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氏话语与“伪中国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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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博客天下 2012年14期
作者不惜割裂、曲解史实，游戲文明史，荒唐程度超乎想象。吹捧者所谓的“史诗”文笔，实则充满指鹿为马、粗暴蔑视前人思想索求的霸道
上月我曾参加孙皓晖《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的出版座谈会，但没能畅所欲言。不少朋友劝我，没有必要与孙皓晖交锋。报纸上、网络上说他提倡“个人崇拜”、“军国主义”、“法西斯”的都有，他根本不在乎。被骂得越多，知名度就越高。你这一来，不正中下怀?
我确实犹豫过。孙氏志不在认真做学问，醋好“颠覆旧史观”，为此不惜割裂、曲解史实，游戲文明史，荒唐程度超乎我的想象。
孙氏多次自我表白，要“为铸民族新灵魂而作”。冲着这句话，我的心脏扑扑乱跳。假如秦始皇式的铁血“法治”再临，“复辟”的帽子满天飞……可怕的感觉隐隐然袭来。不知是我的神经出了毛病，还是孙氏的书毛病不轻?这就逼迫我不能不认真加以思索。
这次改制包装为“史论”的《启示录》，三大册，前加“总序”，后添“结语”。偏偏就是这份别致的“添加剂”，加剧了药性癫狂显性发作。要说有什么特点，并非吹捧者所谓的“史诗”文笔，敢于“直面争议，推崇法家，批判儒家文化霸权”的大智大勇，而是充满指鹿为马、大破大立的血气，粗暴蔑视前人思想索求、横扫两千余年“停滞文明”的霸道。惟其如此，下断每每狠、绝，好说“始终没有”，例如：“我们这个历史如此悠久的国家，始终没有自己的文明话语体系”、“我们的文明史意识苍白得惊人，我们的文明史研究几乎是一片沙漠”……话语余音，似乎天下只有孙某人刚刚“开启”中国文明史的创作，建立起了唯一正确的中国文明“国家话语权”。
孙氏的“撒野”，先说浅层次的，用语实在很是轻率和离谱，太不学术。历史分期在史学上最需谨慎，标尺不易确定，不敢随意杜撰。孙氏竟说秦以前中国历史有七大历史超越，已经够雷人的了。待说到“大禹治水”，标题竟然是从“远古时代”跨越到了“近古时代”，没有词义界定。孙氏或许不知道，“近古”最初来自日本史界常用的词，往往与“近世”(前现代)概念互通并用。“远古”之后，中日史界都逐次称之为“上古”、“中古”，“中古”是从秦统一以后算起。孙氏直接越过“上古、中古”，称夏进入了“近古社会”，那么秦统一是不是就进入“近世”(前现代)甚至“现代”社会了，这不是很离谱吗?
再读下去，夏朝是“早期邦联制”国家，商朝是“成熟的邦联制国家”，周朝是“精密的邦联制国家”——真是不得了，这样西式的政治专用词搬到四五千年前的中国，不够“野”吗?在一次出巡演讲时，被听众责问秦帝国是不是专制政权时，他马上说“不需要以西方学说定性”。这里不是西式得更厉害了?
