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恢复重建的难忘往事
吴 铎
在我校闵行校区法商楼的五楼厅廊，竖立着“社会发展学院”的醒目匾牌。这块匾牌是2009年建立社会发展学院时时任院长丁金宏托付我题写的。现在，这块匾牌代表着社会学系、社会工作系、人口研究所、人类学研究所、民俗学研究所五个基本单位，还有挂靠的校级学术研究机构社会学研究中心、社会学研究所、现代城市社会研究中心、社会调查中心、青少年与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社区文化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民俗、社会、文化联合研究中心、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等，涵盖五个硕士点和四个博士点。每当想到社会发展学院的兴旺，欣喜之余，社会学恢复重建的一些难忘往事，便会情不自禁地涌上心头。
本文作者与社会发展学院现任、前任院长和院党委书记、副书记合影。
左起：丁金宏 文军 吴铎 吴瑞君 黄燕
心哲先生喜进京
新中国建立前夕的1947年秋，全国各大学或独立学院设立社会学系的有19校，设立历史社会学系的有2校，设立社会事业行政系的一校，合计22校，其中设在教会学校的占一半，在校讲师以上的教师约140人。
在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中,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目录中被钩销了。社会学教授们对这一强制举措只能是服从或沉默了事。他们该说的话都说了，该陈述的理由都陈述了，该做的努力也做了，但最终都没有什么用。继而，社会学进一步遭到彻底批判，成为禁区。许多社会学家被划为右派分子，长期遭受不公正对待。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被人为地中断了。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为适应社会发展形势对恢复和重建社会学的迫切需要，1979年初，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约见费孝通先生，商谈关于尽快恢复中国社会学的事宜，并委托他协助“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进行筹划工作。1979年3月15—18日，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主持的“社会学座谈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北京及部分省市曾从事过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社会学者、以及教育、民政、公安、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实际工作部门的同志共60余人出席了会议。胡乔木在会上郑重地为社会学恢复名誉，并指出：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用非常粗暴的方法禁止它的存在、发展、传授，无论从科学的或政治的观点来说都是错误的。
我校言心哲先生应邀参加了这次座谈会。言心哲早年赴欧美留学，1928年起先后在燕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1952年调来华东师大教育系工作。他著有：《社会调查大纲》(1934)、《农村社会学概论》(1934)、《中国乡村人口之分布》(1935)、《现代社会事业》(1944)等，是一位资深的社会学家。可是，这位长期从事社会学的学者因这一学科取消而被闲置，并遭受20多年磨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许多社会学者尚心存余悸，担心历史重演。但言心哲先生接到会议邀请函后，满怀欣喜和期望立即前往北京赴会，他寄希望于会议能够对社会学的恢复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社会学研究会，推选费孝通教授为会长，聘请言心哲等20位老一辈社会学家为学会顾问。上海的李庆云、陈誉、吴铎、袁缉辉等被选为理事。这次座谈会对于中国社会学的推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是新中国社会学的一次破冰之举。
言心哲和本文作者与研究生合影
前排左起:王小真 言心哲 吴铎；后排左起：江维娜 夏放
同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要尽快恢复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的重要讲话，从此，我国社会学走上了恢复重建的道路。
为落实北京3月会议精神，言心哲回沪后即着手准备召开上海社会学者座谈会，商讨上海社会学的的恢复和重建问题。在他1979年12月草拟的《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等宣传题目的初步设想和建议》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这一过程：
