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一篇《论“文学是人学”》长期受到批判，60岁出版第一本著作《〈雷雨〉人物谈》，当了37年讲师才被擢升为教授，钱谷融先生的学术道路似乎并不顺遂，但他的学术成就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一座丰碑。
出生于1919年的钱先生如今寓居在华东师大二村一幢宿舍的三楼，记者拜访时他正在搬家，多个书架上都空空如也，只在一个书架上两列书孤零零地摆放着，钱先生说这些书也不是他的了，已经送给了华东师大中文系的陆晓光教授。除了颇为珍爱的一些书打包收起外，其他的书早先都陆陆续续地让他的学生挑走了。
虽然已届93岁高龄，但钱谷融先生精神矍铄、行动自如，声音依然清亮。此前，他为《伍叔傥集》所作的序刚刚发表，字里行间是对先师的追思之情。1938年底，钱谷融考进当时已迁往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这里云集了罗家伦、傅斯年、顾颉刚、俞平伯、伍叔傥等大家，而钱谷融却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学生，“我经常逃课，上课的时候我都在茶馆里喝茶。伍先生的课我倒是一直上的，跟他一起聊天。”钱谷融回忆起伍叔傥先生的形象，“留着胡子，个子也不高，手里拿着一根stick，很像卓别林，外国人看到他都喊‘查理、查理’”。钱谷融跟伍叔傥先生很谈得来，这在于伍先生很有魏晋风度，“他不摆架子，不把自己当老师，和我们都是平等的”。伍先生带着钱谷融下馆子、泡茶馆，喝酒聊天，到了蚕豆上市的季节，一起到乡下，在小酒馆里喝酒吃蚕豆，谈文学、谈时事，无所不包，自由无拘。
伍叔傥先生自由自在的人生态度影响了钱谷融的一生，“在二十左右的年纪遇到这样一位老师，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他自己教导学生也是如此，“我是自由主义的，我上课都是到家里来上的，学生们一人一杯茶，抽烟也可以”，在这种氛围下，学生轻松自在，钱谷融给了他们最大的自由，“我们都是聊天的，他们讲什么我们就聊什么，没有固定的话题，上下古今、政治文学什么都谈”。正是这种自由的风度，钱谷融培养出一大批颇具个性的人文学者，“钱门弟子”在学术领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钱谷融谈到自己的治学，说自己“懒惰无能，写得不多”，《论“文学是人学”》还是当时系里一再动员才写的。与其说“懒惰”，毋宁说是“自由”，自由在于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所写文章都从自身的阅读感受出发，有感才有言。1959年，话剧《雷雨》演出后，沪上一片寂静没有任何评论，钱谷融第一个写出了相关论文《〈雷雨〉人物谈》。在钱谷融看来，这部戏“都是喊口号，极左，人物的味道完全不对”，当时是电视转播，他就把电视关了。他后来跟曹禺谈及此事，曹禺说钱谷融还能把电视关了，自己却是早有人叮嘱着一定要看，不能关电视。正是当时看到没有人批评这个戏，钱谷融从自己读《雷雨》的感受出发，分析了周朴园与繁漪两个人物，从“人学论”出发，肯定了人物的人性。但正是这种“人性论”与当时宣扬的“阶级论”背道而驰，他一直作为被批判的对象。
谈到被批判的经历，钱谷融说，最初“真是受不了这种侮辱，当时都想自杀了”，但后来看到比自己年纪大的、威望高的先生同样被批斗、游街，“也就算了”。谈到那时候的生活，值得安慰的是，“我被监管劳动时，一些学生看周围没人就走过来悄悄地对我说‘老师你没错，你有什么错啊’”。钱谷融相信他们的内心是有一杆秤的，相信他们本性都善良。
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历史变幻的钱先生，现在也和普通老人一样，最关心自己的家庭。记者采访的前一天，他的外孙刚刚成婚，女儿和女婿都从美国回来。采访时他们正帮老人搬家，这边的房子要重新装修。老人乐呵呵地看着女儿女婿，记挂在心头的还有远在美国的儿子，谈及儿女，语气里都是自豪，女儿在美国通用公司，儿子在美国教授钢琴和小提琴，“我儿子很聪明的，很小就用全英文写了一篇论文《论简·奥斯汀》，写得很不错”。被问及怎样教育孩子，钱先生说：“我都不管他们的，放任自由。”
自由从容、平和冲淡，在隔绝了外界喧嚣的这一方天地里，钱先生悠然自得，傍晚时分，他走出这里，到寓所附近的长风公园，面对着一湾碧波荡漾的湖水，老人独自静坐，凝神注目，“双目无所见，头脑无所思，只觉得浑浑然、茫茫然，胸中一片空明，而心情异常恬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