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学记】杨宽 | 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上】

作者∣杨宽

吕思勉先生，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诞生于一八八四年（清光绪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即甲申二月初一，逝世于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享年七十四岁。毕生专心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而巨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一生，又是刻苦钻研、勤奋著书的一生。在现代我国史学界中，他是读书广博而重视融会贯通、著作丰富而讲究实事求是的一位史学家。五十年中，他先后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史和其他多种著作，共约六百万字（不包括尚待整理的稿本），对国内外史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至今他的著作，在国外有多种翻印本广为流传。

 吕思勉

吕先生童年受的是旧式教育。六岁到十二岁随从延聘在家的教师学习，十二岁以后因为家庭经济拮据，由父亲亲自教授，并由母亲和姊姊从旁帮助讲解。练习的写作，则由父亲送请他自己的老师，芜湖中江书院教习薛以庄批改。他在父母亲的指导下，所读的书，先是《纲鉴易知录》《正史约编》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后一部书读得很认真，经、史、子三部全部读完，集部读了一半。通过这三部书的阅读，熟悉了目录学，初步认识了古代史的大略。接着阅读的是《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癸巳类稿》等书，着重学习怎样阅读史书而写作札记的方法。十五岁那年（一八九二年）考入阳湖县学，成为名义上的旧式县学生。十六岁以后，就自学正续《资治通鉴》《明纪》以及《文献通考》《三通考辑要》等书，有系统的了解古代政治历史和典章制度变迁的历史，为此后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从二十三岁（一九零七年）起，开始担任历史教学工作，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以阅读二十四史为“日课”，逐日阅读，排比史料，分门别类写成札记。这样五十年如一日，一直没有间断，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三遍。所作的读史札记，除了对史实作必要的考订以外，十分讲究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着重于探讨许多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及其前因后果，注意摸索重要典章制度的变迁过程及其变化原因。吕先生之所以能够不断写出大量有系统、有份量、有见解的著作，不是偶然的，首先得力于他这样刻苦勤奋、坚持不懈地有计划地阅读史书和写作札记。

吕先生在穷年累月阅读古文献、埋头写作札记的同时，又爱好广泛阅读新出版的报刊杂志，十分注意当时从西方不断引进的新文化、新思想和新的研究方法。一九二零年一、二月，《建设杂志》展开中国古代有无井田制的辩论，胡适提出了否定井田制存在的主张。认为这是孟子的“托古改制”，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思想；而胡汉民认为这是土地私有权未发生前的公产制度；廖仲恺则以为这是土地由公有转变为私有之后的一种残余形态，相当于欧洲中古时期封建主的领地内实行均田受地的方法。这是我国近代第一次采用新观点、新方法对古代史展开的辩论。吕先生为了支持廖仲恺的意见，从方法论上进一步反驳胡适的主张，在《建设杂志》上发表了给廖仲恺、朱执信的公开信（写于这年五月二十七日），长达七千多字，成为他第一次发表的学术论文。

朱执信（前左）和廖仲恺（前右）的合影

这时，正当五四运动之后，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展，推翻旧经学和旧史学的斗争刚开始，否定井田制存在的主张也才提出。吕先生在参与这场辩论中，十分讲究研究方法。他反对全盘怀疑古代历史记载，反对完全否定井田制的存在，认为只需要在考核史料的基础上，依照“社会历史变迁进化”观点作出合理的新解释，就符合历史的真实。一九二零年底，他在其第一部历史著作《白话本国史》的《序例》中，首先强调的是“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绪论》开头讲的就是社会历史变迁进化观点，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常动不息的，都是变迁不已的”，变迁有着因果关系；作为历史的“社会现象也是宇宙现象之一，它的变迁进化，也脱不了因果关系”；因此“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这是朴素的正确的历史发展观点。同时《序例》还说：“其中上古史一篇，似乎以前出版的书，都没有用这种研究法的”。可知当时作者对采用这种新方法是十分自信的。

