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
刘永吟
一、父亲和旧居
南京西路2082号和2088号是一栋橘红色平瓦尖屋顶、外墙磨石子饰面的老洋房，朝南均是落地玻璃木门，地面铺设美国洋松地板，带壁炉和卫生设备。而2088号又是南京西路最后一个门牌号码，其中的2室和3室是父亲和我们在上海住得最久的地方。全家在1956年从四川北路1337弄迁至这里，一直到1994年旧房拆迁方才搬离，整整住了38年之久。父亲告诉我，在搬到这栋楼之前，好几次因授课经过这里，心中就常想，若能住进此屋倒真不错。不料梦想居然成真！该楼虽是第一师范家属宿舍，却有几个房间属于父亲的工作单位——上海教师进修学院所有，学院将2088号的2、3两室分配给了父亲。父亲曾经说：“宋代沈括曾多次梦见同一栋屋，后来真的见到而入住了。我做的是白日梦，也算是类似的一段佳话吧。”
父亲以后认识了周边的一些老居民，他们说，这栋楼是一个营造商在抗战胜利后建造的。他在我们这栋楼的北面造了一栋三层花园洋房（南京西路2080号）供自己居住，而我们这栋楼是作为屏障挡住马路用的，这一带当时非常荒凉，往西（即现在的延安西路）晚上罕有人行，是案件多发地区。
建国后，营造商离开大陆，花园洋房被军管，继而改为南京西路幼儿园，前面的房子则改为教师宿舍。搬家的那一天，年仅三岁的我下车即独自东行走失，后由父亲到华山路派出所将我领回。至于我出生即居住的四川北路近武进路的家，今已基本没有印象了，依稀记得天花板和窗户都十分高，马路上的有轨电车铃声、汽车喇叭声和人声不断地叩击耳膜。
新居两间屋，一间26多平米，是祖母与两个哥哥的卧室；一间19多平米，是父母和我及弟弟的卧室，客来就在那里谈天说地，因为我们没有客厅。
可惜好景不长，入住新居未久， 第二年（1957），父亲因对领导提意见而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并被开除公职。当时我和弟弟永申还小，懵懵懂懂，“少年不识愁滋味”，对政治运动的残酷性没有任何概念。
父亲闲赋在家，除了看书著书以外，我和弟弟的身体“保洁”工作都由父亲承包：洗头、洗脚、洗澡，甚至挖鼻屎和擦屁股。
父亲的头部和胸部经常神经痛发作，他说是母亲遗传的。为了看病，跑遍了上海各大医院，还有人推荐他到北京去看，但都未能奏效。疼痛难受时就让我拿着一个坏了的玩具木质鸭身子，用其尾部刮擦鬓部止痛。数十年来，这个鸭身子磨得油光锃亮，一直伴随着父亲。有时父亲喜欢让我握紧小拳头捶打头部，夸我手背上都是肉，捶打起来舒服。记得每次总要花半到一小时左右，父亲为此常会奖励我一张“拖拉机”（当时的一角纸币）。有一次因为找不到“拖拉机”，就给了我一张“火车”（当时的二角纸币），我却哭闹着非要“拖拉机”不可。此情此景，记忆犹新。
在2088号住的基本都是上海第一师范学校的教职员工，在当年鼓励当“光荣妈妈”的政策下，每家人口都不少，但也只能一户一室，而我家却有两室。这就造成了邻居心理上的不平。在文革初期，自一家划为“地主”的被赶到农村去后，属于“黑五类”的就剩下我们一家，是唯一的“专政对象”了。当时整栋楼的大多数邻居都革命豪情万丈，大有不送我父亲入狱誓不罢休之心。平时和我一起爬屋顶、打野战的小伙伴们也和我划清了界限。而父亲则被逼戴高帽、挂牌子，扫弄堂、掏窨井。至今遇到老邻居，还有夸父亲有能耐：不论刮风下雨，都能把弄堂扫得这么清爽、窨井掏得这么干净。随着运动的深入，众多邻居也先后被驱入 “牛鬼蛇神”之列，但他们有工作，关的是单位的“牛棚”，所以文革中在我们弄堂扫过地、掏过窨井的只有父亲一人。
二、父亲带我就医
