这等于自己撤下了“王师”“义兵”的旗帜，而陷于被动，招致“讨伐”，这是危险的。特别是刘备，自称蜀汉，以刘汉王室正统自居，这是很大的威胁。“魏略”载：“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王以权书示外曰：‘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可见，曹操对于称帝事顾虑是很多的。当时桓楷陈群上书劝进说：“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且今曹魏“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汉，群生注望，遐迩怨叹”，（魏略）应该称帝。曹操坚决地表示：“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最后，夏侯惇“以为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王从之”。（曹瞒传）曹操不称帝的主要原因是蜀吴未统一，政治形势未成熟。
曹操不称帝，对于曹魏团结内部统一全国的历史形势来说，是有利的。如果客观形势发展到称帝能有助于社会安定和统一全国，有益于人民生活和历史发展而称帝，何谓“不忠”？形势未到，不称帝，做周文王，何谓“奸”？应该称帝而不称帝，估名钓誉，假仁假义，是“伪”，是“奸”，曹操不称帝，是客观社会矛盾问题，不是什么“忠”、“奸”问题。
六、结语
曹操是地主阶级统治者，他和其他封建统治阶级同样，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他那“宁我负人，无人负我”，为父报仇，作战时，“多所残戮”等地主阶级的狠暴性格，言行和罪恶，尤其是他一生中剿压184年颍川黄巾军和后来对冀州黑山军、青州及汝颍黄巾军、吕并屯田客、河间田银苏伯等历次农民起义的罪行，我们应严正地进行阶级分析，予以揭露和批判。曹操是地主阶级中剿压农民起义的“能手”，是不容掩饰的巨大罪过。
曹操出身宦官家庭，却投依世族，走着反宦官反董卓的政治道路。但他毕竟是寒族，当袁绍等世族地主军阀割据分裂时，他要求集权统一，建立寒族地主政权，反对袁绍的割据分裂，平乌桓，定冀州，统一北方。接着，取荆州，征伐江南孙权豪族地主割据势力。虽然失败了，统一全国的历史日程却开始了。曹操死后，曹魏继续执行统一全国的任务，灭了蜀国，“蜀亡则吴服”，大势已定，后司马氏“篡”魏称晋，晋灭吴，全国统一。曹操能在汉末世族地主军阀混战的割据分裂局面中，建立寒族地主政权，进行统一战争，从“无秩序中建立起秩序”来，对当时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世族地主是世代为官享有特殊权利的身份性贵族地主。他们制造世资门第观念，垄断政权，西汉末开始形成一种社会力量，汉光武依之以建立东汉政权。此后，豪奢专横，势速州郡，激起皇权与世族尽世族与寒门间急剧的阶层斗争。如外戚与宦官更迭专政，最后，统一分裂，形成袁绍、袁术等军阀割据的大混战。曹操在中原迎献帝，维系秦汉以来集权统一的非世族的地主政权，进行反世族割据斗争。在经济上，开屯田，修水利，轻赋税，抑豪强，安定人民生活，发展农业生产；在政治上，排清议，杀孔融，打击世族地主，用人“唯才是举”不计门第，多次求贤，至死不称帝，以加强寒族地主统治，为消灭世族割据的统一战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做了不少有效和有益的措施，在其生前顺利地统一北方，并为其后魏晋统一蜀吴打、下了基础。曹操的这些政绩对其时代来说，对当时人民有利，符合秦汉以来地主阶级经济向前发展的要求，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应予肯定。同时，促成曹操采取这些措施的动力，不是出于曹操个人的什么“善良意志”，而是历次农民起义的铁拳打击教训出来的。人民创造了历史。一个地主阶级统治者，能接受人民革命斗争的教训，做一些对人民让步的措施，在历史上起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他作出适当的肯定，是公允的。
把曹操一生的历史，按历史任务的不同，分成几个历史时期，把讨论中每一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实际中，分析其所起的历史作用，论定功过。同时，我们如果能把曹操一生的历史，放在汉末社会实际中，放在曹魏乃至汉魏两晋的历史中来全面分析时，便不难显出曹操在汉末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了。
评价历史人物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曹操在汉末社会历史中起有重大的积极作用，应该是肯定的正面人物。这里引翦伯赞同志的话来作为本文的结语。“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社会有数的杰出人物”。
1959年4月19日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