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点点老了，头发白了，皱纹多了，容颜衰了，体力弱了，这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可老年人应该如何生活，善待余生，确实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态度。近来忆起曾经接触过的三位耄耋文化老人，他们以各自的精神风貌，在人生的晚晴时间，生活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让我颇多感慨。
一位是贾植芳老先生。以前参加过一个文化研究会，贾老生前担任过会长，本人有幸愧列副会长之一，因而，与贾老有过许多次接触。贾老年逾古稀，除了著书立说，笔耕不缀，很少参加社会活动。然而每次碰面，贾老都谈笑风生，那浓重的山西口音感染着在场所有人。大家都知道，贾老一生受过许多苦难，但他说起这些经历风轻云淡，有时竟是玩笑的口吻，真让人疑惑他那弱小的身躯里何来那么大的力量。每次见面，他总要旧话重提，和我说起与我们编辑部里的一位老同志成为狱友的故事。言语间举重若轻，眼镜片后面闪着睿智的目光。每每说起这些时，任敏先生，那位伴着他走过漫漫风雨人生路的老伴，总是默默的、笑吟吟的坐在一边。贾老一生刚正不阿，追求“要把人字写端正”。记得一次，我问他，胡风出事后，有公安找到他问他与胡风的关系时，他回答：胡风是我好朋友，我困难时，他帮助过我。我一直敬重贾老磊落的人格。我问他当时的想法。他笑着说：“不是提倡说老实话吗。”幽默的回答令在场人开怀。一个老人虚怀若谷的坦荡胸襟让我难以忘怀。
另一位是著名导演谢晋。曾不止一次读余秋雨写的叙述谢晋父子情深的文章《门孔》，每一次都泪湿眼眶，一个艺术家的凡人情怀跃然纸上。
我在二十多年前对谢导有过一次采访，那是他在舟山拍摄《鸦片战争》而修建的“威里斯里”战舰上。当时我们问他，为何年逾古稀，还要集资拍如此大片？
采访谢导是件很开心的事，老人开朗豁达，极富激情，也许是有点耳背，说话时声如洪钟，说到动情处手舞足蹈。谢导向我们详细介绍了他的“香港情结”：谢导出身在浙江上虞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祖父目睹腐败清政府丧权辱国的行径，毅然投身反清行列，与革命党人秋瑾、徐锡麟均为好友。少年时谢晋在香港就读的中学，对殖民统治深有感受。他介绍，有一年他率中国电影代表团首次访问台湾，途径香港转机时气得他大动肝火，香港机场海关人员称呼洋人，前面都冠以先生、小姐，偏偏对中国人直呼其名，谢晋当场上前与之理论并提出抗议，并在台湾接受百余记者采访。当谢导一行再次途径香港时，迫使海关人员换了态度。
因此，谢导一直心存夙愿，要用电影回顾中华民族历史上悲壮的一幕。他说：“我不能错失历史的机遇。”看着他以古稀年龄，吃尽千辛万苦，为理想而奋斗时，你才会理解，正是这样的老人，大义大爱集于一身，对强权傲骨铮铮，对自己钟爱的事业热情似火，才会对自己的病残的骨肉柔情似水。
还有一位是钱谷融先生。在我任职文学期刊时，曾开设“名家谈通俗文学”专栏，约钱老赐稿，原想钱老作为著名教授、作家，会有难度，没想到一听说我们的设想，竟很爽快地一口应允，并很快完稿与我们约定取稿时间。稿子到了以后，钱老还给我打电话说“一家之言，欢迎批评”。谦卑和大度的长者风范令我们感动。记得钱老给我们写的文章标题是《把握小说的消闲功能》，在一些人强调文学的思想功能和教育功能时，钱老以独自的见地，提出自己的小说理念。其实钱老对小说功能的分析有理有据，非常到位，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于是我更对这位鲜明地提出“文学是人学”观点，虽屡遭批判而不悔的老前辈肃然起敬。
此后，每当我与钱老见面，感谢他拨冗参加文学活动时，他都用温暖和柔软的手握住我的手，风趣地说“闲着没事，出来见见老朋友，嘎嘎讪胡。”他那招牌式的慈祥微笑，让你觉得老教授的心境是多么的清纯和优雅。
老可以老得豁达，老可以老得有趣，老可以老得优雅，在逐渐老去的路上，我们当以三位长者为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