当年，一大家子的唯一收入就是母亲微薄的工资，所谓的“自然灾害”更是为我家雪上添霜，从记事起就难得有一回吃饱。我进小学没多久，就天天发低热——37.8~38摄氏度。父亲每周都带我去儿童医院和各大医院看病检查，却都查不出症结所在，无法施治，只说是营养不良，长大了会好的。记得每次去几乎都要验血，抽了血。父亲就会给我一颗糖吃，这是我当时看病的乐趣之一。
小学三年级时，脖子左面慢慢长出一个包，父亲又带我走上了求医之路。经过好几个大医院的检查，确认是淋巴结核菌感染。当时各大医院都认为很难医治。慢慢地脖子上的肿块已经超过半个乒乓球了，表面胀得发亮，摸上去硬硬的。医生警告说，颈部神经和淋巴密集，结核菌易于转移，转移了就没救了。父亲十分着急，这时有朋友推荐了疡医顾乃君先生。
老上海都知道，上海滩中医界最有名的有“三筱”：疡科顾筱岩、伤科石筱山、妇科陈筱宝。顾乃君是顾筱岩的衣钵传人。父亲闻讯马上带我乘71路公交车去了他在升平街的诊所。顾医生看了我的肿块后就开了外敷药方，说要等肿块变软了方可手术，父亲就每周都带我去换药。一个多月后，顾医生说可以手术了。用一把小小的手术刀切开长约3公分的口子，流出脓水，嘱咐我每周来换药，若能在一个月内收口就好，不然就很危险。为了能让伤口早日愈合，父亲带我去静安寺对面的广东店“公臣”（后改名“立丰”），联系了一位老广东营业员，让我每天去那里买一瓶牛奶，请他帮我热一下。老广东见到我就说：“你这孩子真是好福气，现在每天能喝牛奶的有几个呀！”
一个多月后，顾医生看了伤口说，愈合得不错，以后不用再来了。父亲总算放下了心。顾医生治愈了不少疑难杂症，我就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
在陪我就医的那些日子，父亲总不忘了到旧书店去淘书。我也在这时沾了不少“书卷气”。父亲最爱去的旧书店除了福州路的以外，还有不少在一些小马路上，这些书店往往只有一间门面，靠墙的两侧是高达天花板的书架，插着密密麻麻的书籍，柜台与书架间的通道非常狭窄，翻阅书籍时顾客们常须侧身相让。父亲一进书店就不停地翻阅，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常对我说：：“这本书一直想看，今天能买到真是缘分！”虽然家庭经济拮据，但是对于喜爱的书籍，父亲出手是毫不犹豫的。
三、父亲的长寿之道
祖母是1987年以93岁高龄逝世的。那天早上，父亲喂祖母吃早餐，老人家突然一口气接不上来，猝然离世。祖母虽在耄耋之年，脸上没有任何皱纹，仅仅是头发稀疏了一点，但没有一丝白发。我祖父则未年过耳顺，在1950年就早早离世了。父亲百岁时皮肤白皙，面无皱纹，也无寿斑。这应当出于祖母的遗传。但我们几个儿子居然没有一个有此好基因的。
父亲生活简朴，嗜欲无多。将近百岁时，曾有记者上门问长寿之道，父亲说：一是不锻炼身体，不运动；二是不服用任何保健品；三是不讲究食品的营养搭配。记者一无所得，只能无功而返。
父亲讨厌烟味。朋友来见父亲，有烟瘾的，只能到我房间来吞吐。他喜欢饮茶，最爱的是乌龙。有一次台湾朋友送的冻顶乌龙，父亲喝了赞不绝口。他平时不饮酒，但在十分疲倦时。也会喝点药酒，但每次仅半两左右。
父亲喜欢步行，特别是登山。一家人一起走路时，父亲总是快步而行，屡在前路等我们，待我们走到，他又独自往前走了。记得1980年暑假，学校组织去无锡旅游，我也随侍。到了惠山，父亲一马当先，一口气登上山顶，把大家都远远地抛在后面，那时他已年过耳顺了。
四、父亲的交友之道
父亲朋友众多，就我所知，大致可分为几个类型：
1.难友
