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学记】杨宽 | 悼念李亚农同志

——学习亚农同志坚持不懈、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

李亚农同志不幸于9月2日被疾病夺去了生命，和我们永别了！这是我们革命事业和科学研究事业的重大损失！多年来相叙一起，随从一起工作，一起切磋学问，得到教益非浅，一旦永别，怎能不悲痛万分呢！

亚农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直到心脏跳动停止为止，对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在长期从事革命实际斗争的同时，还顽强地坚持科学研究，直到病情十分严重，仍然不肯停笔，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出色的历史著作。如今，我们一看到他的著作，就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对他的回忆就象电影似的，一幕幕地在脑海中涌现出来。

李亚农先生

值得我们悼念、回忆、学习的事情很多，这里，只就他从事科学研究方面的情况作一番回忆。

亚农同志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中国古代史，目的在于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依照社会发展规律来划分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尽可能根据可靠资料，具体地阐述各个阶段的社会生活情况，并分析其特点。用他自己常说的话，就是要替中国历史划出一个大体的框框。

这是亚农同志科学研究上的雄心大志，也就是他终生坚持不懈的奋斗目标。

亚农同志在科学研究上，一开始就具有认真、踏实的学风。研究中国古代史，必须要做好古代史料的搜集工作，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时，先要打通古文字学这一关，这可以说是古史研究的基本功。他在早年从事古文字学的探索，研究甲骨文和金文，就是为了练好这个基本功，以便将来能够踏实地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可是，在旧社会里要练好这个基本功，可不容易。因为当时的古文字学是带有浓厚的古董气息的，不是一般学者所得问津的。亚农同志为此下了很大决心，成了这方面的一员闯将，完全依靠自己的摸索钻研，闯通了这一关。他首先下了不少功夫，通读前人这方面的著作，学习和接受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继而就探索前人的研究方法，对前人成果进行批评和分析，使自己得到了提高。这方面的研究虽然不是他的主要目的，在不断的努力下，也先后著成了《铁云藏龟零拾》《殷契摭佚》《殷契摭佚续编》《金文研究》四书。

 《殷契摭佚》内页

亚农同志对古史研究有着明确的目的，因此，尽管埋头于故纸堆中，没有脱离实际的革命斗争。到1941年，他因为参加革命武装斗争，就停止了这方面的研究。1949年上海解放后，他到上海担任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工作，根据党的方针，整顿和发展科学研究机关，并负责筹办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这时，他认为重新努力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已经到来，尽管工作极其繁忙，还是从百忙之中抽暇来从事研究，只要有一分钟时间都不轻易放过，有时就在汽车里阅读有关研究的资料。到1952年，就写成了《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一书，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古史分期的见解。为了集思广益起见，曾把这部书的初稿印了出来，分送给同行朋友，请大家提意见；还曾在上海历史学会上提出学术报告，请大家讨论。由于他十分谦虚和诚恳，大家都畅所欲言，有的朋友指出了内容上的缺点，有的朋友提供了补充资料。当时他已被推选为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主席，这样带头虚心听取意见，就大大发扬了学术民主，鼓励了自由探讨的风气。

《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一书，经过他吸收了各方面意见之后，再三修改，到1954年才出版。这仅仅是他初步提出的一个中国古史分期的大纲，对各个阶段的历史情况只描绘了一个轮廓，许多重要的关键性问题尚待进一步探索。这部书是他对中国历史有系统研究的开端，也可以说是他的古史研究的一个“绪论”。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是有一套系统的计划的，接下来，就准备要划分阶段来作深入细致的探索，由氏族制而奴隶制，由奴隶制而封建领主制，由领主制而地主制，试图有系统地阐明各个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并有重点地说明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一共写成四本历史专著，把他二三十年来盘旋于脑海中的问题和见解，通过进一步研究，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写出来公之于世。他常说:“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这样做，才不算白活一世。”

 《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版

这是亚农同志进行历史研究的庞大计划，要继《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之后，连续写成四部专著，就是要一共写成五部有连贯性的著作，这是多么艰巨的任务啊！不幸，他在1949年到上海工作后不久，就患风湿性心脏病，健康情况一天差一天，这更增加了他在科学研究工作上的艰巨程度。但是，他始终不怕艰巨，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不懈地要完成他自己拟订的计划。他常说:“要改变我们科学文化上落后的状态，我们科学工作者必须加倍努力，急起直追，不可有一点松懈。”每当病情严重，不得不停止工作时，还念念不忘研究计划的实现；在他生命受到威胁时，就考虑如何更抓紧时间来完成计划。许多同志劝他好好休养，保重身体，暂时不宜进行研究和写作，他坚决不允，常常说:“有生之日，皆为人民服务之年，只要一息尚存，就应为祖国的科学事业继续努力。”他又常说:“和疾病作斗争，争取多活一天，就是为了多做一天工作，否则就是白活的。”由于他如此顽强、坚持，终于在十年内，继《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之后，陆续写成了《周族的氏族制和拓跋族的前封建制》《殷代社会生活》《西周与东周》《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等著作，完成了他自订的计划。

