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泠沅校友在教育科学学院2013届毕业典礼上的致辞

发布者:陈枝清发布时间:2020-11-18浏览次数:52


大家下午好!今天很激动,非常感谢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领导给我一个在毕业典礼这样一个隆重的场合发言的机会。首先,祝贺各位毕业生圆满地完成学业,走上这个神圣的学位授予的殿堂,真诚地祝贺大家!


今天的场景使我回想起46年前,我从复旦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尤其使我回想起20年前,也就是1993年,我在华东师大的教科所,当时还不是教科院,获得了教育博士学位。我上过两所大学,有过两位导师,我在复旦大学的导师是苏步青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导师是我们的老校长刘佛年教授。苏步青老先生的严格缜密,做学问的科学态度;刘佛年校长宽容大度,为人处事的教育家的风范,给我一生打上了不可磨灭的深深的烙印。所以,请允许我借此机会,说一说以刘佛年老校长为代表的华东师范大学导师们的风采,简单地讲述几个往日的故事。


 第一件事,他们都用教育家的良心说话。当时指导我的是一个导师团,7位导师指导1个研究生,这7位导师其中有:金一鸣老师、瞿葆奎老师、杜殿坤老师,还有外语系的于震球老师、心理学家邵瑞珍老师等,刘校长是导师组长。我当时作为一个学生在这里念书,十分荣幸。所有这几位导师都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他们都以教育家的良心来说话。


刘校长和学生之间很平等。有一次他和我交谈,我说:“刘校长,听您的报告,有的时候非常得流畅,一气呵成;有的时候有点结结巴巴,有点木讷,这是什么原因呢?”刘校长说:“是的,当我脑子想的跟外界一致的时候,我就非常顺畅;当我脑子里想的跟外界不一致的时候,我就结结巴巴。”后面还有一句话,“可惜我的发言结结巴巴的多了一点,比如文革年代,基本上是结结巴巴不能说真话。”在“文革”这段时间他很痛苦,文革结束后,刘校长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如何办好重点师范大学的工作中去,同时他又念念不忘如何恢复与提高已经濒临崩溃的中小学教育质量问题。早在1978年,他就提出要突破教学上的难题,夺取“大面积丰收”。


这也是我接下来要讲的第二件事——倾心关注中小学教育。我跟刘校长结下师生情缘便是因为他关注中小学基础教育。1967年我复旦大学毕业后,只能去农村教书,在上海远郊一个尼姑庵旧址教书。当年不比现在,文革之后教师的水平很低,但是又要让大面积的让孩子们更有知识,我们正在青浦县一步一步地寻找办法。到了80年代中期,中国教育学会在武汉召开大会到最后一天,大家希望刘校长做总结。他的总结没有稿子,只是说:“我来说几句我自己的心里话,我自由发言”。这个发言很长,可惜当时没有录音,不过我还是把它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他曾讲到:“教师水平比较低,又要大面积的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怎么办呢?”他说:“有一个小地方,这个地方叫青浦,有一个做法就用一本作业本,跟美国人布鲁姆的掌握学习很接近。”我们做的一件小事情,刘校长把它作为一件大事来看,所以才有后面的青浦经验和改革实验。


之后,刘校长在全国各地七、八个场合都讲这件事情。还在当年《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把它与全国刚提出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紧紧联在一起。而且他当时总结了:差生遍地,我们作为一般的教师,信心不足,但他说有个办法,叫做了解反馈、掌握学习。由此引申出两个理论问题:第一,人学习的潜力到底有多大?潜力很大,因此不能相信有什么固定的差生,优秀的教师应把差的学生教成好的。第二,学习的成绩究竟有什么决定?教育与环境有决定作用,但人的主观因素、主观能动作用也是很大的,因此对掌握知识来说,态度是很重要的,甚至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知识、能力、态度三者不可分割。刘校长的这番研究曾鼓舞了多少学校、多少教师的士气和信心。这是用他对社会的责任心与教育家的良心在说话。这样的话是质朴无华的,所谓“真水无香”,但流入了中小学校长和教师的心田。


第三,刘校长落脚本土,事事追求“做得更好”。他这一辈子在借鉴、引进国际经验时,非常注重在中国本土的实践中作检验,他用自己的眼光来审视各种成果,追求我们自己也要有做得更好的地方。在青浦经验中,有一项反馈调节和尝试探究的两因子实验,得出结论,单一抓反馈有毛病,会把学生教死板了,我们还要启发学生尝试探究,让他们活起来。刘老看完数据很感慨地说,布鲁姆掌握学习的简单做法有局限性,你们的实验鲜明地看到了这一点,比他讲得更准确。虽说这是一句勉励的话,但对我个人来说,刘老那句事事要追求“做得更好”的教导,处处警示于座右,时时回响于耳边。


刘校长常说,中小学老师他们辛辛苦苦,教出来很优秀的孩子,他们积累的经验汗牛充栋,房子里都装不下。但是由于时间的推移,凡是没有做出理性概括的,往往只是热闹了一阵子,开了花不结果,如过眼云烟不能站住。于是,新教师只能从头摸起。这是多大的浪费,多么可惜。因此,他有两个建议:第一,大学里搞教育的同仁要走向中小学去;第二,要让中小学的老师能够做一点教学研究工作。由于这样一个情况,他后来专门找我,当时他的夫人王老师,叫我去他家吃饭,他夫人亲自下厨,一共四个菜,两小杯他家乡带来的米酒。一边谈当时的教育现状,一边探讨存在的教育问题,他说,现在最需要的是既懂得中小学教育,又肯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善于思考的人。谈到最激动的地方,他说:“顾老师,你能不能一边做教师,一边做教育研究,我可以招你做我的学生。”1987年,在何东昌等国家教委领导和刘校长等老专家的提议下,我考上了华师大的研究生,一读就是6年,成了刘校长的关门弟子。