父亲回里弄后，由静安区政协定期组织“右派分子”参加政治学习。在学习班上，他结识了不少难友，徐幼庚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辛亥革命元老徐朗西先生的幼子，戴上“帽子”只是由于一句话：他在苏州游览时，见风景宜人，脱口说了声“在这里做和尚倒挺不错”，被人揭发对现实不满。他与父亲一见如故，父亲带我去过他家，一栋位于华山路常熟路口的独立洋房（在今希尔顿酒店和静安面包房之间，后被拆除），距我家步行仅一刻钟，印象中徐宅客厅十分高大宽敞，有木扶手楼梯直通楼上。墙上挂了不少照片和字画，记得他们说起，有一件齐白石画的扇面，送至文物商店估价，却因另一面有郑孝胥的题字而估价极低。幼庚先生于1967年关入牛棚，被殴致死。 徐家与父亲的交往在父亲《寄庐茶座·徐朗西家事琐话》有详细叙述，此处不赘。
黄濬思先生也是与父亲在学习班上认识的，他本是一所中学的校长，参加了民主促进会。因建议大大发展民主党派而带上右派帽子。黄先生口才极好，发起言来滔滔不绝。文革中曾入狱。拨乱反正后赴美国读书，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后任教，曾摄其所购住宅照片寄给父亲。如此高龄还能不断进取，实在令人佩服。
毕修勺先生是父亲的忘年之交，长父亲二十岁左右。他是最早一批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潜心研究法国文学，是著名的左拉作品翻译家。因为抗战时期陈诚邀他担任《扫荡报》主笔，属于“历史反革命”，建国不久即被捕，判死刑，幸由患难之交何长工呈告周恩来，保住了性命。毕先生与父亲的交往在父亲《寄庐杂笔·我的忘年知交毕修勺先生》中亦有详述。他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几乎每周都来我家，父亲尊称他“毕老”，我则称他“毕公公”。他家我也随父亲去过，在长乐路靠近常熟路的一栋新里的二楼。我奇怪的是，毕不是国民党党员，却担任国民党《扫荡报》的主笔。毕先生仙逝后，其长子毕克鲁先生为其遗稿出版事宜经常来见我父亲。
很多人都知道，原国民党的军统组织里，副局长戴笠的军衔仅是少将，故其属下最高军衔只能是上校。而住在我家东北面不远的永源浜的高镛先生就曾在军统中官拜上校。戴笠飞机失事后他转业去了民航。建国后也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他和父亲是在“五类分子”劳动时认识的，经常来我家聊天。曾听他评论过去的同僚沈醉、毛森等特务头子，说这些人都很无能，沈醉的回忆文章中自吹的成分太多。我联想起小说《红岩》中描写的特务头子的狡猾和凶残，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实在对不上号。当时政府经常要他去电台对台湾广播，希望能召唤以前的属下弃暗投明。可惜我们1994年搬离南京西路后，就和高先生失去了联系。
父亲还有一难友王占学先生，他的居所是我家往东150米左右的一条陋巷里，门口隔了一小间做理发室，有一段时间我们全家的理发都是由他“承包”的。他解放前是军统无线电台的台长，解放后入狱，释放后学了理发手艺谋生。曾感叹下半生“走了末路”。王能讲英语，喜欢与顾客谈天，和父亲更是聊得投机，互称“老王”、“老刘”，没有隔阂。印象中他的理发速度惊人，男士理发每人不会超过两分钟。他经常对我说：男人的牙苏（胡子）刮光后走出七步就长出来了，说话的神态语调至今还宛在眼前。
