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写作《论“文学是人学”》而闻名于世的著名文艺理论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家钱谷融教授，在度过人生的第九十个九春秋后，因病溘然辞世。
记得十年前，为庆祝钱先生九十华诞和从事教学著述七十周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李伟国先生的支持下，我与责任编辑杨柏伟先生合作编选出版了钱先生的回忆文集《闲斋忆旧》。集子分为三部分，其一是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其二是作者青年时代的一批文章，其三是叙述与亲朋好友的过往。这些美文，宁静恬淡地回味人生，从容舒缓地记录亲友……是值得关注和珍视的。带着新书油墨的芬芳，我们一起来到钱先生在丽娃河畔的寓所，为他送上样书，并又一次聆听钱先生充满机趣的谈话，领略他那洒脱儒雅、波澜有惊的“散淡人生”。
半个多世纪前，钱先生首创“文学是人学”的观点，为自己召来许多麻烦，也为自己赢得了尊重和名声，如今这一观点已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著名主张。
据钱谷融先生回忆，这篇长达三万五千字的《论“文学是人学”》的创作过程，起始于1957年2月。那时，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全国各地许多兄弟院校都派了代表来参加。我一向只知道教书，很少写文章，在领导的号召下，也就不得不勉为其难了。我那时也不懂得什么顾虑，只要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出来就是了。
在华东师大举行的那次讨论会上，钱先生实现登台作学术报告，开头说：“我有一位情人，热恋多年，未敢公开，今天，我大胆把她领来了！”正当全场听众集中目光看他领情人上台时，他却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大字：“文学是人学”。然而，许多与会者都对他的这篇论文提出了批评意见。最近我翻看《施蛰存海外书简》，施先生在1979年给友人的信中谈到，“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这个报告会正是我主持的。在结束时，我就提出这个论文有点问题，‘文学是人学’是高尔基提出的，并不错，但钱的论点对高尔基的论点有了发展，而其发展则有了问题，这是可商榷的学术问题。到后来，姚文元大肆罗织，把钱谷融打成反动文人了。” 施先生说的话直言不讳，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钱先生介绍说：那时只有一个毕业班的学生陈伯海最后站出来这篇文章的立论辩护了几句外，还有就是当年华师大中文系主任许杰先生，对这篇论文表示了极大的支持和鼓励的态度。这篇论文的标题，原来既未加引号，也没有“论”字，就叫《文学是人学》。后来接受了许杰先生的建议，为了使标题更能吸引人，就改成了后来发表时的《论“文学是人学”》。
在华师大举行的那次讨论会后不久，《文艺月报》的一位编辑由华师大的一位老师陪同去访问了他。在谈话中，那位老师向他提起钱先生有这样一篇论文（指《论“文学是人学”》），钱先生随即据实告诉他关于这篇论坛在讨论会上受到许多与会者的批评的情况。《文艺月报》那位编辑还是要钱先生把论文给他带回去看看，于是钱先生就给他了一份打印稿。没过几天，这个杂志的另一位编辑跑来找我，说那篇文章编辑部理论组的同志看过了，并且经过讨论，认为它“既不是教条主义的，也不是修正主义的”，编辑部准备发表，要他再仔细校阅一遍后尽快给他们寄去。
后来，《文艺月报》正式刊出了这篇文章，出版日期是1957年的5月5日。就在这同一天，《文汇报》在《学术动态》栏里特地发了一则消息介绍了这篇文章，并冠以“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的标题。
然而，包括《文艺月报》的编者们都始料未及的是，这篇文章生不逢时，随着反右斗争的逐步深入，批判《论“文学是人学”》的调门越来越高，上海和全国许多报刊在编排上都把批判《论“文学是人学”》和批判、揭露右派分子的文章排列在一起无限上纲、狠批猛打，甚至有的批判文章都把它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钱先生由此经历了20余年的磨难，这真是始料未及。
然而，钱先生处惊不乱，他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文艺观点，他甚至在批评会结束后，带上全家四口，雇了一辆三轮车，到南京路去吃馆子了。就是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钱先生一家居然把当时上海有名的馆子吃了个遍。
漫长的岁月并没有改变钱先生的初衷，也没有磨灭《论“文学是人学”》这篇论文的魅力。人们在经历磨难之后，以更宽广的历史胸怀去认知和接受人道主义。
在我与钱谷融先生的交往中，先生那种谦逊而又充满智慧的品性，让人终生难忘。他总是谦虚地称自己又“无能”又“懒惰”，只是坚持为爱好、为心安而做人处世。但他又说，就算为自己的爱好也不应该使别人不开心。这样，读书做人时感受到的开心是一种“坦荡的、良心能安”的开心。我感到，他说自己很懒散，实际上他是在不断地思考问题。他考虑问题很细致，也很深入。
钱先生说过：“在现实生活里，我最不喜欢的是拘束，最厌恶的是虚伪。我爱好自由，崇尚坦率，最向往于古代高人逸士那种光风霁月、独来独往的胸襟与气度。名、利我并不是不要，但如果它拘束了我的自由，要我隐藏了一部分真性情，要我花很大的气力才能获得，那我就宁可不要。”这些处世哲学蕴含着真性情，也是钱先生参悟“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人生真谛的最好表示。
如今，斯人已逝，音容宛在，钱先生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