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刘昶：家范老师的学问、人格和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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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04 14:04澎湃新闻官方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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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范老师离开我们驾鹤西去，我却被疫情困在地球的另一端，不能为他送行，万分悲伤和遗憾。写下这篇小小的文字，悼念家范老师。
第一次认识家范老师是四十多年前，他给我们做一个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讲座。那时我在上海师范大学读一年级，因为“文革”刚结束不久，受多年左倾意识形态的影响，农民战争研究充满了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大家都不感兴趣。所以有些同学就在嘀咕，农民战争有什么好讲的？但是家范老师的一堂课根本颠覆了我们许多同学的看法。
讲座一开始，家范老师就问大家，唐末的黄巢起义和明末的李自成起义虽然都被称作“流寇”，但为什么黄巢起义纵横南北，甚至打到中国最南端的广州，而李自成起义则局限在北方，从未跨越长江？这个问题一下子把大家问住了，也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家范老师虽有腿疾，但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他一直站着讲课，声音洪亮，还不时走动，写板书。他的讲座对中国历史上几次重要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特点做了分析和比较，讲得生动风趣，深入浅出，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在讲座中老师反复强调，研究农民战争史，最忌讳的就是带着教条主义的先入之见，把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简单化、脸谱化。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起义和战争都有其发生的特定历史条件，研究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要把它们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充分了解其特点和个性，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找到农民战争的共性，才能做出有价值的研究。这个讲座给同学们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我们同学回忆起来还记忆犹新。这个讲座不仅让我们了解了当时国内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情况，而且也是一堂非常生动精彩的历史研究方法入门课，家范老师给我们讲的正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法门。
家范老师说，他的学术生涯在40岁以后才真正起步，也正是给我们做这个讲座的时候。从研究农民战争史开始，老师后来转向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和明史研究，最后在明清江南史领域深耕不辍，卓然成家。家范老师反对历史学者一头扎进故纸堆里自娱自乐，始终强调做学问要有现实关切。而对他来说，他最关切的问题是中国如何能走出“千年历史的阴影，跳出一治一乱的周期律”，能真正自立于世界之林。
正因为如此，他对史学大家吕思勉的治学理念和方法拳拳服膺，他在一篇讨论吕思勉史学思想的长文中对其再三致意。他说吕思勉先生绝不是“两足书柜”，对国祸民忧无所动心的“书斋学究”，并引用吕思勉的话说，对于现状的不满，乃是治学问者真正的动机。若对于现状不知其好坏，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是想在现状之下求个苟安，或捞摸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要讲做学问干什么？一个人必须有改革现状的诚意，“其才可用诸正路，其学乃真能淑己而利群，不至于恃人以作恶，曲学以阿世，反造出许多恶业来。”对现实的关切不仅是做学问的出发点，而且也是做学问的重要门径。
家范老师进一步阐发吕思勉先生的观点，强调做学问要把现实生活和书本知识结合起来，相互印证，才能有真体会、真心得。对现实的观察有多少深度，对历史的理解就会有多少深度。反之，则做不出真正有格局的历史研究。家范老师这些讨论实际上也是他自己做学问时始终坚持的方向和原则。比如，他做明清江南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就不满足于文字资料的搜集爬梳，而是坚持去做实地的田野考察，并把江南历史和长三角现实的发展结合起来思考。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他带着学生在江南各地做田野考察，走访了许多江南市镇。以当时的经济条件和交通条件，而老师又有腿疾，可以想象有多辛苦，但他乐在其中，并且收获满满。