位于静安寺地区的华山路愚园路转角的“百乐门舞厅”。上海人一般都知道，舞厅沿愚园路往西数十米原来有一家“万岁照相馆”，公私合营前的老板叫王逢年。因笃信佛教改名大佛，也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学习班上与父亲认识。他在抗战前曾创办“三吴大学”，培养了不少人才。爱好拍照，曾与郎静山同游。他发明了“七因素曝光表”，用于自己的摄影。他拜父亲为师，与父亲无话不谈，父亲称其为最坦率的人。在文革前王为我们一家拍了不少照片。他每月有定息500元，当时有此收入已经十分惊人了，王却说：“我前妻定息每季度有5000元，我没法与她相比。”他的前妻是原上海地皮大王周湘云的女儿。我随父亲去过长乐路长乐新村王的居所，记得他前妻也是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附近这一大片区域都是他岳父开发的地皮。文革时，王被造反派关押在康定路万红照相馆里监督劳动，被我大哥偶然经过看到。父亲派二哥悄悄去探望过他。不久，听说王活活饿死了。王大佛事，《寄庐杂笔·易学大师潘雨廷及其师友》也有述及。
吴企尧先生也是父亲的难友，与父亲交往甚密，我经常见到他来我家。他是佛教居士，赵朴初先生的好友。一次我斗胆请教他，我去寺庙见佛像从来不拜的，自忖只要存心向善即可；而下拜者均是有所企求的。如果为人不善，拜佛又有什么意义呢？吴老十分肯定我的观点，并鼓励我说，确实是心善为首，拜不拜并不重要，佛教的教义就是劝人为善。吴老的亲切教诲，我至今印象犹深。吴先生拨乱反正后担任了上海佛教协会副会长之职。
与父亲交往较密切的难友朋友，基本上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学术成就。其中著名中医丁甘仁的长孙丁济华先生，克绍箕裘，与父亲经常一起谈天说地，惜丁医生在1964年离世。如今他的女儿、儿子都在美国开中医诊所，门庭若市。去年他儿子丁景忠先生特地到上海来看望我父亲，带来他两位姐姐的问候和感谢，她们的人生道路完全是根据我父亲的指点，一步一步走的。
吴家骏先生，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生，打成右派后失业，精神一度失常。后以私下教授英语为生，常来我家闲谈。父亲曾经请吴先生顺便听听大哥永翔的英语发音是否准确，吴先生听了连说：“就像华侨，就像华侨。”。
经常来往的还有张闻天的妹夫马景园先生、社会学家应成一先生等。还有一个女难友陈素珍，文化程度不高。原是被镇压的国民党军官的小老婆，缘此而成了“历史反革命”。陈与父亲是在街道一起劳动时认识的。她说起自己解放初在提篮桥监狱服刑时，因表现好担任了“小组长”。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就是由她管辖的。陈璧君的脾气极臭，可笑的是犯人家属送来的食物她都会去抢吃，即使管教在场也无所顾忌。陈与之同监数年，也算是与名人结缘了。
2良友
父亲在学问中最佩服的是钱锺书先生、郭绍虞先生和潘雨廷先生。前两位大名鼎鼎，不用说了。潘先生则是《易》学大家，父亲与他的交往详见《寄庐杂笔·易学大师潘雨廷及其师友》。记得父亲只要没有要事，每周定期去潘先生的府上去听他谈《易》，而每次听课回来都会赞叹不已。雨廷先生在华东师大的教职就是由父亲介绍的。
袁任先生是徐汇区黎明中学的语文教师，1956年在进修学院听过父亲的课，由此成为我家的常客，几乎隔天就会登门。袁先生虽长我父亲几岁，但开口必称“老师”，我则称袁为“袁伯伯”。他每次要“公开讲学”，都要请父亲为他作“课程设计”。袁常年练拳，我当时体质很差，袁就建议我习拳。先学最基础的“站桩”，做得我汗流浃背。坚持了数月后，母亲担心我营养太差、消耗过大，就劝我终止了。
