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钱谷融先生的老学生。在近60年的受教中，他的以人为中心的人生观和文学观，一切以文本为基础、以时代和事实为依据的治学精神，和他那乐观豁达，顺应自然，懂人、体谅人、爱护人的处世态度，一直影响着我。
1955年我考入华东师大。1957年度下学期，钱先生给我们上中国现代文学，我曾是他的课代表。那时钱先生因《论“文学是人学”》还在被批判中。据说因为系主任许杰和徐中玉等名教师均被打成右派，没有教师上课，才没划他，留他下来上课。至今我还记得他风度翩翩、精神十足地走上讲台的情景。大家正期待着他介绍自己，不料他开口便说：“我叫钱谷融，就是现在因为一篇文章（即《论“文学是人学”》编者注）正在报纸上被批判的一个人。至于为什么被批判，我想大家已经知道了。”又道：“不过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的思想、观念，甚至生活态度，是很难一下子改变过来的。我的错误观念在上课中不免会暴露出来。所以如果我有讲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批评、帮助。”我从其中听到的，既有谦逊，也有一种执着。
我只大致知道当时在以钱先生的这篇文章和巴人的《论人情》为典型，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并没有读过它。后来才在“批判资料”中读到这篇文章。使我吃惊的是，我不但不能“批判”它，反而在内心中认同它。因为钱先生所说，是与我自幼从“人之初，性本善”开始受到的人性教育是相通的，是与我受到过的古今中外名著熏陶是一致的。
1959年秋，我从华东师大毕业，被分配至上海师大现代文学教研室。大约是人手不够吧，我也被安排讲课。巧的是，我也和钱先生一样，要讲郭沫若、讲曹禺。讲《雷雨》时，在分析周朴园对侍萍的“始乱终弃”时，我认为他年轻时对她的情感和晚年的怀念是真实的，只是为了名声、地位不得不背叛了侍萍。虽然我也强调周朴园的“资产阶级本性”，但这时正是高校在“反右”补课又“拔白旗”之后，还是犯忌了。于是就有人去反映我在课堂上宣扬了人性论，且联系上了钱先生。我很惶恐，恐怕因此连累了钱先生，辩解说是我自己从作品出发的分析，可以讨论。此事可能也传到了华东师大。钱先生却没有在意，反而在电话中安慰我说，没关系，就说是我的错误影响了你也无不可。这件事并没有被追究下去。不过我很快就被安排去崇明劳动，建设高教农场去了。
“文革”中实行五校合并，我们每天去华东师大上班，和钱先生成了“同事”。
记得合并之初，为了宣传鲁迅，上面要我们和复旦共同编写《鲁迅年谱》和《鲁迅作品分析》，由我撰写一年作为《年谱》样稿，钱先生写一篇杂文分析作为《作品分析》样稿。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我写的样稿未被采纳，我也未能参加《年谱》组，钱先生的杂文分析样稿也被认为“与编写体例不合”（因为钱先生没有按结构、主题、艺术特色等来写，只是写了自己的一些感受），没有采用。这事后来学兄陈永志曾问及，我据实相告，他转告了钱先生，钱先生也表示理解。不过我想如果当时没那么多条条框框，也许可留下一篇别具一格的解读吧，真对不住钱先生。当时实行军事编制，师生均被当作“同一战壕的战友”，三人一组编入一个排（班级）。在文艺理论组的我爱人刘小湘和钱先生就被安排在同一排。不过当时仍很少让老教师上课，而要他们向青年教师“学习”。有一次，钱先生被安排来听我的课。我讲《阿Q正传》，根据当时的教导精神，称阿Q是“旧中国的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贫苦农民的典型”并就此逐层展开分析，努力将鲁迅“写出一个我们国人的灵魂”的意图和阶级分析调和起来。钱先生听了未置可否，他说，“也只能这样说了”。我觉得他既不满意，又感到无奈。因为这个论题如不突破人性论的禁区，是无法说清的。记得类似的话他在谈《雷雨》时也说过，他说“周朴园只能是虚伪的”。我领会钱先生是在暗示如果按照当时庸俗的阶级分析，只能说凡资产阶级都是自私的、没有真情实感的，周朴园不能例外。而农民都是有革命性的，阿Q自然也未能例外。
