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之后缅怀陈旭麓先生，我想讲三点。
第一，我感谢陈先生，他给了我学自信。1985 年，我入陈先生门下，当时已经37岁了。我的本科出自政治教育系，当时考研究生，专业课是不及格的，传闻之词，一说是58.5分，一说是59.5分，都在水平线之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非常自惭形秽的。陈先生讲的课结束之后，要求每个人交一篇作业。我那个时候正好在旧书店里买到一部铅印线装的《曾文正公全集》，我问陈先生，写曾国藩可以吗他说可以。我就以曾国藩为主题写了一篇文章，最后的篇幅大概是一万两三千字，但我整整写了七个月。差不多在写每句话的时候，我都会自问，陈先生看到这句话会怎么评判。因此，在我所有的论文中，这篇文章写得最拘谨，最战战兢兢。我写完之日已是86年、87 年之交了。交这篇文章的时候，陈先生正好不在，过了两天，我到他那里送信，一进门，他第一句话是“写得好”，第二句话是“我已推荐给《历史研究》了”。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就像是解放了，这种解放使我真正知道了什么叫做学术自信。人有自信和没有自信，精神状态是不一样的，学术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当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时候，谁会相信你呢所以，三十年来我始终感谢陈先生，因为他给了我学术自信，才会有今天的我。
第二，我感谢陈先生，他让我知道什么是好的史学，以及怎么样做好的史学。当年陈先生论述历史，常常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此谓之史识。跟着陈先生读书、上课、读他的文章的三年时间，我都在感受他是怎么样选择历史题目的，怎么样分析历史过程的，怎么样阐述历史内涵的。通过这些非常典型的示范，我至少了解了从事史学，一要有一个广阔的历史视野。这个视野就是你不断地读书、长期地读书所形成的知识积累和知识结构。这个结构越大、越宽越好，这种积累和结构从史实中来，所以既是具体的，又是贯通的。有了这样一个视野，你所研究的历史人物、事件、问题放入其中，它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不再单单是一种个体的存在，从而既能看出其间纵向的历史因果，又能反照出横向的时代内容。二要有足够强大的理论思维能力。陈先生之所以和冯契先生长期交往，心心相印。我个人认为，这与他们都拥有强大的理论思维能力，并善于运用这种思维能力的相似和相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面对的史实，不但是片断的，而且是表象的。片断的史实需要串连为一个整体，表象的史实需要看到背后的历史内容和历史意义。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不进入历史之中，而从历史之外进入历史之中，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理论思维能力。所以，我感到那三年跟着陈先生读书，这一方面的感知是一种极大的开悟。当然，这两点未必能够穷尽陈先生的学问，但是对我来说已是受益不尽。
陈先生是一个能把学问化为德性的人。他晚年处境不顺，但是仍然表现从容。他以他的学问使我们敬仰，他以他的为人使我们敬爱。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学者，但又是一个平常人。所以，像他那样的好人，是值得学习的。中国人讲“学以为己”，说的就是学问能成就人的人格。所以学界论人，常常将学问、道德连在一起。一个好人不一定是个能够做大事的人，因为做大事，做泽被苍生、惠及四海的事，与所居的势位相关，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此势位。因此，不是每个人都能泽被苍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顾炎武说的“行己有耻”“匹夫有责”，其实重心不在有为，而在不为。每个人未必都可以做你想做的大事，但是每个人都可以不做不应该做的事。能够成为一个好人，有时候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恰恰是因为你不做什么。刚才丁凤麟大师兄所说的他想绕来绕去把这件事解决，被陈先生坚决拒绝，这就是不做不应该做的事，就是行己有耻。其实人有时候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并不是不知道这个事情不该做，而是明明知道，但还要做。这就牵涉到了学问能不能化为德性的问题，学问能化为德性，则内有所守，外有不为；学问不能化为德性，则内不疚神明，外不惭清议，明知不能做的事还会去做。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缅怀陈先生，除了他的学问之外，尤其应该学习他的学问化为德性，努力做一个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