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师钱谷融先生，王晓明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他对人生采取的这种种的低姿态,内心当然会有痛苦。有时在闲谈中,他会对人生的惨淡一面,发出那样深切的喟叹,就足以令人窥见他的痛苦的深广。”
被逼无奈走上现代文学研究道路
“我是不恭得很了。”今年虚龄九十的钱谷融教授头戴一顶黑色帽子，一边下棋，一边对记者开玩笑地说。
记者走进位于师大二村的钱老住所时，他正与华东师范大学(下文简称“华师大”)中文系教授殷国明先生在阳台上下象棋。他给记者泡了一杯茶，继续下棋。
他边下棋边对记者说，“文革”前，一个上海交大的朋友，常来他家下棋，“文革”开始时，造反派问他们是不是在“串联”，钱老答说我们就下棋，不谈国是。躲过一劫。
“王晓明来的时候也下棋。晓明下得很好，我最差。你今天凑巧看到了我赢棋。”赢了棋的他朗声大笑。
钱老的屋子不大，堆满了书，以古籍和现代文学作品集、资料为多，一套《鲁迅全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作为知名文艺理论家、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之一，钱老说自己并不怎么喜欢现代文学，实在是被逼无奈，才走上了现代文学的研究、教学之路。
1957年，38岁的钱谷融发表文章《论“文学是人学”》，将自己推到在风口浪尖上，“反右”后被当作上海高教界两只“活老虎”之一，留校接受教育。不久又因为写作《〈雷雨〉人物谈》再次挨批。那时，钱谷融给学生讲完课，下课刚离去，就会有“革命”教师上台“消毒”。
“文革”期间，钱谷融戴着“反动学术权威”、“老牌修正主义”及“漏网‘右派’”三顶帽子被遣送苏北大丰农场改造。对这三顶“帽子”，2007年他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曾幽默地一一辩驳:“‘反动学术权威’，我还是个讲师，够不上。‘老牌修正主义’，我又不是党员，也够不上。这个漏网‘右派’，还可以算得上。”
他只是想求真、向善、重美，但却不可能。他不是那种峻急刚烈的人，所以他选择沉默。
劫后余生，他感慨地说:“十年浩劫，许多人被逼含冤死去，我总算幸存下来了。像我这样适应性差的人能坚持下来，算是福气了。”
“文革”结束后的文学界有一种说法:中国文学批评的半壁江山在上海，上海的半壁江山在华师大。而许多知名文学批评家都出自钱先生门下：王晓明、许子东、胡河清、吴俊等都是他的学生。
问钱先生教学生有什么秘诀，他说:“我运气好啊。研究生是来料加工，来的料都是好料，我自然也沾了光。我有个优点，就是不束缚学生，不强迫他们怎么怎么样，让他们自己考虑问题、自由发展。”
九十高寿的他说自己长寿的秘诀是“不怎么劳心”，“我懒，无能加懒惰，可以不做的我就不做，可以不写我就不写。”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是钱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一开始，他也觉得导师“确实是懒了一些”，为什么写得这么少呢?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才知道，钱先生读大学时曾写过许多颇具风致的古典骈文，王晓明突然发现，淡泊名利，生性谦和，并不表示他不曾有过热烈的理想。
“他对人生采取的这种种的低姿态，内心当然会有痛苦。有时在闲谈中，他会对人生的惨淡一面，发出那样深切的喟叹,就足以令人窥见他的痛苦的深广。” 王晓明说。
初入华东师大教中文
1951年7月,出于培养师资力量的需要，教育部决定以光华、大夏两大学为基础，同时将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同济大学动植物系、复旦大学教育系、沪江大学音乐系合并入内，成立华东师范大学。
当时，丽娃河(华师大校内的一条小河，与未名湖之于北大一样，是华师大的标志之一)畔的华东师范大学虽然校舍简陋，却风景秀丽。
三十多岁的钱谷融来到这所新成立的大学的中文系任教，他回忆说，虽然当时条件艰苦，但年纪轻，并不觉得有任何问题。他常常漫步在丽娃河边，和朋友们谈诗论艺，下棋聊天。中文系的施蛰存先生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新感觉派”的大将，被鲁迅批评过，当时迷上了古籍和金石，深居简出。钱先生常去拜访他，和这位自称开着“东南西北”四扇窗的前辈作家无所不谈。
记者：你是1942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的，读书时学的是古典文学吗?