今年三月间，在北京的社会学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由于我国工作的着重点正在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四个现代化，社会学的研究应尽快的提到日程上来。在会议期间，大家认为，大学的社会学系应从速恢复，以便开展研究和教学工作。因此，我向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司长李正文建议，上海为我国最大的都市，社会学系的设立，尤其必要，最好是先在上海复旦大学设立社会学系，他同意我的看法。据说，他曾用教育部的名义向复旦大学发出指令，要他们尽快的恢复社会学系。李正文同志要我回上海后向他汇报。但是，由于我国社会学的研究确是中断太久，人员的联系等方面，都是一个空白点，我简直不知从何着手。后来，几经考虑，在今年五月间，我们召集了一次小型座谈会，到会者有华东师大周原冰、吴铎、陈誉、王养冲、冯纪宪五位同志和我六人。在这次会上，决定在师大政教系下成立一个社会学研究小组。在今年七月间，我们又召集第二次座谈会，继续讨论，如何进一步在上海开展社会学研究这一个问题。这次到会的有周原冰、应成一、吴铎、王养冲、刘德伟、冯纪宪诸同志和我七人。（略有删节）
在这个阶段，言心哲虽已届耄耋之年，仍为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工作竭尽心力。他始终耕耘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积极地与国内外社会学界联络、沟通，为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针对各高等学校陆续开设社会学课程，撰写了《对我国今后大学社会学系课程开设的商榷》一文，并为华东师大社会学专业研究生亲自讲授中国社会学史，指导研究生查阅社会学资料，开展社会调查，进行个别辅导，传授自己教学和研究工作的经验。当时他十分狭窄的居家住所，成为研究生教学工作的课堂。他言传身教，师生互动，为研究生治学做人树立了崇高风范。
改革开放为老先生焕发了活力，这一时期，言心哲紧密结合教学与科研工作，发表了大量研究文稿。发表文章有：《蔡元培先生与中国社会学》（《社会学通讯》1981年第1期）、《简论社会学在新中国的需要和作用》（《社会学丛刊-社会》1982年第1期）、《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等宣传题目的初步设想和建议》等，他在文章中强调了社会学在新时期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我国社会学研究在新时期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这期间，他所撰写和翻译的文稿最终合成为《社会学资料》第5期、第9期、第20期、第22期共四本著作集（内部文稿），与国内社会学界广泛交流。当时，我校陈誉和冯纪宪教授也撰写文稿，为恢复和重建社会学尽力。
言心哲在兼任中国社会学会和上海社会学学会顾问期间，频繁地参与在上海举行的社会学座谈会和国内外学者的交流。他治学态度极其严谨，每一次的讲座和会议，都有笔记，内容详尽。他与很多国外学者如澳大利亚的社会学教授 N.T. Feather和芝加哥大学社会服务行政系的Margaret K Rosenheim，建立了友谊，积极借鉴国外社会学课程开设和研究成果，为推进我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服务。
有幸结缘社会学
恢复和重建社会学的形势，对我们政治教育系的师生产生了巨大的激励和鼓舞作用。我当时主持系里的教学工作，便与“文革”后第一批入学的9位大学生，共同组建了一个社会学研究组，在言心哲等老一辈社会学家指导下，开始搜集、阅读、翻译社会学的文章、书籍，并编印了一本《社会学资料》，以此为平台进行社会学“补课”，就这样红红火火展开了，学习和研究的浓烈气氛，恰似“红杏枝头春意闹”。这成为我结缘社会学的起点。
本文作者与77级社会学研究组学生在一起研究社会调查工作。前排左2吴铎
在1979年5月份上海召开的上海社会学者座谈会上，对于如何展开社会学的调查和研究，我首先倡议，要从上海城市的社会调查着手，随后，我拟订了“上海城市社会问题调查提纲”并进行了下列课题的调查：1、广开就业门路，安置待业青年----上海市静安区劳动服务队情况调查；2、上海市社会福利事业情况调查；3、让孤老人度过幸福晚年---上海市老残院调查；4、他们是怎样挽救违法犯罪青少年的----上海市卢湾区工读学校调查；5、关于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调查；6、困难重重·出路何在----上海市住房问题调查。以上各篇调查报告于1979年7月合集为《上海市城市社会问题调查报告选》（内部印刷）。该报告集刊印了我撰写的第一篇社会学论文——《谈谈城市社会问题研究》。上海社会学学会9月的成立大会上，我向大会提供和宣读了该论文。
说来也巧，第二年我又碰上了一件新鲜事。那年春季开学后，上海某中学的语文教师出了一道作文题——《除夕》。有个学生写他除夕之夜到“大光明”影院去看电影。走到影院对面，看到一位“大盖帽”把一个怀抱幼儿向路人乞讨的中年妇女带走收容，于是心情难以平静。看完电影却不知所云何事，出影院门抬头一望，只见“大光明”灰蒙蒙一片，高耸的国际饭店正渐渐倒塌下去。情文并茂，颇为动人。对此，教师却形成两种相反的评价：一是拍案叫绝，说是敢吐真言，多年不见；二是称文以载道，如此一叶障目，应予批评，不予及格。争论多时，难以取得共识，于是他们请华东师大派一位教师给予评价和小结。由于参与恢复社会学研究，这项任务落在我肩上。我思考多时，感到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现时的乞讨现象和乞讨者。为求得正确的分析和认识，我走访了上海市收容遣送站，请教该站工作人员，查看历年有关资料以及各类收容对象谈话，并随遣送专车前往外地逐村、逐户调查访问。在取得大量材料和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我前往该中学讲课，听课后师生普遍反映“有说服力”。后来，我又写成论文《当前上海市区乞讨现象试析》（《社会》杂志1981年第1期），论文被《报刊文摘》摘编采用，国外有关书刊也有译载。这是我进入社会学领域后上的第一堂课和撰写的第二篇论文。这不仅使我直接领略到这门学科的价值，而且在情感上也深深地被它所吸引。
