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在他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的序文中说，他在写作过程中，总竭力“要使某一种往事经过沉淀变成明晰的思想”，尽管“这需要花很多时间”，使他的写作因此“进行得很慢”。但是，他认为“倘使做不到这一点，纵然会有真诚，却不可能有真实！”
从他这句话看来，可知要得到真实，是比真诚更困难的。道理也很简单，真诚是主观方面的事，只需求其在我就行。真实却必须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一致才能达到。做到真诚，只是一个态度问题；求得真实，却还要涉及能力和水平的问题。其间的难易，是很显然的。
但是，容易做到的事，并不就是无足轻重的事。（其实，要做到真诚，也并不容易！）单有真诚，固然不一定能达到真实；然而要想求得真实，却不能没有真诚。真诚可以说是达到真实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没有一个真诚的态度，是决走不到真实的彼岸去的。托尔斯泰在他的《艺术论》中，十分重视艺术家的真挚，他甚至把它看做是对艺术的价值和感染力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未免过分夸大了真挚的作用，但应该承认，他这意见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不要说象文艺创作这样一种与艺术家个人的感情、态度密切相关的工作，决不能没有主观上的真诚；就是办事情，做学问，要想认认真真、实事求是地追求一点真理，没有一个真诚的态度，也是不行的。因为真理，常常不是浮在表面的，要想得到它，必须下苦功进行深入的钻研。而缺乏真诚的态度，你就深入不下去，也就很难得到真理。
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受尽了摧残和虐杀，文艺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被硬生生地给斩断了。于是，在那一段时期里，我们所能看到的，就只有一些“瞒和骗”的文艺了。“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现实主义传统被逐步恢复，我们的文艺园地，正在呈现出一片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现实主义尽管是一条广阔的道路，要学会在这条道路上驰骋，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它要求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要有多方面的准备。譬如：思想学识方面的修养，对生活的认识和表现能力的锻炼，特别是对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等等。不具备这许多条件，不在这许多方面痛下功夫，是写不出有高度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作品来的。
现实主义所追求的，首先当然是“真”。这“真”，我觉得，应该包括“真实”与“真诚”两个方面。真诚是个主观态度问题，似乎与现实主义是两回事。但是，现实主义不是首先要求作家应该忠于现实吗？忠于现实，难道不正是个态度问题？所以，讲现实主义，是决不能够把态度问题撇在一旁的。只有在主观的真诚与客观的真实相统一的时候，才有现实主义。二者缺一，或者二者相割裂，都不会有现实主义。
不过，无论是“真实”，还是“真诚”，都有各种深浅不同的层次。就“真实”而论，既有表面现象的真实，也有内在本质的真实；既有个别事物的真实，也有整体现实的真实。就“真诚”来说，既有表现肤泛之情的真诚；也有体现至性至情的真诚；既有个人利己主义者的真诚，也有心系国家安危、人民哀乐者的真诚。现实主义必须有客观真实与主观真诚的结合，在结合的方式与程度以及其中各种成分的比例上，更会出现千差万别的情况。所以，尽管同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但各自所取得的成就和所达到的水平，却可以是迥不相侔的。这里，不但有着如列宁所说的“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而且，也有着作家、艺术家精益求精，不断提高思想艺术质量以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一八五九年五月，恩格斯在他那封论革命悲剧的信中曾经这样说：“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要完成恩格斯所提出的这样一个任务，的确是不容易的。然而，这却是现实主义艺术所应该树立的目标。处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时代的作家、艺术家们，难道不应该向着这一目标去努力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