钱谷融:当时没有现代文学课程，白话文不能进我们学校的课堂。我的老师是北大毕业的，是蔡元培的学生，和罗家伦、傅斯年是同班同学。
记者：毕业后就去大学教书吗?
钱谷融:毕业后教过一年中学。后来去交通大学，教了八年，先是在重庆，然后搬回上海。大概从1950年开始，交通大学就没有国文了。到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前夕，我就想走了，想去南昌找工作。后来有人告诉我不要走，说上海要成立一个华东师范大学，我可以去教中文。
记者：当时的中文系主任许杰先生和你是好朋友吧?
钱谷融:我一开始不认识他，到了华师大以后才与他结识。他因在大夏大学、复旦大学都教过书，是名作家、名教授，所以请他来当系主任。
许先生是一个忠厚长者，本来华师大党委书记对他也很尊重，每个星期总要来看他一两次。后来反右，上海的“一把手”柯庆施点名把许杰打成“右派”，党委书记对他马上就冷淡下来了。
记者：刚成立中文系时你教什么课?
钱谷融:现代文学。但我从来也不喜欢现代文学，我跟系领导说我古典文学、外国文学都可以教，他们说这两门课都有人教了，让我教“现代理论文选”——当时教育部规定要上这么一门课。许杰也不知道要上什么，我也不知道，就拿了普列汉诺夫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去上课。
到1956年，这门课没有了，改上现代文学课,我就教现代文学。
两篇文章让他成为“活老虎”
完成于1957年2月，发表于同年5月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是1949年之后文学理论界对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文学观的系统表述。在这篇文章中，钱谷融大胆批评了“工具论”——将文学当作阶级斗争工具的理论。钱谷融没想到，这篇文章的发表居然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给他自己带来了苦难。
1959年，他又用“文学是人学”理论和“人道主义”观点写了《〈雷雨〉人物谈》。再次引来如潮的批判。
记者：你发表《论“文学是人学”》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反右，还是“双百方针”政策之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来反对你呢?
钱谷融:我发表这篇文章是在1957年5月的一个讨论会上。在会上我宣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就有人反对了。除了我的学生陈伯海，没有一个人同意我的观点。陈伯海只是旁听，见到所有人都批判我，就出来为我辩护几句。
记者：许杰先生什么态度?
钱谷融:他同意我的观点，但他没参加这个会。大会主席是施蛰存。
我有个开场白，说我有点文学方面的心得，但一直不敢拿出来。就像我有个老婆，但是我又有了新爱人，对原来的老婆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但是呢，我又不敢公开。施蛰存说那好啊，那我们就来听听“三角恋爱”。
记者：文章又是怎么在《文艺月报》上发表的?
钱谷融:有一天，《文艺月报》理论组的一个王编辑和华师大一位教师一起到我家来，那位编辑说文章写得很好，准备发表。有的朋友向我表示祝贺，也有朋友提醒我，说可能是“钓鱼”，但我还是给了他。
记者：“反右”之前，上海文学界的风气怎么样?
钱谷融:1956年时很开放，特别是“双百方针”提出后，非常开放，原来的很多思想都出来了，所以我就写了。到了1957年毛泽东的《这是为什么》一发表，整个风气马上转向。
《这是为什么》是6月发表的。我那篇文章是3月写，5月发表的。当时虽然还没开始反右，但我的观点与毛泽东、斯大林的观点都不合，所以不可能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
记者：反右开始后，许杰、施蛰存和徐中玉是中文系教授中的三个“右派”，施蛰存和徐中玉先生也是柯庆施点名的吗?
钱谷融:这倒不一定。徐中玉的“右派”，是因为他说了一些比较激烈的话。
记者：我注意到姚文元的《评钱谷融先生的“人道主义”论——和钱谷融等辩论》文末注明是1958年1月写的，离你发表文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其间他的态度是否也有变化?
