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学校举办活动，庆祝业师钱谷融先生90华诞暨从教70周年，其间《文汇报》发表的陈永志教授的长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文章引用钱先生1980年代初写给他信中的一段话：尽管每个人都会面临一些不如人意的坎坷，但作为知识分子还是要有一种高远超拔的境界，不要为眼前的个人得失所拘泥。这话是钱先生说给当时个人境遇并不很如意的陈永志教授听的，但又何尝不是他自己人生事业的写照呢？
钱先生在文章中谈到自己时，常常说懒惰散漫，并且说是多年养成的坏习惯。像他这样年龄和阅历的学者，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被一些大权在握的人打入另册的，再怎么积极主动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懒惰散漫与其说是消极退让，还不如说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人生姿态。但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这种低调的生存方式似乎是适宜的。人文学术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博雅。所谓博，一方面是指学识渊博，另一方面对学者的个人修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它要求人文学者应该具备博大的胸怀和超拔的意志。所谓雅，除了为文要文质彬彬、温文尔雅之外，也意味着在做人道德上应该具有君子风度。
我随钱先生学习，已有二十余年，耳闻目睹，亲身感受着他作为一代名师，所具有的大家风范。钱先生著述不多，但文章出手，多为精品。像《论“文学是人学”》和《雷雨人物谈》等，都是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成果。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编选出版的《百花时期的中国文学》一书，在选取上世纪50年代中国有代表性的理论文章时，收录了《论“文学是人学”》。对于钱先生的这些著述，不少人习惯从理论创新的立论方面着眼，强调他的新颖和开拓精神。但我以为这只是一个方面。就理论观点而言，从50年代到今天，已经有很大的改变，《论“文学是人学”》中的观点，有的已经成为文学常识。但就整篇文章的气度和文字境界而言，却是很难在当今一些文论中所能见到。钱先生谈艺论文，注重新意的寻取，但这种新意不是故作姿态的标新立异，而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结果。他重视属于他自己的发现和体会，但这种发现和体会，不是一己私见的沾沾自喜，而是四海之内，常理之中，人人都能感受得到的人情和温暖。我听钱先生品评作家作品，他时常会说，这位作家的作品我不喜欢。而他赞赏一位作家作品时，又常常会说：这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的创作。这种鉴赏家的眼光，是他文学世界的出发点。他是真的喜爱文学艺术，并且真的能够欣赏文学艺术的好处。他与一般评论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他是从他个人的艺术喜好入手，谈文论艺的。所以，不管一些作家作品在当时怎样风行，也不管一些理论家的话语权威在当时如何不可一世，他都不会有太多的顾及，他的眼睛只关注那些在他看来是真正够格的作家作品，所思考的问题也是针对当代文艺创作中所遇到的实际问题。他的文学批评不依傍理论教条，尤其是他写《论“文学是人学”》和《雷雨人物谈》时，正是理论教条最为盛行的时期，好像文章中不援引一些流行的理论，说话就没有底气似的。但钱先生的文章就是不随波逐流，他顺从自己的艺术眼光，观察着眼前创作领域发生的事情，轮到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时，他会开诚布公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因为是平素读书体会的积累，与急功近利、趋时媚俗的急就章完全不同，有着清新脱俗的特点。所以，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钱先生学术观点的人，一般都会认同他文章写得漂亮。殊不知，这种灵动的文学批评的魅力，正是在舒缓自由的心灵空间中慢慢形成的。
我曾不止一次听到钱先生谈文学评论的写作心得，他说写文章不要像吵架，而是应该像与朋友谈天那样推心置腹地娓娓道来，再高明的理论，总是要以服人为第一要义，写文章要讲理，不能意气用事。强词夺理，以势压人，不是学术正道。这是一种君子论道的谦和作风。时至今日，当代文学评论中，那种言辞激烈、门庭森严的党阀风气依然浓厚。但钱先生不依门派，心无渣滓，为文和为人都保持在一种学者的尺度之内，这是非常难得的为人和为文境界。我以为像钱先生这样的学者，探讨其文艺思想的渊源关系，不能完全限定在知识论的范畴内，就专业论专业，就知识论知识。他的知识的积累和养成，都是与其人格修养、道德习性的形成浑然一体的。钱先生在文章中多次谈及母亲和大学时期的老师对他思想性格的影响。在《我的母亲》一文中，钱先生说他的母亲“不识字，是个文盲，但她秉性善良，心地慈祥，心肠特别软，同情心特别强。不论是看到或听到有人遭了不幸，她总会从心底里发出同情的叹息；必要时还会尽可能给予及时的援助”。钱先生的父亲是私塾先生，母亲先后生过九个孩子，存活的有六个。所以，家境非常艰苦，其母亲的操劳可以想见。1933年因遭受灾害，农田颗粒无收，家里无钱为孩子提供上学费用。中学校长找到钱先生的父母，希望家里继续为孩子提供上学机会，为了孩子的前途，母亲顾不得许多，硬是从并不富裕的亲戚朋友那里寻求到帮助，保证了钱先生继续求学。钱先生说，当他可以续学时，那几天母亲最高兴，连晚上做梦都笑。抗战期间，钱先生孤身一人在重庆中央大学学习，母亲的牵挂可想而知。当战后钱先生回到江苏武进家里时，最高兴的依然是他母亲，高兴之余，母亲认为是她平日念佛，虔诚所致，所以，一定要钱先生到菩萨庙里磕头还愿。这种至诚知礼的做人方式，深深影响着钱先生，使他对人情和人际之间的情感交流，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这种敏感是优秀的文学评论家所必须具备的秉赋。在《我的老师伍叔傥先生》一文中，钱先生十分感念他大学时代的这位恩师。伍叔傥先生是一位名士，从不为著述所累，但读书勤奋，深有所得。他早年与罗家伦等同为北京大学学生，但追随刘师培的“国故派”。俞平伯早年日记中曾记录过伍叔傥先生对他的劝告，劝俞平伯不要学富家子弟那种游手好闲的坏习惯，而应该多看书多学习。伍叔傥到中央大学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时，正值壮年，凭他与国民党高官朱家骅的亲戚关系，可以谋到一个更好的职位，但他好像更喜欢在大学教书，整天与学者、学生打交道。钱先生回忆他的老师“与外文系的楼光来、范存忠、俞大缜等先生时相过从，与历史系的沈刚伯，哲学系的方东美、宗白华等教授，往来尤其密切”，而对于自己的学生，也是关爱有加。平日里常喊学生与他一起吃饭喝酒，吃饭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