在文革中，袁先生引荐一位许自坤女士和父亲相识。许女士与两外甥、两外甥女一同居住在淮海中路的“上方花园”一栋洋房里。此时住房被造反派侵占，全家被迫挤在汽车间里生活。许家的祖上是南昌的首富，后来家族都到海外去发展了。许与父亲相识后十分投缘，我们小辈之间也经常走动。最令人感激的是，许女士得知我家入不敷出后，从自己并不宽裕的生活费中每月接济我们三十元，逢年过节则五十元。这无私的援手一直坚持了近三年，使我们全家不至挨饿。这样的雪中送炭、大恩大德，我们全家都没齿难忘。在1978年落实资本家房屋政策时，因上方花园的房子已无法归还，政府安排了长乐路（在东湖路与华亭路之间）的住宅给许家作为补偿。我们四兄弟都出力为新房子安装灯具、粉刷墙面，近十天的劳作，兄弟们虽然天天都很累，但是心里都感觉很高兴——毕竟为许家尽了一分微力。后来父亲恢复工作，还清了许家的借款。不久，许家就移居海外了。
著名的气功拳师、皮肤科医生尢彭熙先生与父亲的相识也是袁先生介绍的，袁练的“形意拳”就是跟尢先生的女儿学的。尢家住在锦江饭店附近，我曾随父亲、哥哥一起到尢府去看尢先生表演“空劲”（即隔空打人）。亲眼所见，实感神奇！尢先生诸多轶事可参见父亲《寄庐茶座·徐朗西家事琐话》所叙。
父亲交往的还有诗人、翻译家孙大雨先生，生物学家张作人先生，曾任胡汉民秘书的高方先生，天文学家李珩、翻译家罗玉君夫妇。年轻的朋友则有黄福康，刘笃龄、张大文，刘、张二人，父亲还为他们介绍了工作。
帮助父亲晚年著述出力最多的是的是吴戬毂先生，他本是化学高级工程师，虽从事理工而酷爱古典文学，诗词皆擅。父亲的《寄庐杂笔》、《寄庐茶座》都是由吴先生一字字在电脑上敲出来的。与吴先生交，父亲称之云：“老得良朋，素心论学，乐在其中”。
3.女儿
70年代中期，黄濬思先生有次来访，带了一位女孩陈惠苓来，不意从此恵苓竟与我家结下了几十年的缘分。恵苓年龄略小于我。父母都很高兴与她聊天。之后恵苓就成了我家的常客。母亲一生最遗憾的就是未生一女，她常说：刘家的女孩是个宝。因为父亲的祖上都是姐姐全力帮衬弟弟的。父母在晚年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要求，都会告知恵苓，恵苓也熟知父母的思路和生活习性，特别是母亲有什么难以处理的事，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惠苓。母亲已把惠苓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了。
父亲还有一个“女儿”郭丹，笔名“枝山小媛”，是明代书法家祝枝山的第十五代孙。是由一位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引荐给父亲的。郭常来看望父亲，探讨中国古代文学，讲述自己的书画历程。父亲在2016年为郭的画册作序曰：“枝山小媛，出自名门。既得祖传，復娴西艺，中西融汇，常为多国厅堂布局。或以西之体寓中之神；或以中之骨化西之意，是将南皮公之识见，神而明之、践而行之矣。且以兼修藏密，触处皆通，是非恒人人功力所及也。”序言基本概括了郭丹的艺术成就。数十年来，郭对我父母关怀备至，特别是父母患病时更是全力调动自己的社会关系，联系医院和医生。对我父母的情谊胜过我们儿子了。
父亲于去年（2021）8月17日仙逝，在父亲离开我们快一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怀念父亲和母亲。以及逝世的父亲的朋友们，同时敬祝健在的朋友们安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