第四件事,刘校长的宽厚待人使你全身心投入。华师大的导师,是有他自己的个性的,跟我在复旦是不一样的,复旦是严格要求,甚至是有点苛刻。到华东师大,宽厚和仁爱使你全身心投入。刘校长是以心育人的真正的“导师”。奇怪得很,我到这里来念书,刘老对我说:“你是一边工作一边念书,你可以稍微马虎一点。”我以前在复旦念书从来没有听到说过让你马虎一点。6年下来,我才体会到,最高明的老师教你马虎,你却一点也马虎不了。这是最厉害的招数。记得有一年冬天的某日,我从青浦赶到师大,刘校长亲自为我讲课,却不知在刘校长寓所还是办公室合适。于是在校门口先打电话问刘老,他反而问我,你看哪里方便呢?这种事情当然不能由我说定。先生不说,我又不能说。磨了好一段时间,刘校长说了一句,我家里有一盆火很暖和。我才明白他比较倾向在寓所授课。刘校长的家在楼上,每次讲完课,他都要送学生下楼,挡也挡不住。送下楼还要问接着去哪里。那天我告诉他,还要去一下师大教科所办公室。刚到教科所不久,天下起了雨。正在这时,我看到刘校长一手拿了双雨鞋,一手拿了把雨伞走进办公室,对我说:我看你今天没有带雨具,给你送来了。此情此景,让人没齿不忘!先生对学生的期望和感情,已无法用言语来表述,作为学生,唯有百倍于常态的努力才能报答先生于万一。


在学术上的民主、宽容和大度,是刘校长又一重要的大家风范,向他问问题,他总是先要在上海、全国举出最有影响力的专家,推崇不同的看法,然后再说“我的肤浅看法是……”。刘老多次建议从各种学科领域选拔人才共同开展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并付诸实践。他说物理学的哥本哈根学派有一种“下午茶”的形式,出了好多思想。我们为什么不去形成学派?物理学形成学科的根在实验室,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必须扎根于中小学校,奠基于活生生的课堂。他估计有不少新发展起来的理论学科,都将在教育改革中得到较大的发展。


第五件事,是他指导我读书——明源辨流话教改,这是刘校长指导我学习教育理论的突出风格。要明白源头在哪里,经过怎样的流变的过程,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流变的线索是什么。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在茫茫书海中迷失方向。他还说过,做学问要走一点极端,不走极端没有学派;但做教育改革必须执其两端而用之,这叫做“寻找中间地带”。1990年5月下旬,刘校长又一次到青浦考察。那年我们正做两件事:一是完成“析取教育目标主成分”的大样本实验,二是一所实验学校“活动——发展”的教学整体格局显示出始料未及的一些真实效果,让学生聪明起来似乎有了办法。刘老亲眼看到了,竟兴致勃勃挥毫写下了“教育改革的楷模”七个大字。那天晚上,刘老约我去他的住所。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聆听先生畅谈教学改革的真谛。他说从国际看到国内,从旧社会看到新中国,学校教学的方式有两种,那就是接受式与活动式,其他很多方式无非是他们的流变而已……这是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潮,两个不同的源头。教育改革和创新离不开积累与文化,也就是说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对两种教学方式作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最近一、二十年来,这两种方式都出现了不同的流变,它们之间有明显的相互接近和吸收的趋势——真理常常在两个极端之间。就目前我国的教学而言,防止机械灌输的接受、寻找让学生主动活动的教学方式,培养他们高超的创造才能,应当成为改革的主导原则。”这番谈话,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我日后一直到今天工作与研究的方方面面。


说完五个故事,我想简短地谈些启示。老教育家教导我们,教育是有信条的。我体会至少有三条,这第一条叫责任。2009年我出访台湾,途经香港,当时香港大学的一位校长,找我谈了两个小时,就为了说一句话,她说:“内地的教育发展得很好很快,但是如果有一点点小问题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和价值观的问题,办学不能急功近利,求学不能只是为了改变个人的处境。”她说:“你回上海,有机会跟有关领导说说这句话。”我回来就说了这句话。人生为一大事来,教育是大事,不是个人的,不能急功近利。第二条,团队。教育是一个团队的事业,有人说,三个教育工作者在一起,就有六对比较难处理的关系。所以我们说管理,管理的真意就是“使有害的内耗降低到最小的限度”。据说减小这种内耗,它能产生一种神奇的、难以置信的力量。我们多一点谅解别人,多一点形成团队。我们需要坚信,教育是一个团队的事业,个人奋斗的时代已经远去。第三条,真爱。教育的爱是一个时代的真爱之核。在滚滚红尘中,价值取向多元了,但如果加进一点真爱,教育研究所必须的奉献才能成为自然而然的事,而教师所做研究中的创造,才能成为一种职业的欢乐和内在的需求。


我的水平有限,只说三句话:第一句话,人生是为教育的大事而来。第二句话,教育是一个团队的事业。第三,坚守一个时代的真爱之核。就用上面三句话来祝福教科院的各位毕业生,毕业之后工作上更上台阶,学业更加进步,生活尤为美满。


祝贺大家,谢谢!


(根据顾泠沅教授在教育科学学院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整理,整理者:杜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