吕先生从二十三岁起，开始担任历史教学工作。先在苏州的东吴大学教授历史和国文，因为这是个教会学校，气味不相投，教了一年便辞去了。接着回到常州，担任常州府中学堂的教习，教了历史和地理课程二年。一九一零年由于历史家屠寄（字敬山）的邀请，到南通国文专修科执教一年半。辛亥革命以后，为了学习新文化，来到上海，先在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执教，参考新出版的日文著作，教授商业经济和商业地理两年。虽然因此增长了不少新智识，毕竟和自己的志愿不合。一九一四年暑假就进中华书局担任编辑，从事编审教科书、教授书、参考书等工作，一九一九年又转到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在担任编辑工作的五年里，和学者们接触较多，认识到编写通史一类教材的重要性。后来感到编辑工作比较杂乱乏味，不能和自己专心研究的志愿相配合，又重新回到教学工作岗位。一九一九年暑假，由于吴研因的介绍，到苏州的江苏省立第一师范执教。次年，因为沈阳高等师范一再邀请，就到那里担任教授。《白话本国史》一书，就是在历年讲稿的基础上，在这年年底定稿的。在那里共执教三年，到一九二三年张作霖派人接管该校，改为东北大学，教职员中有不少人视为“不顺”而离开，他也辞职南归，回到苏州的省立第一师范，在新设的培养高等师资的专修科任教，前后有两年半的时间。

一九二五年暑假又来到上海，从此就长期在上海工作。先在沪江大学担任历史教授一年，教授中国哲学史等课，《理学纲要》一书就在这年写成初稿。次年暑假，由于光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童伯章的邀请，转到光华大学。那时光华没有历史系，就在国文系担任历史教学；不久历史系成立，就被聘为历史系主任，从此就长期在光华任教，并从事研究工作。尽管光华是个私立大学，待遇较差，有时不免欠薪，特别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以后，欠薪很多，吕先生还是继续在那里任教，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上海租界，才放弃工作。一九四二年八月回到常州旧居，在附近游击区湖塘桥的青云中学、坂上的辅华中学担任教学。因为乡间既不便居住，往来于城乡之间又很不方便，一年后辞去教职，就隐居在常州，继续从事断代史的写作，靠开明书店预支的稿费勉强维持生活。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军投降，光华大学复校，就回到光华继续担任历史系主任。直到上海解放，仍在光华继续任教。后来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就在该校历史系任教，被评为一级教授。

除了担任教学工作之外，吕先生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上。他不欢喜交际，曾经说：“予生平不喜访问知名之士，人颇有愿下交者，亦多谢绝之，以泛泛访问，无益于问学修养也。”他是为了按期完成研究写作计划而“自甘孤寂”，然而，他并没有脱离学术界而孤独地从事研究工作，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很是注意学术上的交流的。在光华任教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每逢星期日上午，总是约定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学生们，聚集到一个冷僻地方的茶室里，随便谈论学问，直到抗战期间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从没有间断。这是他推进学术研究和诱掖后进的一个主要方法。因为在这样的场合，可以放声高论，畅所欲言，或者探讨某个问题的研究方法和门径；或者追溯一条史料的来源及其价值；或者交流自己研究中的某些心得；或者评论某些著作的缺点错误；或者探讨一些有争论和疑难的问题。吕先生总是侃侃而谈，循循善诱，不少后辈常常从这里得到许多切实的教益。

吕先生又不追求名利地位，他在光华大学任教二十多年，光华待遇不高，常常欠薪，当时他在学术界声望已很大，先后有不少大学以优越条件来延聘，他都辞谢了。他说是懒于改变环境，实际上是怕改变环境之后，影响原定研究计划的完成。他也不随便写应酬的著作或文章。解放以前上海大大小小的书店不少，前前后后出版的刊物也多，知名之士往往成为拉稿的对象。吕先生不是有求必应的，答应写稿是有选择的，力求符合自己的研究志趣和预定计划，因此他在一般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很少，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多数是读史札记，或者是从读史札记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文章。他还常常教导有志研究的学生们，不要稍有名望，就放弃自己长期的研究计划，随便投合出版商的要求去写文章或著作，否则就不免误入歧途，结果文章发表不少，名誉也不小，学术上却没有什么成就。

