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佛年教授是中国近百年来一位享有崇高威望的教育理论家与高等教育事业家。前者体现于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理论和教育学教材建设上；后者体现于华东师范大学从创办到发展成为全国一流师范大学的高等教育实践上。
纪念刘佛年教授，我除了对他的学术造诣无限敬仰之外，更多的是怀着感激的深情，感激他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初创时期的倡导、指导与支持。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他刚从国外留学归来，我就读过他的文章，为他精辟的教育理论所折服，学习他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点来分析、评价以往的形形色色教育理论。他是我当时所景仰的教育理论家之一，而以无缘做他的及门弟子为憾。
直到1964年初，我被借调到北京参加一个教育理论研究班子，他是这个班子的组长，才有机会认识这位教育界的泰斗，聆听他的高论，交流思想观点，建立亦师亦友的感情。这种感情是浓郁而非功利性的，在那个“逢人且说三分话”的年代，即使在“文革”后期，我们都生活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阴影中，也交往不断。我每到上海，必定悄悄地去看望他。或在他那狭窄的临时寓所，或在附近的小馆子里，我们都能不存顾虑地交流学术观点。他谈得最多的是如何重新编撰《教育学》教材，我则倾诉对于建立高等教育学新学科的设想。
这些陈年旧事，现在年青一代已难理解，也无必要理解，不提也罢。只是我对刘佛年教授的感激深情，还有重提的必要，因为这不是纯粹个人之间的私情。
“文革”后，我重新提倡研究高等教育理论，在中国建立高等教育学新学科。这一倡议，高等教育实际工作者赞同者多，尤其是许多大学校长，他们亟想有高等教育理论来指导办学实践：而教育理论工作者，颇多非议。有的认为教育学就是教育学，教育理论适 用于各级各类教育，何必标新立异，另建学科；有的则认为教中小学生才需要教育理论与教学方法，教大学生只要有专门知识、学术水平就行了，世界上没有一所专门培养大学教授的师范院校。当然，也有不少教育理论工作者持赞同与支持的态度，刘佛年教授就是其中最热心的提倡与支持者。
1979年10月，由华东师大（当时是尚未复名的上海师大）、厦门大学、北京师大、南京大学、兰州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大和上海高教研究会8个单位，发起组织的中国高教学会第一次筹备会，在上海华东师大举行，会议就由时任华东师大（上海师大）校长的刘佛年教授主持。这次会议，讨论了成立全国性高等教育研究组织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统一了认识；通过了《全国高等教育学会章程（讨论稿）》和《成立全国高等教育学会倡议书》，发给全国许多大学并在报刊上发表。这次筹备会在推进全国高教研究的组织上，起了重要的、广泛的作用，在中国高教研究史上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同刘佛年教授的支持与带头分不开。
1980年代初，为培养高等教育学科的研究人员和师资，我同刘佛年教授商议招收高等教育学研究生，也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当年培养硕士研究生，不是先授权、后招生，而是先招生，有三届研究生培养经验之后，才可申请授权成为正式的硕士点。因而各校只要具备一定条件，就可以自主招收硕士生。但当时厦门大学只有一个规模很小的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只有一位教授，无力开出全部硕士课程；华东师大的教育学科力量雄厚，但教授们所研究的都是普通学校教育学，缺乏高等教育理论的指导力量。我们决定分别招生，合作培养。先在华东师大学习教育专业的基础课程一年半，再到厦门大学学习高等教育理论和撰写高等教育学位论文一年半。中国第一批的1982、1983两个年级的高等教育学科7名硕士，就是通过合作培养出来的。其后厦大师资力量成长起来，华东师大也已有专门研究高等教育学科的教授，才分别全程培养。这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史上，也是一件体现创业艰辛的史实。
刘佛年教授对高等教育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倡导、支持是一贯的。上面只是记下两件里程碑式的事例。在20世纪80 年代，无论在学位委员会的学科目录制定上，在教育学科评审组的评审上，或者在有关高等教育研究的历次学术会议上，他对高等教育学科建设，都表现了高度热诚，并且亲自做了多次有关高等教育问题的学术报告。
高等教育学科初创时期，正是有这么一位德高望重、高瞻远瞩的教育学术权威的倡导、指导、支持，高等教育学科的建设，才顺利地健康发展。如今中国高等教育学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二级学科体系，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培养出数以千计攻读高等教育学和高等教育管理专业学位的硕士、博士，这使我们可以告慰于刘佛年教授。
（作者系厦门大学原副校长 潘懋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