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知道陈旭麓老师的名字是在 1963 年10 月。那年我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学的是教育专业，但却对历史很感兴趣。我从《华东师大学报》上知道陈旭麓老师是历史系的副教授。我还常常在《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等刊物上看到陈旭麓老师的文章，于是对他生出几分敬重，很想见到这位教授。
1963年11月的一天，我在文史楼一楼大厅的阅报栏看报，听到有人喊：“陈教授！陈教授！”我扭过头，见一个正在上楼的人回过头来。那人看上去40 多岁，白衬衫，蓝裤子，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手中提着人造革书包。这样的教师形象当年在师大校园随处可见，我不知怎么会生出一个奇怪的想法：他会不会就是陈旭麓老师？
我认识几个历史系的河南籍同学，就向他们打听陈旭麓老师。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中文系的罗教授给我们上《文选》课，下课后我刚走出教室，历史系的一个河南同学跑过来对我说：“陈旭麓教授正在那里看报。”我随他下到一楼的大厅，他指着阅报栏前的一个中年人说：“那个戴眼镜的就是陈旭麓。”我一看，正是几天前我在一楼楼梯口见到的那个人。
1964 年秋末冬初，报纸上展开有关忠王李秀成的学术大讨论，我对当时的讨论文章几乎每篇都看。那些文章中，除了专家学者的外，也有一些工农兵和青年学生的。于是我也大胆地写了一篇，内容无非是谈对李秀成的评价，观点当然是附和批判李秀成的主流。我自觉文章写得浅薄和幼稚，出于对陈旭麓老师的敬重，也为了使文章进一步完善，就想请陈教授加以指点。当同室的同学们得知我的想法时，都笑我不知天高地厚。
同学们的嘲笑并没有改变我的想法，我通过历史系河南籍同学的介绍见到了陈教授。记得那天下午，陈教授给历史系同学上完课之后，河南老乡领我在二楼的教师休息室见到陈先生。当我们简单说明来意后，陈教授高兴地连声说：“好！”“好！”
我的文章大概有3000多字，他接过后十分认真的看了一遍，在看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几次皱起了眉头。看完后他鼓励我说：“作为一个教育系的学生，能大胆参加关于李秀成的学术讨论，这就很不错。”然后他问那个河南老乡说：“你们学历史的，一个班有多少人写文章参加这场讨论呢？”陈教授表示要把文章带回去，看完后再和我交换意见。我们约定下星期同一时间仍在这个地方见面。
在下星期约定见面的时间，我早早等在文史楼二楼的走廊里。陈教授下课后，我们又来到那间教师休息室。他从书包中取出一个文件夹，拿出我的那几页稿纸说：“我把你文章中扣大帽子的地方都划掉了。对李秀成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必须以事实为据，光扣帽子是无法服人的。”我接过稿纸，看到上面用红笔密密麻麻地圈圈点点、勾来划去。一页没有看完，我就感到心中一阵阵发热，脸上一阵阵发烧。心中发热，是因为我没有想到对一个学生的一篇习作，陈教授竟如此认真；脸上发烧，是因为我的文章中竟有如此多的问题，从错字病句、标点符号到地名、人名和时间年号。我忐忑不安地将他改过的文稿看完，才觉得我的文章是如此的幼稚，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投稿的勇气。陈教授好像看出我的心思，鼓励我说：“尽管我不同意你文章中的一些观点，但你也算一家之言嘛。文章的逻辑性还是很强的，投给学术杂志恐怕不行，可以投到报社去试一试。”我鼓足勇气将稿件寄给《光明日报》社，结果不出我所料，稿件被报社退回。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陈旭麓老师也和大多数教授一样，难逃被迫害、遭批斗的命运。陈旭麓老师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学校大批判专栏里，出现在广播喇叭上，甚至出现在校园的马路上。像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陈旭麓老师经历了重重磨难却并没放弃对学术的信念，以及对培养史学新秀的信心。1968 年我离开上海，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陈旭麓老师，也没有听到有关他的消息。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偶尔在报纸杂志上看到他发表的一些论文和介绍他著作的文章。
2000 年华东师大教育系63级同学聚会时，我又了解到一些关于陈先生的消息：1969年陈旭麓妻子病故，他既当爹又当妈，把一群孩子拉扯大。他像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咬着牙承受了“文革”的磨难和折腾，大难中活了下来。“文革”之后，他先后成为100多名研究生的导师。通过艰难拼搏，他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论文、专著，把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推到了引人瞩目的地位。
1988 年12月，陈旭麓教授积劳成疾，与世长辞。陈旭麓教授的遗体告别仪式在龙华殡仪馆举行，六七百人痛哭失声，为他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