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创作的繁荣是有目共睹的。但也不容讳言，真正的力作并不多。按理说，过去多少年来，我们历经磨难，遭受过撕肝裂肺的痛苦；而今天又处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应该是一个可以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人民早就在热切地期待着。然而他们的希望却一再落空。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自然不会是单一的，值得我们大家、特别是作家们去探索、思考。
老舍先生生前总是说自己不是作家，而是写家，这当然是他的自谦之词。举世公认，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杰出的大作家。那么，作家与写家的区别在哪里呢？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作为一个写家，他只要有生活、有才能就行。有了这两样，他就能写出他所想写的作品来。作为一个作家，单有生活与才能还是不行。除此之外，还要有一颗博大的心灵。一颗能像鲁迅先生那样“心事浩茫连广宇”的博大的心灵；一颗易感的、能承受巨大的苦难、而又坚韧不拔、为了人民和祖国的前途不惜奉献一切的博大的心灵。不记得哪一位外国作家曾说过：“有才能的作家写他所能够写的，伟大的作家则写他所不得不写的。”其所以不得不写，乃是因为受了他内心感情的驱使，不写出来他的一颗心就不得宁静。感情是谁都有的，但有深浅厚薄之分。既有小触小动的浮泛之情，也有痛彻心肺、直入生命根底的至性至情。真正的伟大作品所表现的，都是发自灵魂最深处的至性至情。司马迁所谓“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正因为有愤怒，有不平，有痛苦，有追求，发而为文章，其感人之力也就特别深切。我们的作家似乎还缺少这样一种发愤之情，还缺乏一种在人民和祖国的忧患面前寝食难安的沉痛、紧迫之感。
过去，我们只强调反映现实，作家们一味致力于对现实生活的模写和再现，作品往往缺乏高远的思理和情致，造成了创作上的偏颇。可今天，作家们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些作品写得很玄虚，里面的人物不像是与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所写的事件也离奇怪诞，令人难以捉摸。有些作品似乎也不乏诗意，甚至颇富哲理，但这种所谓的诗意和哲理，并不是从作品所反映的生活中来的，也完全游离在形象体系之外，只能使人感到乏味和不知所云。创作当然不应只是现实生活的简单的反映和再现，它不能没有想象、虚构和创造，作品总应该包含一些高出于现实的东西。但这种高出于现实的东西，又必须是从现实生活的母胎中来的，而不能是凭空臆造的空中楼阁。创作有各种流派，作家可以信奉这种主义，那种主义；采用这种手法，那种手法。但这些流派、主义、手法，都不是哪一个人随便空想出来的。它们都是从传统与现实的交汇中，从对具体生活体验、感受以及希望改变这种现实生活的愿望中孕育、诞生出来的。因而它们并不是一种可以被当作什么时髦的东西，去随便搬来，随便套用的。一切好作品，一切有存在价值、为人所喜爱的作品，不管它标榜什么主义，运用什么手法，都在现实生活中有它的根子。即使它的作者对现实生活不屑一顾，高喊着要超脱现实，可他的这种蔑弃现实的态度，却正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而读者呢，也正是因为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看到他对现实生活的爱憎态度，看到他所抱有的理想和愿望等等，才觉得这作品是可以理解、可以亲近的。所以，作家和他的作品，无论如何总是摆脱不掉现实生活的影响，就如孙悟空总归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一样。既然如此，就大可不必有意地要去逃避它，倒不如认真地去对它进行深入的观察和严肃的思考，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作品，才能具有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才能产生激动人心的力量。
使我高兴的是，这几年来涌现出了许多文坛新秀，为我们的创作队伍注进了新的血液，带来了许多新的气象。无论在创作题材、思想和技巧方面，他们都有新的开拓，新的创造。但在高兴之余，同时也不免有一点遗憾和担忧。这些新进作家似乎写得很匆忙，来不及仔细推敲和琢磨，在他们的作品看来还只是件半成品时，就被拿出来问世了。还有不少青年作家似乎以为文学创作并不是什么艰难的、意义重大的事业，以为只需凭自己的才气，随意挥洒就成。甚至有“玩”文学的说法。而社会似乎并不知道应该怎样好好地去爱护他们，一篇作品成功以后，就拚命地向他们喝采，并争着向他们索要更多的作品。使他们忘记了、也根本没有时间去进一步认真地培养和锻炼自己，这样就很可能使他们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果真如此的话，对于我们将是何等巨大的损失！要想在文学事业上有所成就，必须对之有真正的爱，肯为它尽心竭力专精致诚，潜志凝神，把整个身心都扑上去。好作品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才会产生。
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希望能早日看到更多力作问世的迫切心情，需要我们做种种努力，并需要有政府、社会、作协等各方面的配合。除了还需关心作家生活，改革稿费制度，创作环境进一步宽松等等以外，我希望中国作家协会和各地的分会，应该在自己主办的刊物上更加重视作品的艺术质量，对来稿的选择要严，从而促使作家们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样，真正的力作才会不断出现，并将日益增多。我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群众希望看到能有更多力作问世的愿望，一定会早日得到实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