尽管吕先生长期勤奋地按照预定计划从事研究工作，然而并没有置身于学术界之外，如果遇到讨论重要学术问题自己有不同意见时，就毅然决然出来写文章参加讨论。一九二零年井田制有无的讨论，他就是第一个以史学家的立场参与的，反驳了胡适否定井田制存在的说法。一九二三年梁启超发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东方杂志》二十卷十号），认为阴阳五行说起于战国时代燕齐方士，由邹衍首先传播。吕先生认为“此篇颇伤武断”，又是第一个出来写文章反驳，写成《辨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发表（《东方杂志》二十卷二十号）。同时，他对于有意义的集体学术工作，也是积极参与的。例如一九四零年《古史辨》第七册在上海编辑，准备出版，他除了把全部讨论古史传说的论文、札记送登这册《古史辨》以外，还同意作为本册的领衔的编著者，其中三分之一的校样是他一个人独立校阅的，三分之二的校样也是他参与校阅的，因而保证了这册分量很大（八十万字）的书能够迅速出版。这时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刊物《齐鲁学报》也在上海编辑出版，他受顾颉刚先生的委托而负责主编，成为当时称为“孤岛”的上海唯一有质量的文史研究刊物，先后出了两期，后来因日军侵占上海租界而停刊。

由于吕先生抱着献身于祖国学术事业的精神，有着刻苦而顽强的意志，克服种种艰难，排除种种干扰，坚持按照长期研究计划而循序推进，终于写成了大量历史著作，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史学方面的遗产。

《古史辨（七）》，吕思勉、童书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吕先生除了早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以外，大量的著作都是在光华大学任教期间写成的，由于他的博学而勤奋，写成的历史著作是多方面的；同时由于他的治学深入而谨严，所有的著作又是很踏实而有见解的。在中国古代史方面，曾先后写成指导青年学习的中国通史两部，便是《白话本国史》（一九二三年商务印书馆版）和《吕著中国通史》（一九四零年、一九四五年开明书店版）；又有内容扎实、份量很大的四部断代史：《先秦史》（一九四一年开明版）、《秦汉史》（一九四七年开明版）、《两晋南北朝史》（一九四八年开明版）、《隋唐五代史》（一九五七年上海中华书局版）。在探讨史学方法方面，既有阐明历史研究方法的专著，如《历史研究法》（一九四五年永祥印书馆版）；又有通过评论前人史学理论著作来说明史学方法的，如《史通评》（商务版）和《文史通义评》；更有指导初学者阅读史籍方法的，如《中国史籍读法》。以上四书，合称《史学四种》，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专史方面，有专门探索我国少数民族历史的著作《中国民族史》（一九三四年世界书局版）；有论述先秦学术思想的《先秦学术概论》（一九三三年世界版）；有阐明宋明理学思想的《理学纲要》（一九三一年商务版）；又有专门论述宋代各种文学体裁的《宋代文学》（一九三一年商务版）；更有分类叙述典章制度变迁历史的读物五种：《中国国体制度小史》、《中国政体制度小史》、《中国阶级制度小史》、《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中国婚姻制度小史》（一九二九年中山书局版）等。吕先生还把文字学作为研究古代史的必要工具，先后著有文字学著作四种，便是《中国文字变迁考》（一九二六年商务版）、《字例略说》（一九二七年商务版）、《章句论》（一九二六年商务版）、《说文解字文考》（未刊）。因为先秦的史料比较特殊，为了指导青年学习先秦的史料，还写有《经子解题》（一九二六年商务版）。他的读史札记，除了在报刊发表的以外，先后出版过《燕石札记》（一九三七年商务版）和《燕石续札》（一九五八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两种，现在已把他的已刊和大量未刊的札记，总编成《吕思勉读史札记》一书，正在印刷中。