《周族的氏族制和拓跋族的前封建制》一书，写成于1954年。这书的主要贡献，我以为是开创了研究中国氏族制历史的新途径。亚农同志在刻苦钻研的同时，很讲究研究方法，设法开创新的研究途径。这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本来，要研究我国远古时期的氏族制，是有困难的，即使发掘到当时大量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但这些东西是哑的，不可能详细告诉你当时社会生活情况。现在经亚农同志的研究，知道周族的宗法制度是从父系家长制时期保留下来的，“礼”也是从那时沿袭下来的，因此，“三礼”中就保存有不少原始史料，可以用来探索周族的氏族制的特点，还可以由此说明宗法制度的起源、作用及其在中国社会得以残存两三千年的缘故。这样，就开创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并且恢复了“三礼”应有的史料价值。在对拓跋族的研究中，同样有着创辟的见解，如认为均田制的内容带有“村社”性质，起源于“计口授田”，是颇有道理的。

《殷代社会生活》一书，写成于1955年。我以为这书的主要贡献，在于运用甲骨文和出土文物，很具体生动的说明了殷代奴隶社会各个方面的状况。亚农同志是主张继承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的，认为历史书必须写得形象化，既要精确而无虚构，又要具体而生动。照例，运用甲骨文作为资料写成的历史，必然是考据式的，读起来枯燥无味，但是由于他严密的组织，尽力加以融会贯通，采用深入浅出的写法，避免了罗列史料的现象，有许多地方写来非常生动活泼，完全出于人们意料之外。这也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地方。

《殷代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版

《西周与东周》一书，写成于1956年。这是从西周和东周之际的变革中，企图进一步说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具体过程的。亚农同志为此曾广泛搜集资料加以钻研，对自己原有的见解作了很重要的补充，对周宣王时期的改革有了更详细的阐释，对周初民族的分布及其与黄土层、生产工具的关系，也有了很透彻的解说。他常常不满足于自己已有的看法，力求进一步加以充实，这就是他不断取得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他写到最后一本书，即《中国的封建领主制和地主制》的时候，病情已很危险，在写作过程中时常发生需要接氧的险境，“几与阎王老子见面者，不止一次”，他还是坚持要完成计划，终于“一次一次地把阎王差遣来的无常赶回去了”，在1961年春天把最后一本书写成。在这书里又对自己过去的看法作了重要补充，对春秋、战国之间变革作了详细的探讨，认为郑国子产的改革，剥夺了领主的兵权和司法权，使逐渐成为剥削农民实物地租而要向国家缴纳田赋的地主。此外，还对过去没有充分讨论过的问题，如我国古代是否存在“村社”等，作了详细的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到此，亚农同志经过十年努力，在和疾病的斗争中，把自己预订的全部研究计划胜利地完成了。到此研究工作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他又认为，这是应该回头去改订一下旧作讹谬的时候了，这是把旧作通盘拿出来整理一下的时候了。他说:“假如在纠正旧著的乖谬之前，竟淹忽下世，则贻误后来读者的责任，是逃不了的。”

于是又急于完成修订和补充工作。经过一年时间，终于把五部书修订补充完成，合编成为《欣然斋史论集》，并且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着重地谈论了科学研究上如何承前启后的问题。这篇序言是在严重咯血的情况下写成的。

《欣然斋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版

等到这个《论集》编好，《序言》写成，古史研究工作告一段落，他又定出了一个从事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计划，在严重咯血的情况下，写成了一篇两万字的论文，来讨论钱舜举的画。当时他自己早已认识到，将不久于人世，但是还在和疾病斗争，希望能够再坚持二三年，以便进行一系列的有关美术史的研究，因为他在这方面很有些见解想要写出来，但不幸被疾病夺去生命，无法实现了。

亚农同志为革命事业和科学研究事业奋斗了一生，表现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他在疾病的折磨和威胁中，在科学研究上能够得到比一般健康的人更多的成果，主要由于他有着顽强的革命精神，有着坚持不懈、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我们悼念他的最好办法，就是学习他这种精神，进一步整理好他的遗著，在他已经取得的研究成绩上，继续努力前进。

（本文选自贾鹏涛整理《杨宽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