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报怨的钱谷融先生，让戴厚英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她到钱谷融先生家里去，诚恳地向老师道了歉。在一次大型会议上，她公开表示了对钱谷融先生的歉疚之意……
小小年纪被责问抄袭
大半个世纪前，江苏武进的一个小学堂里，有一位新来的谢姓国文教员在批改学生作文时，意外发现一篇描写一位农妇悲惨命运的作文，无论是立意选材还是表情达意，都很有鹤立鸡群的味道。他断定，一个12岁的男孩子，绝无写出这等文章的可能，于是很生气地挥笔写下：“抄袭《模范日记》是要不得的行为！”
这位学生很委屈，他在谢老师布置的日记作业里，以《胡批》为题为自己的清白辩解。这回老师给的评语是：“字写得太小，看不见。”其实，《胡批》是一篇很出色的议论文，一点也不比前一篇记叙文逊色。老师已经知道该生的写作水平了，只是出于师道尊严的考虑，不得不设法给自己找台阶下。
那位国文老师万没想到，自己“胡批”的那个学生，日后竟然是中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钱谷融。
“文学是人学”的问世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倡文学、科学研究的思考自由、辩论自由、创作和批评自由。“双百”的提出，提振了知识界的“精气神”。沈从文、周作人等众多著名作家，在沉寂多年后开始积极写作。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陆文夫的小说《小巷深处》等一批优秀作品，都是那个时期的产物。
华东师范大学乘势而上，1957年2月，该校筹备召开一个大型科学讨论会，全国各地兄弟院校的嘉宾将被邀参加。校方号召大家写论文，以展示华师大的学术实力。经不住学校的一再动员，一直疏于动笔的钱谷融一挥而就，写出那篇著名的《论“文学是人学”》的文章。
当时，“文学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的文学观，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如果有谁提及“人”，就会被指责为“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钱谷融不肯趋同“文学即政治工具”说，这也是他一直以来不愿著书立说的原因。钱谷融从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上，读出了高尔基有把“文学”当作“人学”的意思，这与钱谷融心底的人道主义思想一拍即合。在“双百”方针的春风吹拂下，钱谷融借高尔基的话来发表自己的观点——文学是人学，而不是什么“工具”。
论文最初的题目是《文学是人学》，没有“论”，也没有引号。文章写好上交后，当时的系主任许杰给钱谷融提建议：在标题里加一个“论”字，为文学是人学这几个字加个引号，打出高尔基的招牌，借权威说自己的话。钱谷融自然明白许杰的良苦用心：提出一个理论比较容易成为靶子，而论高尔基的“理论”就比较好。毕竟，在中国，高尔基是革命作家的地位不可撼动。于是，那篇文章题目就成了《论“文学是人学”》。
第二次被责问“抄袭”
钱谷融的文章在这年《上海文学》5月号发表，5月5日，《文汇报》在第一版以《一篇见解新鲜的文学论文》为题，对钱谷融的论文大加褒奖。但是，马上就有人批判《论“文学是人学”》是“宣扬人道主义的货色”。华东师大中文系有关人员，立刻要钱谷融开一个卢卡奇的批判课。会上，有人质疑钱谷融抄袭匈牙利人卢卡奇的观点，钱谷融不得不再次为自己的“抄袭”问题辩解，他说他根本没有看过卢卡奇的东西。
这次辩解的结果，远不是当年国文老师“字写得太小，看不见”那样温和的回应了，人们就是要钱谷融坐实自己的“罪行”——既然你自认不是抄袭是原创，那么，把你斗倒斗臭就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顶着“修正主义”大帽子的钱谷融，却淡定得让人吃惊：走出批判大会的会场之后，他立刻与家人一道，租乘三轮车外出下饭馆吃饭去了。
1957年，华东师大中文系的许杰、施蛰存、徐中玉都被划成了右派，而钱谷融却侥幸地成了“漏网之鱼”。当时，钱谷融猜测，如果他再被划成右派，系里就没有老师上课了。后来，钱谷融看到陈思和写的一篇文章，说是因为柯庆施发了话，要留两个活老虎，都是死老虎将来批判没有意思。留下的两个活老虎，一个是钱谷融，一个是复旦大学的蒋孔阳。
再后来，钱谷融在大字报里看到周扬说不要再批判钱谷融的文章，并表示他是同意钱谷融的观点的。周扬后来到上海时，对钱谷融说：“听说你正在受批判，不要怕，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嘛。”