1983年，适逢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在纪念这位人类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的过程中，我重新学习他和恩格斯的一些重要著作，发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中，社会学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许多西方学者尊称马克思为社会学的“鼻祖”之一。我作为一个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又涉足社会学的学者，对此格外兴奋，于是集兴奋和心得于一体，写成论文《马克思与社会学》（《社会学通讯》1983年第1期）。文章结尾有这样两句话：马克思为我们开辟了科学社会学的道路，而我们对于马克思的最好纪念，就是沿着这条道路阔步前进，并且牢记：任重而道远。
自1979年至今，35年过去了，作为综合研究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社会学，已深深根植于我国社会科学园地，成为我国社会科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生力军。作为这支队伍的一员，我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还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做过一点研究工作。世纪交替之际，华东师大终被批准建立社会学本科专业。这不仅了却了我深藏多年的一个心愿，也激发了重读自己文稿的热情。在校领导、华夏学院同仁和华东师大出版社的关心、支持下，将部分文稿辑成《社会学文集》出版。这多少反映了一个半路出家的社会学者在“补课”道路上所留下的足迹，反映了我与社会学的一种缘分。
艰难起步与发展
华东师大恢复和重建社会学，就制度上说，是获准建立社会学硕士点开始的。我校1982年开始招生的社会学硕士点，是全国高等学校首批四个社会学硕士点之一。其他三个社会学硕士点分别设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我校社会学硕士点的申报以言心哲教授牵头，陳誉、吴铎为辅。研究生指导组亦由三人组成。社会学硕士点的建立，对华东师大社会学学科具有开创性意义，为社会学新学科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作为全国高校首批社会学硕士点之一，确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窘迫感。当时主要依靠校内外老一辈社会学家的激励和倾力支持。他们多已耄耋之年，但对我们社会学硕士点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却尽心竭力，留下无数感人篇章。
金武周先生，届时已80高龄，20年代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在沪江大学任教，他是我国30年代新兴的社会学研究开拓者之一。在沪江大学开设社会学新课，为了解社会、探讨学术，率师生作社会调查，编写《上海劳工问题》《上海妓女调查》《上海租界游戏场调查》等文章、资料。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80年接受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聘请，兼职翻译国外社会学资料，参与培训出国代培研究生、编著《哲学社会科学词典》，编译《城市社会学》等书，作为研究生的教材。
励天予先生，在古稀之年应华东师范大学之请，担任社会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讲授“西方社会思想史”“专业英语”，指导研究生学习。励先生1937年毕业于沪江大学社会学系，1947年秋赴美留学，获得硕士学位。1949年秋学成回国，任沪江大学社会学系讲师。1957年和“文革”中曽遭受不公正待遇和磨难。“文革”结束后，曾受聘为上海交通大学外语系兼职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工作研究院硕士教授、上海市社科院社会学所名誉顾问等。励先生受聘我校兼职教授期间，不论严冬炎夏，不辞辛劳，十余年如一日，他总是乘公共汽车往返于住所与学校之间，敬业爱生之深情，为社会学专业师生终身铭记。
为华东师大社会学系创建和发展作出贡献的还有我校历史系王养冲教授和图书馆馆长陳誉教授，他们在教学、科研任务和行政工作尚十分繁忙的情况下，破例应允再增加为社会学研究生授课的新任务。王先生讲授“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后来又将讲课稿整理成《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进》专著，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作为研究生的专用教材。陈先生为研究生主讲“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工作讲座，并精心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和科研活动。
