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我们访问了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刘丹及几位副校长，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上海师大党委书记施平、校长刘佛年，上海交大副校长张寿等同志，他们就如何根据新时期总任务的需要，改革我国的高等教育结构问题，发表了意见。
他们认为，整个教育的改造问题，现在提到日程上来，是十分必要的。一个国家经济能否上去，不只是看高级技术人才的平均水平，还要看各级人才的比例结构是否得当。这涉及整个教育的结构问题。但就我国高等学校来说，现在的结构是不合理的。目前我国高等学校的学制基本上是四年制一种，这种单一的学制，既不适应社会的需要，又造成培养人才上的浪费。他们建议：一定要发展多种类型的高等教育。
许多同志主张把高等教育基本上分为三类：
第一类高等学校，是培养创造性研究人才的。学生要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培养出来的人，主要是探索科学技术新领域。
有些同志不主张通过延长本科学制来培养创造性研究人才。他们说，如果少数学校试行五年制是可以的，但不能“一刀切”，让所有的重点大学都这样做。办教育要讲究一点经济学，如果学制延长一年，不但增加了国家的经济负担，也少培养了人才，况且教学计划和教材也要变动。他们认为，美国、西欧和日本一般也是四年，无论教学时数，所学的课程，我们并不比他们少。我们的本科生和国外差距不大，而培养拔尖人才的研究生，则和国外差距较大。与其把本科延长一年，不如腾出力量来培养研究生。浙江大学、上海交大都拟实行四年本科加研究生的制度，即：大学四年毕业，经过筛选，选拔研究生，二年培养硕士；再筛选，又二年培养博士，逐步扩大研究生的比例。他们认为，可以把重点大学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到培养研究生上去。也有同志认为，现在中学的教学质量跟不上，升到大学的要补中学的课，重点大学本科延长一年也是可以的。
第二类高等学校是培养设计或发展性研究人才的，需要一定的理论基础，偏重于理论的应用，可仍按现在的四年制。他们认为，要破除一种偏见，以为大学生毕业一到工厂就什么都会，这才是高质量。这种偏见，迫使学生在校期间倾心于攻专业，而忽略打基础。他们认为，如果在学校把基础打牢固一些，知识面加宽一些，分配到工厂，实习一年，就能胜任工作，专业对口容易得多。
第三类高等学校是培养制造工艺方面的人才，不需要很深的理论，偏重于基本技能的训练，二年制的专修科可以完成这个培养任务。为适应需要，这一类学校现在应加速发展。浙江大学、上海交大的同志回顾说：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我们办过这种专修科，是取得了成效的。现在停办的专科学校应该恢复，不要“戴帽”办成四年制本科；大学分校今后最好办成两年制的专科学校。现在不少重点高等学校超编，教职工的人数与学生的比例是一比一，可以调整出一批人来，开办二年制专科学校。
大家一致认为，这种一、二、三类高等学校的结构，构成一个宝塔形，基础大，尖端小，使各类人才有比例的发展，这样既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也避免培养人才上的浪费。他们说，目前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是，注意第三类人才的培养，注意各类大学培养人才上的分工。
党委书记和校长们都认为，需要把我国的高等教育办活，上面不要统得过死，力戒一个模式、“一刀切”，要从社会需要的实际出发。学制还可以有两年半或三年的；也可以搞点半工半读；二年制毕业的，只要成绩优秀，也可以升入四年制学校；四年制毕业工作两年，有了实践经验，可考脱产的或在职的研究生，攻读自己从事的专业。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已学的知识有个更新问题，还必须有一个终生教育的制度作补充，浙江大学就想利用开路电视，面向社会，传授新科学、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使在校外的毕业生受到第二次教育。
许多同志都认为，筛选制度是保证质量，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措施。经过几道筛选，把成绩一般的，分配到社会上工作；成绩优异的，选拔出来作研究生，功读学位，造就一批具有创造才能的科学研究人才，这是一个必须充分重视的战略任务。大家说，现在遇到的问题：一是培养研究生的师资水平赶不上来；二是仪器设备落后，许多是五十年代的，而没有先进的设备，就培养不出先进的人才；三是从全国的部署上看，重点高等学校多了，就各学校来说，使用的力量也分散。上海交大，具有第一类学校的师资和设备基础，但它的培养目标却要与几个部属工厂对口，承担的是第二类学校的任务。这些问题都要从长计议，认真解决。
党委书记和校长们认为，现在要研究一个问题：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一个时期里，各类人才需要多少，各类大学按什么比例发展，它们之间如何分工？应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尽快制订出适应新时期总任务的规划来。
本报记者 杨智翰 冷铨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