《吕思勉读史札记》，吕思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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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先生第一部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写成于一九二零年十二月，一九二三年九月由商务出版，共四册，这是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长期以来被用作大学的教本，并作为青年“自修适用”的读物，对当时史学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这部书之所以会成为普及的历史读物，因为它的内容、体例和写法，正为适应当时如饥似渴的青年学生精神食粮的需要。作者在《序例》中说明编著这部书的目的，是用来做青年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部书有着和以前出版的同类书不同的四个特点：

（一） 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这在前面已经提到。

（二） 着重开示研究历史的门径和提供必要的历史常识，还提示前人重要的研究成就。讲究实事求是，认为研究历史，最紧要的就是正确的事实，事实不正确，根据于此而下的断案，自然是不正确的了（第九页）。书中既有重要历史事实的叙述，又有作者必要的考据和议论，也还引用前人的考据和议论，并介绍阅读当时有益的著作。

（三） 切实指示进一步学习阅读历史书的门径。引据的书和举出的参考书都注明篇名卷次。全书用语体文写成，但遇到（1）文言不能翻成白话处；（2）虽能翻而不免要减少其精神处；（3）考据必须照录原文处，仍用文言。

（四） 着重讲究条理系统，注意社会历史变迁进化方面的论述。

作者之所以要标明上述四个特点，是针对当时同类书所存在的缺点的。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史料汗牛充栋，如果没有丰富的史识，不作系统的钻研，就不可能抓住紧要的历史事实，写成有条理的著作，作为青年学习入门之书。由于作者十多年的勤劳，所写成的《白话本国史》确实具备了上述四个特点，因而这书出版以后，成为中国史学界第一部有系统的新式的通史。正如顾颉刚先生对这部书所作的评论：“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当代中国史学》第八五页）。

的确，《白话本国史》为通史的写作开创了新纪元。因为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要做到“真有研究”，颇不容易，很容易产生两种偏向：一种列举的史实并不是有关紧要的，不能组成条理系统，缺乏见解；另一种很多主观的想像，表现得很有见解，但是不符合历史实际。当时最差的通史著作，这两种偏向同时存在，既“失掉古代事实的真相，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又“毫无条理系统，再加上些凭虚臆度之词”。因此吕先生在这部书中，力求做到叙事正确而议论符合于史实，具有条理系统。

《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吕思勉著，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 

《白话本国史》中采用新方法、新观点的部分，确实如作者自己所说的，主要在于上古史。这是由于时代所限，因为当时刚开始运用新方法、新观点来探讨历史，曾经展开讨论的只有上古史部分。书中“三皇五帝时代社会进化的状况”一节，就是采用了新观点来解释的。认为燧人氏代表渔猎时代，实行群婚制，因而“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还没有财产“所有权”，因而“饥即求食，饱即弃余”。到伏牺氏进入游牧时代，神农氏进入农耕时代（第二四页）。书中还有“古代社会的阶级制度”和“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的变迁”等节，认为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经济的变迁，首先由于贵族的侵占自私，破坏了井田制，占有了名山大泽。再由于商业的发达，社会上加剧了贫富的分化，于是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贵贱的阶级破，贫富的阶级起”；二是“共有财产的组织全坏，自由竞争的风气大开，是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的一种大变迁，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的一大界限”（第一七六页）。在今天看来，这样把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看作是从贵贱对立的阶级变为贫富对立的阶级，并不恰当，但是在六十年前，能够看到春秋战国之际是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的“大变迁”时期；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变革的“一大界限”，不能不认为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抓住关键的创新见解。