在几位老先生的支持和指导下，我们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工作顺利起步并得到了比较快速的发展，还根据教育部计划，连续两届接受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出国代培工作，派出社会学专业青年教师前往日本东海女子大学研修社会学。
我校自1980年起，首先在政治教育系，后又在历史学系、教育系开设社会学概论，并为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开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原著、政治学原著、人口社会学等课程。1982年我和陈誉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年会，并当选为中国社会学会理事。1985年政教系正式建立社会学教研室，我兼任主任。我校作为综合性师范大学，从80年代开始，有关单位陆续开设社会心理学、教育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社会统计学、环境科学等课程，设置了硕士生、博士生专业点，并开展对欧美各国、日本、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学的翻译、研究工作，形成社会学学科建设兴旺和发展的势态。但社会学教学与研究人员分属不同系、所，力量分散，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为协调和扩大我校社会学研究队伍，提高社会学教学、研究生培养和科研工作质量，加强国内和国际学术交流，进一步推动社会学学科建设，校领导于1988年决定建立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中心。中心的宗旨是组织和协调我校社会学教学、研究生培养和科研工作，联系改革和开放的实际开展社会学理论和应用的研究，组织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活动，推动我校与国内国际社会学学术交流。中心的活动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主要任务是：举行年会，报告会，成果、信息交流会，并向本校师生定期举行学术讲座，推动我校社会学研究的普及与深化；联合培养研究生，加强人员与信息资料交流；接受校内外有关部门(包括政府部门和企业)委托组织专题调查研究，开展有关咨询服务，提高中心学术研究的效益；着重开展社会调查与社会实践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为推动我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帮助、指导；直接与国内外同类学术团体间进行信息资料及人员交流。
中心是我校社会学理论和应用研究的跨系、所非实体协调性组织，隶属校部领导。校领导任命我为中心主任，张人杰教授为副主任。校内各单位有关教学和科研组织以及个人，可根据规定程序自愿加入或退出本中心。中心人员组成包括政教系社会学教研室、人口研究所人口经济与人口社会研究室、自然辩证法研究所、心理系社会心理学教研室、比较教育研究所教育社会学研究室以及哲学系、经济系、环科系、外语系、数理统计系、国际问题研究所、西欧北美地理研究所、计算机中心等有关专业教研室的教学与研究人员和部分研究生。
我在担任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前后，承担的学术性社会职务包括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学会、社会福利研究会、婚姻家庭研究会、社区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社会学人口学学科组成员，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编委，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等。其间，发表和出版的比较有影响的论文和著作有：《当前上海市区乞讨现象试析》《马克思与社会学》《深圳经济特区的社会考察》《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论社区规划》《简明社会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读书札记》《社会学》等。《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社会工作百科全书》是我国社会学和社会工作恢复、重建前期的标志性著作。我作为前一部著作的编委和该书“社区研究”部分主编、后一部著作的副主编，做了大量的相应工作。
张人杰教授在担任社会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前后，承担的学术性社会职务包括全国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自1980年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工作，先后应邀参加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合作，主要致力于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的教学与研究，学校社会工作研究等。主要论著有：《当代国外教育研究》《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教育大辞典·教育社会学分卷》《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社会变迁》《现代教育功能研究》等。