从整体看，孙氏的半截子“文明史”(到秦亡戛然而止)，大部分都是人物事件史加上点文化思想史，人物事件的笔墨占绝大部分，更像是“孙氏新编上古历史故事”，夸张型的、漫画式的。我建议书友还是去读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插图本话说中国系列》上古篇，平直谨慎，价钱还便宜。孙氏写的故事在这里有，还多出了一些被孙氏忽略或不写的内容，没有“乱点歪评”，可信任度较高。
孙氏的“上古史故事”用了不少神话、传说、“伪书”的史料，却不加年代考辨、甄别真伪，一锅煮，全然不知有无犯规的嫌疑。例如完全撇开由新石器考古揭示的“满天星斗”、“天下万国”格局，硬说禹成功发动、组织、领导了“天下”各大族群参与治水工程，禹开天下九州，夏朝时就有井田制等等。不说夏朝至今仍未发现有文字可考的确切信史证据，不问前人对《禹贡》成书年代的考证，不辨即使到了商朝，它能指挥的地域范围有多大(这时已有甲骨文字记载可考，其势力范围东面也仅到今山东潍坊以西)，自然也无心思去好好阅读中国早期农业史、水利灌溉史的大量考证研究成果，无厘头地拔高，好大的泼洒“气魄”。
孙氏以建立中国文明“国家话语权”自任，献策的整体方案是：“高高越过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直接与我们的原生文明时代实现精神对接。”直接对接的“主体精神”是什么?孙氏最简练的概括。就是法家的“大争”和“血气”。
在孙氏看来，秦以后的两千余年比欧洲的“中世纪”更黑暗，更没有前途。汉唐、宋明不在话下，明、清更是被骂得狗血喷头，直到成了“僵尸般的古老肉”。因此，在他的主张，必须返回到两千年以前对内“血性大争”、对外“有限扩张”的时代，像法家那样杀出一条血路，再出一个实行过“铁血政策”的、秦始皇似的“伟人”，统率全局，君临“天下”。正像他自己意识到的，这个命题“问题太多太多”。所不同的，他说的大多是“伪问题意识”，而他现在设立起来的，却是无视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粗暴割断历史联系，混合长期停滞、虚无主义、激进主义、个人崇拜于一锅的“伪中国史观”。他似乎没有考虑过，只顾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像疯马般一路狂奔，用这样的“历史意识”去处理当今中国的社会问题，会是什么后果，不怕战车颠覆、社会动荡、生灵涂炭?
孙氏的伪“问题意识”有好多个，其中核心的观点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文明从此跌入“千丈深渊”，“走向了单一动力的自我枯竭”，“才有了漫长而遥遥无期的文明衰变之路”，中国人被儒家害得全体得了阳痿病，缺少了强势崛起的胆略与血性。
挑战“旧史观”之所以说不容易，因为必须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艰苦的史料辩驳与史实论证，正反、反正地反复进行，直到自己的立论不被证伪。奇怪的是，对这样一个据说是关系中国历史全局“重大转折”、颠覆两千余年历史走向的“核心观点”，除了一纸简短的“死缓”判决书外，对秦以后的历史几乎无一语事实陈述，只有一种粗暴的定性：以儒家为主流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力。如果孙氏崇尚的“法治”就是这样粗暴地审判历史和人物，我只能说：恐怖。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的年代，说你什么就是什么，不准还嘴，不准辩解，否则就叫“态度不老实”，一阵乱棍齐下，直打到你闭口为止。侥幸的是，目前孙氏尚没有这样的权与势。
我很怀疑孙氏究竟读了多少书，是怎么样读书的?对中国政治制度史有过系统的阅读吗?难道不知道“汉承秦制”几乎是中外公认的历史常识?更为紧要的，近30余年来对秦陵、秦汉简牍等新史料的研究，人才辈出，成果赫然。专家们较为普遍地认为，秦文化的发展过程里，既有商周的，更有六国的文化因素被包容在里面，也保存有原始巫术、原始祭祀乃至杀人殉葬等“野蛮”风尚；周公的礼制与刑治思想，儒、道、法、墨诸家既备各对峙又互有渗透，这些文化因素在秦国都被采纳、接受过，最后成就了前所未有的、寓有多样性、地域性的帝国“统一文明”；秦律受六国，特别是魏律、齐律的影响明显，但“轻罪用重”的法家原则使之变得更严苛、更细密。先秦以来，多种学说、多样地域文化在“百家争鸣”中具有综合交融的发展趋势。诸子学说的综合，起于荀子，中经《吕氏春秋》，到西汉汇为大观。孙氏完全无视，或者说故意向读者隐瞒了这种学术研究最新成果，这对自称批驳、“颠覆”旧史观的题材来说，是一种极不老实的做法。
我曾经反复思索，孙氏何以会产生如此偏执的“历史观”，如此不通常识、不近情理?有些猜测，但没有把握。若从曲谅的角度辩护，他是对老乡秦始皇过于溺爱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好恶过甚，失去理性。
(作者系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