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教育克己让人
刘佛年教授一生最重要并最费心力的事，就是努力办好华东师范大学。“文革”后恢复评职称，他认为应当名实相符、实事求是。当时外面在搞行政管理干部职称，有“管理讲师”，刘佛年在一次会议上说，行政管理干部该评什么就评什么，有的人并没有给学生讲课，怎么评他为“讲师”？
“文革”前刘佛年原住师大一村一幢独院的楼房，后来搬入一幢多户共处的住宅楼里，“文革”结束后他原可调到条件更好的居所，可是他考虑到师大住房紧张，应首先照顾那些更为困难的人，就这样直到他去世，再也没有重新迁往更好的住处。
1964年许多老师去农村参加“四清”工作，对我国广大农村百姓的贫穷印象很深。一些党员同志出于自愿，从稿酬和工资中取出一部分交纳党费，其中交得最多、时间最久的就是刘佛年、赵善治同志。两位老同志都按月从自己的工资中取出一百元交纳党费，要知道，一百元在那个时期对于一位教授来说绝不是无足轻重的。（郭豫适）
一张白卷写风骨
1972年底，“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朱永嘉等人下令要组织一个写作班子，编写一本所谓“马列主义教育学”。我被调进了这个写作
组，而组长是刘佛年，整整四个年头，他居然能领导全组“认认真真”地“磨”了四年“洋工”，连一个初稿也没有写出来。佛年在“老成、负责”的态度下，掩盖他的坚定原则，显示了他的机智。在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有惊无险的事，同样显示出佛年同志的高贵人格。
那年，“四人帮”搞了一场“考教授”的闹剧。这当然是明摆着要出出教授的洋相。佛年同志被叫去参加。考试完回来，我看他脸色很不好，就关心地问他考试情况，他叹了口气说，明明是叫人难堪。我又问他考些什么问题，他停了一会才说：“我交了白卷。”不但交了白卷，他还在试卷上写了几句话：“我名为教授，实为草包，题目一个也不会做。”我一听就急了，说，你这明明是往枪口上撞啊！他说他们无非是要人难堪，答也好，不答也好，总有毛病好抓，干脆就交白卷。
我非常着急，找到了我们组内工宣队小高同志。这是一个诚实忠厚的年轻人，他听说此事也很着急。于是我们对他说，事情发生在写作组内，最好在组内解决，开个会批评一下算了。后来事情就按这个办法走过了场，一场灾难总算躲了过去。（吕型伟）（《文汇报》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