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以送来他结集的一部书稿《海上文谭》,告诉我书稿即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要我为之作序。并再三表示,这是他多年来的心愿。
我和艾以的相知相识,终成忘年交,说来话长。早在1950年上海第一届文代会后,成立上海市文联。1951年,艾以从《文汇报》随唐弢先生调到上海市文联,安排在由冯雪峰、唐弢任主编的《文艺新地》任编辑。1952年华东文联成立,和上海市文联在巨鹿路675号合署办公,1953年1月《文艺月报》创刊。有一天,《文艺月报》一位编辑由华东师范大学张德林陪同来向我组稿,我就将刚完成的《论“文学是人学”》交给了她。想不到文章在1957年5月号的《文艺月报》上发表后,顷刻间在文坛乃至文化理论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时间持续一年多,其批判浪潮几乎与当年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同步展开。
粉碎“四人帮”后,艾以落实政策重返文坛,回到上海作家协会。我和艾以才有更多的交往。2004年《文学报》发表了他撰写的《〈论“文学是人学”〉发表的前前后后》一文,我才知道当年发表我这篇文章时,他是《文艺月报》的理论组长,读了他的这篇文章后,我也更清晰地了解到当年在唐弢先生主持下的《文艺月报》发表我这篇文章的详情。我和艾以间的情谊就更进了一步。
通读了艾以的《海上文谭》后,使我想起两位文坛前辈对艾以作品的评价。一位是贾植芳先生,他在为艾以的《艺海一勺》(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所写的《序》中称“它是一部具有文献史料价值的个人回忆随笔,类乎我国流传已久的私人笔记体著作,都以记人论事为主,夹叙夹议,自成风格。”一位是王西彦先生,他在为艾以的《文坛·艺坛·人间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所写的《序》中,也有类似的评论:“结集为《文坛·艺坛·人间世》的这60篇文章,都是他在90年代的新作。或者回忆与师友的交往,或者爬梳现代文学和文学史上的人事,或者发表系统的研究心得,或者抒发文学生涯的感叹,他都不避细琐,从容道来,叙述相当实在,文字也颇清顺。”我认为,这两位先生对艾以的写作特色和风格作了中肯的论述。
提到作序,早在五年前,我就曾为上海文学创作中心策划、由艾以任主编的《普绪赫文丛》作过序。由此可见,我和艾以兄情谊不浅。我今年已经93岁了,年老体衰,脑力不济,有负艾以兄的雅意,只能请艾以兄和读者们多多谅解了。(本文为艾以《海上文谭》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