在社会学研究中心工作的，还有桂世勋教授，他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承担的学术性社会职务包括国家计生委人口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人口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人口社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等。主要论著有《人口社会学》《上海农村老人赡养问题研究》《八十年代上海人口特点与人口普查》《上海人口老龄化预测及其战略对策》等。时蓉华教授，她的专长是社会心理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曾任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心理学副会长。著作有《社会心理学》《现代社会心理学》《青年心理学》《中小学教育心理学》等；发表的论文有《学生道德品质自我评价倾向性的研究》《社会心理学要面向社会》《提高小学生解答应用能力的实验研究》等。陈光教授，长期从事自然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科学社会学的新转向》《‘科学知识’社会学概念及其哲学背景》《略论近代科学的制度化过程》等。
参加社会学研究中心的还有西欧北美研究所著名城市地理专家严重敏教授，环境科学系著名城市生态专家宋永昌教授、王云教授等，他们都为我校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作出了贡献。
社会学系姗姗来
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华东师大参与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工作是最早的几所高校之一。如果从“心哲先生喜进京”起算，那是1979年3月；如果从组建“社会学研究组”起算，那是1979年4月；如果从政治教育系设置社会学教研室起算，那是1980年的事；如果从获准设立社会学硕士点，那是1982年。即使从设立硕士点起算，到2000年正式获准设置社会学本科专业，也整整经历了19个年头，而建立社会学系则是2001年的事，那就是20年了，在全国兄弟院校中可说是很晚的。这件事，正用得着白居易《琵琶行》的中的名句：千呼万唤始出来。
记得在1985年12月，中国首次国际社会学学术研讨会“社会学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应用”在中山大学召开。全国四个设有社会学专业硕士点的高校专业负责人均应邀出席这次会议，并在会后就社会学专业硕士生的培养问题举行座谈，交流经验。我作为华东师大社会学硕士点的负责人，也应邀参加了上述各项活动。其间，我特意向与会的教育部高教司负责人季晓峰表达在华东师大设置社会学本科专业的意愿，当时全国已有上海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四校设置社会学本科专业和系。季司长是积极支持并具体负责高校社会学恢复重建工作的，而对我所表达的意愿，却表示需要再“看一看”发展的需要，原因是中学并不开设社会学课程，高等师范院校还没有培养中学社会学师资的任务。
这一看就将近二十年，直到我1996年退休，这个心愿还未能实现。
大约到2000年，根据华东师大学科布局的需要、学科已有的基础和发展趋势，华夏学院征询我的意见后，正式向华东师大提出设置社会学本科专业的建议。时任华夏学院院长钱洪教授希望我能参与社会学本科专业的申报工作。我这时的心境是比较复杂的。一则以喜，这是主要的，因为多年的心愿已看到可能实现的曙光；一则以憾，重新挑起近20年前一个曾经充满激情而又未能兑现的话题，那种遗憾之情是难于完全抹去的。
华东师大校领导同意和支持华夏学院的这项建议，委托钱洪教授主持申报社会学本科专业的筹备工作。经过钱洪教授、徐钧涛教授的积极运作，建立了由我、罗国振、顾骏、陈映芳等参与的申报工作小组，经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申报终获得教育部批准。社会学本科专业的申报成功，是华东师范大学恢复和重建社会学事业的重要阶段和组成部分。
由于设置社会学本科专业的建议和具体申报工作，都是华夏学院钱洪院长等负责操作的，因而校领导决定，社会学本科专业首届学生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委托华夏学院负责。华夏学院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组织所有参与申报工作的专业人员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专业培养和教学工作计划，建立教授组成的教学班子。学生进校后，专业课均由教授担任。还聘请复旦大学、港台大学社会学教授担任专题讲座。教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开展丰富多样的社会调查研究，倡导学生自主和创造性地学习。尤其创办学生专业刊物，开创了华东师大本科一年级学生自办专业刊物的先河。
2001年，华东师大院系调整，华夏学院的社会学本科专业正式归并到华东师大法政学院，并在法政学院建立社会学系。直到这时，华东师大的社会学本科专业和社会学系总算名至实归。
社会学系诞生之后，学校、院系领导和全体师生积极进取，不断开拓。由于各方面的同心协力，社会学系在理论研究、应用拓展、立德树人等方面，都获得显著成就，开创了专业蓬勃发展、青年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
*本文作者：吴铎，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