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懒散是另一种形式的思考
徐中玉(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是江阴人，他是常州人。两个地方距离很近。我们都读过江苏无锡高中师范科、国立中央大学。不过，我比他大四岁，早他四年进校，教过我的老师也教过他。从1952年我到华师大至今，我们同事近60年。我们还是邻居，两个人还经常一起参加会议。很多时候，我发言之后，他就不讲了，说他的意见跟我差不多。我们都不愿说套话、废话。大家想法比较接近，讨论问题时，好像也没什么好讨论的。他说自己很懒散，实际上他是在不断地思考问题。他考虑问题很细致，也很深入。
我每天下午到长风公园走一次，他每天要走两次，他的身体比我好，所以我觉得他的潜力还比我大得多。
讲自己相信的东西
许子东(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是“文革”后钱先生的第一届研究生。钱先生给我最大的教诲，就是要讲自己真正相信的东西。钱先生的著述虽然不多，但他把自己喜欢的东西表达出来，把这个观点传达给社会，又对社会产生影响。这样一种现在看来顺理成章的知识分子的姿态，在他那个时代是很难实现的，可他实现了。
钱先生一贯主张，有真想法才写文章，写不出就不要写。钱先生说偷懒，其实不是。他隐含的意思就是不要去跟形势、不要为了名利。研究生第一年，我写了1万字的文章《郁达夫新论》，钱先生给我改了六个错别字，然后介绍我到学报发表。后来有人说这篇文章跟时代不合之类的。可钱先生不管这些，他觉得好，他就支持你去做。
先生很会“识人”
格非(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钱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话不多，眼睛也并不看你，但这并不表示他对你没有观察。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和两个同学一起去跟他告别。那两个同学说，先生，你给我一幅墨宝，我好回去珍藏。先生很快答应了。我想了会儿也这样跟先生讲。先生就说，我不能给你。为什么呢？他们两个是真心要，你是看他们要，你也要，这个，我是坚决不给的。
虽然上学时，我跟先生接触很多，但基本没在一起聊过天。可他很会看人。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我离开华师大去清华前跟他告别，他问我为什么看上去一直不太高兴？我不愿意麻烦他，就没讲。他说，我送你两句话吧:逆来顺受，随遇而安。一开始我并没有很强的感受，在遭遇很多事情之后再想起这八个字，就知道先生当时是有他自己的考虑的。他看出了我的问题。他比我们遭受的挫折更大，他就用这两句话告诉我。我后来觉得非常有道理。这并不是说在生活中应该麻木不仁，应该圆滑。人的一生中有很多逆境，你可以改变；但有更多的逆境你是没法改变的，这个时候需要换种思路重新认识。这对我的影响很大。
先生很宽容、很乐观
黄世喻(华东师范大学):
钱先生以前是华师大中文系教研室主任，当时我是他的秘书。“文革”期间，我跟他一起掏过大粪，一起拉练。钱先生心态很好。那个时候，我们大概要从华师大走到安徽。那么远的距离，在路上，钱先生还跟我说，大好河山，风景很好，平时还不能出来走呢。当时系里要批斗他，有的同事提前来找他，他说，你们发言吧，你们讲好了。
凌宇(湖南师大):我1964年进的华师大。“文革”期间我参加过钱先生的批斗，而且当时还是“主发言”。后来一直惴惴不安，担心先生责怪我。可大家再见面时，谈起当时的事情，他还笑着跟我说，你们当时还不错。这种宽容让我非常敬佩。
先生爱玩，性情很好
殷国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每周一、周五下午，我都会到先生家跟他下棋。13年了，从未间断过。这是我们之间的“规定”。如果谁有事情耽搁了，一定会找其他时间补上。先生爱玩，性情很好，输了不恼，赢了就乐。我们下棋的时候很少说话，即使聊天，也从不谈学术。有时候，如果家里有好酒，先生就说，你留下吧。我如果愿意就留下，不愿意就走，先生也不在意，随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