谈《雷雨》遭遇“雷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被誉为曹禺第一个艺术生命的话剧《雷雨》公演时，轰动了北京、天津和上海。为此，茅盾有“当年海上惊雷雨”之赞。1942年，钱谷融在重庆的中央大学毕业后，到一所中学去担任国文教员。他的老师伍叔傥请曹禺来讲课，钱谷融也到中央大学去听曹禺的课，他很喜欢这个才情并茂的青年剧作家。
1959年的一天，电视台播出由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吴仞之执导的曹禺话剧《雷雨》，这个戏吸引了钱谷融的目光。但是，他看了一小会儿，就觉得演员那充满概念化的对白，语气及音调，都与曹禺原著的风格大异其趣，钱谷融不得不将电视给关了。满心遗憾兼疑惑的钱谷融，认为一定会有人写批评文章的。岂料沪上一片静寂，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那样。
这时，华东师大号召和动员教师提供科研论文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于是，钱谷融写了一篇《〈雷雨〉人物片论》（后改名《〈雷雨〉人物谈》）。他的文章没有批评导演和表演者，而是谈自己对《雷雨》的理解。文章写好后，钱谷融将一份给了《上海文学》杂志，另一份给了系里的教研组组长。组长先生一看，认为文章所表露的思想有问题，责成钱谷融把文章从《上海文学》收回来。之后，系里专门召开了一次名为讨论实则批判的会议，还请了校外的同行来参加。
那次会上，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钱谷融的文章美化了周朴园和繁漪，是大力宣扬人性论，是继续坚持《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的错误思想。接着，教研组不让钱谷融授课。后来系总支书记出面说，课还得让钱谷融上。这样，钱谷融才得以继续站在讲台上。
1960年，上海作协开了49天会，批判钱谷融和蒋孔阳。有一次作协开会，尽管钱谷融不是作协会员，但是华东师大仍特地用小汽车把钱谷融送去会场接受批判。当时，姚蓬子在发言中讲得太离谱了，钱谷融忘记了自己是批判的对象，居然要求发言。他在发言中为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作了辩护。没讲几句，钱谷融就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当时人们在批判钱谷融时，还比较客气地称他为“钱先生”或“钱谷融先生”。但是，当主攻手戴厚英上台发言时，她居然直呼“钱谷融你听着！”这让钱谷融很是吃了一惊——戴厚英可是他的学生啊！戴厚英没有毕业就调到上海作协，当时，上海作协另外从复旦、上海师大各选了一名学生作为青年力量（即“小钢炮”），重点培养和扶持。戴厚英不负人望，以“小钢炮”的威风，向自己的老师“开炮”。
到了“文化大革命”，钱谷融被戴上三顶高帽在学校游斗，三顶高帽三大罪名：老牌修正主义者、反动学术权威和漏网右派。后来，钱谷融住进了“牛棚”，在学校扫地、洗厕所。接着又被发配到苏北的干校，直到1972年，钱谷融才回到上海来继续教书。
1979年，《文艺报》开会，指名要钱谷融参加，等于是为钱谷融恢复名誉。钱谷融“文学是人学”的理论，对中国的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反对工具论”，到1980年代的主题论，再到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都能看到这一理论被不断延伸的轨迹。在后来的中国文坛，但凡引起轰动的文学作品，无一不是张扬“人学”的佳作。
1980年，在讲师这把椅子上端坐了长达38年的钱谷融，被直接提升为教授。其后，钱谷融的《〈雷雨〉人物谈》获上海市社科优秀著作奖；《艺术·人·真诚》获上海市第四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1987年，钱谷融获颁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终身成就奖。
面对“小钢炮”戴厚英
拨乱反正后，作家戴厚英参加职称评定。由于她在“文革”中的种种表现，令高评委们心生厌恶，竟没有一个人愿意在她的职称评定表上签名。对于戴厚英早年的做法，钱谷融早就释怀了。他深知，戴厚英的家庭出身不大好，她只有表现得特别左，特别凶，才能有立足之地，钱谷融很能理解戴厚英当年这么做的缘由。钱谷融认为，戴厚英的专业水平应该得到实事求是的肯定。他不计前嫌，独自在戴厚英的职称评定表上签了名。
以德报怨的钱谷融，让戴厚英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她到钱谷融先生家里去，诚恳地向老师道了歉。在一次大型会议上，戴厚英公开表示她对钱谷融的歉疚之意。在她那个著名的长篇小说《人啊，人！》的后记里，戴厚英也直言不讳地表示了忏悔。
钱谷融先生已经九十有二，仍然精神矍铄，耳聪目明。每天，他在上海的寓所里，从书报刊中笑看世界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