“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在鲁迅研究中写出了一些自己的想法，这都是受到钱先生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各种哲学思想、文艺思潮纷纷被介绍进来，使我感到眼花缭乱，并感到跟不上时代。而这时钱先生也从几十年的“讲师”破格提升为教授，开始带研究生并取得很大成就。系领导或许是为了弥补我在支持爱人援藏两年，于业务上有损失（其时我一人带两个孩子，除上课外无暇旁骛），决定让我脱产一年去做访问学者。在提供可选的导师中，就有钱先生，我毫不犹豫选择了他。记得那时第一次和他见面，我就说出了我当时在研究方法上的困惑。钱先生说，你已经人到中年了，能怎样研究，就怎样研究，不必去赶那些时髦了。这使我安下心来，恢复了自信。但事与愿违，不久，系里就通知我，将我访问的时间缩短为半年，同时让我接受《语文学习》向系里约稿的现代文学部分。这样，半年中，我和钱先生见了几次面，听过他给硕士研究生上的一次课，并按钱先生的要求为他们讲了一次老舍专题，写了六七篇有关现代文学的文章，我的“访问”也就结束了。我很懊悔没能借此多上门向钱先生请教。他很忙，有一次，他指着桌上一些文件、书稿、各样评审材料对我说，“真是苦不堪言”。
不过，此后，钱先生的许多著作陆续出版了，常常题赠我，《文学的魅力》《艺术·人·真诚》《论文选》《散淡人生》等，我都一一收到。读着这些书稿，也如聆听他的教导一样，这也可看作是他对我那次短暂“访问”的一种弥补吧。我有所著作或重要论文，也寄给他作为汇报。2006年，我将由我校订和补注、并补上许多照片的赵清阁先生的《沧海往事》寄赠给他。他立即惠寄了一本刚出的 《我与钱谷融先生》（与马旷源合作），并且特地回了一纸短笺说：“清阁先生生前常在政协一起开会，其人如兰如菊。追想风仪，曷胜怆然！谷融。”可见他对同时代一个有成就的女作家的深情。
五校再次分开后的一段时期，我常和爱人去看望钱先生。知道他爱喝茶，每得到好一点的茶叶，就想到送去。后来为了少打扰他，我们就电话联系，每年春节拜年也改用电话。去年，我们在深圳打电话给他拜年，提到周有光先生，祝他也能活过110岁，甚至更长。钱先生说，“那只能听其自然了”。但9月，我和爱人刚从深圳回来，还计划着去看望他，未料先生突然离世。据亲属说，先生是在睡梦中没有痛苦地离去的。他确实是应顺自然，回归自然了。
犹记2014年4月18日，我与刘小湘一起去看望钱先生。96岁高龄的他和孙女一家住在一起。他说他虽因前列腺炎挂了尿袋，但身体还好，还能经常在家人或保姆陪同下去公园走走。他像往常一样要我们自由随意。临行时，他不顾我们劝阻，站起来要送送我们，说是正好要去长风公园散步。到了师大二村门口，我们想陪他去，他说自己慢慢走就行了，就拄着拐杖慢慢朝公园走去。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我忽然想到朱自清的《背影》，眼睛有些湿润。不料这也是我们对他的最后一次访问。
去年10月2日，我与爱人同500多位学界同仁一起向钱先生作最后的告别，也受学兄陈永志的委托（他因坐轮椅无法前往），代他献了一枝花。礼毕出来后，我想再看看钱先生，便重返大厅。恰逢入殓，工作人员呼唤钱先生的学生将众人所献鲜花取下放在钱先生身上。小湘去了，我见状也加入，并将花车上的百合花大把取来，安放在钱先生脸旁和胸前。百合花洁白纯净，清香淡远，正代表着钱先生的品格。看着工作人员将灵车慢慢推去，我心中默默祈祷：别了，钱先生，一路走好。你的老学生将永远记住你，想念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