对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当时吕先生的观察是十分敏锐的，既看到了春秋战国之际的“大变迁”，同时又看到了秦汉以后长期没有根本变化。他指出“从秦汉以后，直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没有根本变化”（第四七页）。秦汉以后社会经济之所以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不能前进，是和政治上多次出现周期性的治乱兴衰的反复有关，而政治上之所以会不断出现治乱兴衰的反复，又和生产方法和生产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有关。他又指出：“从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上有个公例，承平数十百年之后，……就要酿成大乱为止，大乱过去，可以平定数十百年，往后又是如此了，这是由于生产方法和生产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的缘故”（第七四三页）。这个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吕先生在六十年前已经明白提出了。所说“生产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就是指封建制生产关系由低级逐步向高级发展而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从秦汉以后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前，社会经济还是逐步有发展的，农民所受到剥削的方式是不断有变化的。吕先生认为当时田赋制度的变迁，“便是当时农民生活状况的反映”（第四七页）。从晋到唐代中期的田赋制度，如晋的户调式、北魏的均田令、唐的租庸调制，属于同一趋向，唐德宗时实行两税法是个变迁。唐代中期以后不但社会经济发生变化，政治形势也发生大变，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从此中央集权的王朝实力衰落，北方后进部族就进一步侵扰。《白话本国史》因此以唐代后期作为“中古”和“近古”两个时期的界限。

《白话本国史》根据上面所述对中国社会历史变迁进化的理解，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六个时期，把秦以前称为“上古”，从秦汉到唐朝全盛时期称为“中古”，从唐代安史之乱到南宋称为“近古”，从元明到清代中期称为“近世”，从“西方东渐”到清朝灭亡称为“最近世”，辛亥革命以后称为“现代”。这样把中国历史分为六期，虽然大体上还是按照朝代来划分，但是比当时同类著作已有很大进步。这样把唐代全盛时期以前作为“中古”，把安史之乱以后称为“近古”；把清代中期以前称为“近世”，把“西力东渐”也就是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以后称为“最近世”，显然是作者由于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方法而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对此后史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还值得称许的是，这部书强调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上古史中设有专章讲“汉族以外的诸族”，此后按照历史顺序，分别叙述了每个王朝与周围少数民族的关系。它有“中国古代的疆域”一章，就包括周围所有少数民族在内，把古书上所谓“五服”“九州”以及“疆域的四至”作为疆域。他认为后世住在边疆地区的若干少数民族，有不少原来就是从中原地区远迁的。匈奴古称獯粥、猃狁，原在今河北、山西的北半省和陕西省。乌桓、鲜卑古称东胡，也即山戎，原居今河北、辽宁之间。铁勒古称丁令，又称狄历，也即古代所谓北狄的狄。书中对于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同样称之为“朝”，不但把北朝看作和南朝是对等的，而且也把辽朝、金朝看作是和宋朝对等的，有一定的章节叙述辽朝、金朝的兴亡，并把“宋辽金元四朝的政治和社会”列为一章，一起叙述。这为当时编写中国通史开创了新体例。

吕先生的另一部中国通史——《吕著中国通史》，是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写的。由于当时出版条件的艰难，上册于一九四零年由开明出版，下册拖延到一九四四年才由开明出版。这书针对当时上海已出版的若干中国通史的缺点和大学文科学生学习上的需要，没有采用一般通史的体例，全书分成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有系统的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历史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作者认为当时上海流行的通史著作，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大学文科的学生，他们在中学学习历史的基础上，正需要各方面有系统的历史知识，以适应进一步钻研的需要。因此就有必要采用这样特殊的体例来编写此书。

 《中国通史》，吕思勉著，群言出版社2016年版

作者编写此书还有个明显的目标，就是想从中总结一些历史经验，用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他说：“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第七页）。