家范老师不仅做学问有现实的关切，有宏阔的格局，有独到的见识，他的文章也写得文采飞扬又极具个性，极有辨识度。他写文章从来是直抒胸臆，直陈己见，没有官样文章，没有陈词滥调，也从不故作高深，明白晓畅，挥洒自如，读来是一种享受，一种陶冶。老师的文字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他常常把典雅的文言和流行的俗语俚语熔于一炉，写出来的文字活泼生动，使人过目不忘。比如，在给他的大弟子念祺兄的大作写的序中，讨论到明清州县官的困境时他说：“我近来忽然对州县官吏动起恻隐之心。这七品官不好当，尤其是经济发达、税役繁剧之区，三头六臂也满足不了上面各级各类需求，项项都向下索取，程序烦琐，编制卡死，不搞点编外人员，不堪应付，难啊！然而编外的人不可能喝白开水过日子，上面不给费，不设法搞‘创收’，行吗？”再比如，他为弟子胡铁球的明清歇家研究专著歇写序，对铁球的钻研精神赞赏有加，借用“团结就是力量”里的一段歌词，写道：“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歇家斯蒂开火。”幽默诙谐，把铁球学术上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刻画得入木三分，让人忍俊不禁。
常言道文如其人。家范老师的文章无拘无束，洋洋洒洒，如天马行空。读其文，就能想象其人，就能看见他独立不羁的灵魂和自由洒脱的个性。以我对家范老师的观察，我相信他的内心是非常高傲的，但是他把这份高傲很好地隐藏在时时的自谦之下。老师来自江南小镇，他自称是“乡下人”，并以此作为他的微信号。他常说小镇上的人比较务实，往往缺少雄心壮志。还说他报考大学时，放弃心中向往的山东大学，转而报考华东师范大学，也是出于务实的考虑（师范大学上学免费，吃饭不要钱，毕业可以当中学老师。而老师少年时的理想就是当一个中学教师）。如今小镇青年成了备受关注的一个群体，大都会的人们在使用这个标签时，常常是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的。虽然小镇青年的眼界或许没有大都会人那么开阔，但是小镇青年常常比大都会的人生活得更接地气，对社会底层、百姓日常有更多的感同身受。在这种成长环境里养成的是非善恶观和获得的生活智慧，往往使他们在面对大都会主流话语和官样文宣冲击时更有定力，更具免疫力，帮助他们抵抗大都会文化霸权的宰制和污染。
很多年以前读沈从文的小说和自传，受到强烈震撼。和家范老师一样，沈从文也是一个小镇青年，他的文字清新纯净，找不到一丝一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污染。这使我想到，被现代大都会的文化霸权放逐到边缘的小镇，可能保留着一片未受污染的文化净土，这是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难以彻底征服和宰制，却足以反过来与其分庭抗礼的文化边疆。而从小镇里走出来的青年也因此能更从容地在心中保留一份精神的独立和高傲。家范老师在自传中写道，他在大学学习时，曾对声称要“一年超过陈寅恪，三年赶上郭沫若”的同学略做嘲讽挖苦，并因此受到批评，也因此而夹紧尾巴，认真读书，却又被批“白专”。在那个时代要用常识来对抗谵妄媚俗，以洁身自好来对抗随波逐流，心中没有定力，没有独立思考，没有一点不畏权势的高傲，是不可能做到的。我想，如果我们的读书人，我们的学者，都能像家范老师那样在自己的心中保留一份精神的独立和高傲，来抵御俗世金钱和权势的种种诱惑，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变得更好。
与家范老师这种心灵高傲并行不悖的是他身上深入骨髓的平民意识和情怀。老师常常挂在嘴边的是他的人缘不错，人生中常得“贵人”相助。他在的自传中说：“有人给我看过面相，说是额头上天地人三线，人线显明，天地之缘隐而不出，唯有人缘尚能得救。”老师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在感恩在他人生中所有帮助过他的人。当然我们知道，老师的人缘之所以特别好，显然不是因为面相（若要说面相的话，那也是相由心生），而是一种福报，是老师时时处处真诚待人的一种福报。老师待人，没有城府，不藏丘壑，从来没有任何架子，对任何人都同样地尊重。他与任何人，无论识与不识，只要聊上三句话，就会像老朋友一样，谈笑风生。无论是同行同事，晚辈学生，还是达官贵人，乃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在他眼中都一样，没有高低贵贱，而他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则抱有更多更深的同情。退休以后他常常坐着他的“宝马（电动轮椅）”在校园内外溜达，并在微信朋友圈中上晒他拍的照片。有一阵因整顿市容校园外很多小餐馆、小商店、路边摊被迫关闭，店主和摊贩被迫迁离，其中不少人因他常常光顾已经成了他的朋友。他在微信上晒了很多相关的照片，并议论说，整顿市容不应该粗暴地剥夺这些社会底层人群的生计，市政管理者不应该把市容整洁和人民生计对立起来，而应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特别是不应该以升斗小民的生计为代价来装点城市的门面。
本文作者与王家范先生合影
对人的尊重，对百姓日用的关切，构成了老师的家国情怀。老师有一本论文集，书名是《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这个书名贴切地表达了老师深深的家国情怀。中国历史两千年来治乱兴亡、循环相继，但兴亡阅遍古今同：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近代的百年更是板荡沧桑，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老师的一生有一半是生活在颠沛和动荡的年代，一直到40岁以后才能静下心来教书做研究。这样的人生经历使他特别关注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希望我们的国家民族能够最终摆脱千年循环，实现长治久安，并能自立于现代世界之林。正因为如此，家事国事天下事一直萦绕老师心头。近几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师殷切期盼这些变化最终能走向一个良好的结局。虽然家范老师对生死早就看淡，但他多次说希望活得长一点，就是想亲眼看到这个结局。现在老师走了，他是带着遗憾走的：经历了百年颠沛的家国能否走出千年往复？老师安息吧！我们会看到这个结局，我们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向您报告好消息。
刘昶 2020年7月于太平洋东岸天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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