钱谷融:关于姚文元对我这篇文章的态度有两种说法。他是《文艺月报》编辑部的，有人说他一开始很欣赏这篇文章，这话我也是听人家说的，后来风向变了才改变了立场;另一种说法也就是姚文元后来自己说的，他竭力要求发表我的这篇文章，只是要作为反面教材加以批判，那么他真是火眼金睛了。当时《文艺月报》的发稿权在以群手上，以群是持正统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理论家，他的手比较紧。那一期恰好以群出差了，是唐■发的稿。唐■很欣赏这篇文章。
记者：文艺界当时是万马齐喑?
钱谷融:可以这样说。我虽没有被打成“右派”，但随时可以批判我。
记者：你当时心情还是很压抑吧?
钱谷融:当然了，心情很压抑。我当时想，许杰、施蛰存、徐中玉都打成“右派”，我再打成“右派”，中文系就没有人教课了。但情况可能不是我想的那样。1990年代，我看到陈思和在一篇文章中讲到，柯庆施当年点名说，上海高教界要留两只“活老虎”，一只是我，一只是复旦大学的美学家蒋孔阳，不要都是“死老虎”，“活老虎”的教育意义大。所以我才能蒙混过关。
记者：但到了1959年，你又用“文学是人学”理论和“人道主义”观点写了《〈雷雨〉人物谈》。
钱谷融:因为我没有被打成“右派”，所以系里又有人动员我写文章，我就写了这个。那是有一次从市里开会回来，听广播里播《雷雨》，演员说话的声音腔调完全不对，曹禺的剧本不应该是这样的味道，我以为总会有人批评它，但没有人站出来说话，我就写了这篇文章。结果又挨批了，先是系里批，后来是全校批。后来，我碰到曹禺，和他聊起这个事情。他说你不想听还可以关掉，我却不得不听。那个导演还是位老艺术家，特别打电话给曹禺，说广播在播，你一定要听，曹禺苦笑着说自己当时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听下去。
记者：“文革”你是怎么度过的?
钱谷融:1969年我去了苏北大丰农场六个月。去农场前,我是华师大的反面教员,是思想右倾、有资产阶级思想、随时要批的“漏网右派”。
文学史有不断重写的必要
“文革”结束后,钱谷融重新开始教学工作。直到1978年,当了36年讲师的他,仍被排除在申报副教授的名单之外。1980年,他直接升为教授。
1998年,上海市政府将上海市文学艺术奖授予钱谷融先生,以表彰他在文学理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他对现代文学是有些不满的,他说:“我总觉得现代文学成就不高。”
记者：“文革”之后就平反了?
钱谷融:也无所谓平反。1969年是从牛棚里解放出来。1979年算是平反,《文艺报》开会,找我去,也没说平反的话,就是我们又可以出来了,又可以发表文章了,报纸也可以报道,就是这样。
记者：又重新开始上课了?
钱谷融:上课我是一直上的,但我还是反面教员,他们叫我批判周扬,我就批喽。批完之后,他们说:你还是以周扬的观点来批判周扬。
记者：你整体上怎样评价中国现代文学?
钱谷融:我总觉得现代文学成就不高,也就是鲁迅、曹禺、老舍等少数几个作家还够分量。
最关键是指导思想,极左年代里一直把文艺作品视作阶级斗争的武器,反映现实的工具。文学应该是自由的天空,文学是感情与想象的产物。想象是最活跃的思想,有感情则意味着它有现实的依据,不离开现实土壤。
文学应该是非常灵动、开阔的,文学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乃情致之寄托。
记者：对于王晓明先生提出的“重写文学史”,你怎么看?
钱谷融:文学史一定是可以不断重写的。那也是鉴于以前的文学史不是实事求是的文学史,所以有不断重写的必要。
记者：当代的小说你还看吗?现在主要在读什么书?
钱谷融:不太看了,偶然听到别人说起,我也会拿来看看。我现在读的是《世说新语》,那个比较短,一段一段,随时翻翻。
我读书都是为了自娱,自己寻找快乐,也没有好好写文章,都是别人要我写,我才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