作者在这部书中总结了哪些重要的历史经验？对我们的前途作了怎样的推测？对我们的行动作了怎样的启示呢？重点是在于社会经济的变革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其中“财产”一章，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叙述，着重说明了中国历代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他认为中国古代有两大社会改革思潮，一是儒家（主要指经今文学家）主张“三世”之说，要求从“乱世”经历“小康”而到达“大同”的“太平世”，主张恢复井田制，平均地权；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实行盐铁等大工商业官营，管理民间的商业和借贷。法家的主张，汉武帝时桑弘羊曾经实行，但只收到筹款的结果，没有取得改革社会的成效。西汉末年王莽综合儒法两家主张而进行改革，结果完全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第九六页）。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是阶级时代的产物，治者阶级总是要剥削被治者以牟利的”，因而不可能由他们来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

作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而且认为“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富贫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第一一页）。这是作者从我国历来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说明我们所以容易接受社会主义而加以推行的原因。怎么推行社会主义呢？作者在“实业”一章中指出农工商三者之中，“农为尤要”，在叙述农业“自粗耕进于精耕”的过程之后，接着检讨“中国农业进化的阻力”，主要由于土地私有和小农制，认为唯一的出路是推行大农制，改变生产方式，应该效法苏俄的集合农场，推行耕作机械，化除农民私见。因为“生活变则思想变，生产的方法变，则生活变”（第二三页）。

作者一方面通过对经济制度和社会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另一方面又通过对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趋势。

这部书的“政体”一章，突出地说明殷、周、春秋时期的贵族专制政体内保存有许多民主政治的遗迹。《周礼》上有“大询于众庶”之法，国家有危难，国都要迁移，国君要改立，都必须召集“国人”而征询意见。这在《尚书·盘庚》和《左传》等书上可以找到许多例证。从《尚书·洪范》可以看到“君主、卿士、庶人、龟、筮，各占一权，而以其多少数定吉凶，亦必系一种会议之法，并非随意询问”。他因此断言，远古确有民主政治制度，后来才破坏掉的。舆论到后来虽然效力渐薄，至有如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然明欲毁乡校之事；然在古初，舆论“必能影响行政，使当局者不能不从”（第五一至五二页）。作者又指出，我国从来民主政治的思想很流行，见于儒家书中的独多，尤以《孟子》一书为深入人心。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两篇，对于“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之义，发挥得极为透彻。认为这种“旁薄郁积的民主思想”，必将待时势的来到而见之于行动。

这书上册叙述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分成十八个题目，这和过去记载典章经制的史书的分类根本不同，例如婚姻、族制、阶级、财产、衣食、住行等等，都是过去史书上缺乏系统记载的。作者能够作出概括而系统的论述，是长期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结果，而且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例如“衣食”一章，讲到“食”的起源，作者认为可分三种：在较寒冷或多山林的地方从事于狩猎，以食鸟兽之肉为主；在炎热或植物茂盛的地方，以食草木之实为主；在河湖的近旁则食鱼，因此在远古的中国以植物为主要食品。《墨子·辞过篇》说：“古之民，素食而分处”。“素食”便是“蔬食”。《礼记·月令》仲冬之月“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道之”。《管子·七臣七主篇》说：“果蓏素食当十石”。说明“蔬食”到春秋战国时代还很重要。作者还指出古人“蔬食”为后人造下了很大福利，从中发明了种植，并由此发明用草药治疗。又如“货币”一章，他认为前人所说由于佛事销耗以致黄金由多变少，并不确实。汉代黄金赏赐数量很大，是因为黄金集中在官府，后来不见这种情况，是因为分散在民间。王莽时金价五倍于银，到明代洪武初年依然是这个比价，足见并非黄金真少，只是散而见其少。

吕先生适应时代需要，先后著作的两部中国通史，不仅对于当时历史教学、帮助青年自学起着很大作用，而且对于古代史的研究，历史读物的写作都有深远影响。

（本文选自贾鹏涛整理《杨宽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