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虞云国：追念王家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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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04 10:14澎湃新闻官方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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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次见到王家范先生，是在1978年秋天。这年春季，我入读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程应镠先生主持系务，尤重七七届的培养，广邀漆侠、吴泽、赵俪生、孙祚民、王养冲、谢天佑等名家来开讲座。受邀传法者中，家范先生最年轻，这年仅四十岁，职称刚升讲师。
有意思的是，在我保存的当年笔记上，讲题下先标明“师大黄老师”，而后划去“老师”补上“家范”两字。显然，我误听了介绍他的姓（沪音“黄”“王”不分），连其大名也是听讲时同学告知才补上的。他的讲题是《注意对立面的研究——关于农民战争史研究方法杂感》。农民战争史曾是“五朵金花”之一，“拨乱反正”不久仍是史学热点。日前重读记录稿，仍能感受到家范先生独有的语言风格，自信记录不至于过度失真，故转述要旨如下。
讲演一开始，家范先生对农战史研究方法来了个总批判：研究农民战争，不但要研究农民，也要研究对立面的地主阶级。最显见的道理最容易忽视。所谓农民战争史，就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经过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积累而表现为激烈的外部对抗，通过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的历史。恩格斯说，历史的走向是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历史是复杂多变，浑沌迷离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寻出其中规律，但有人却只会背规律。
他接着指出：农民战争史研究有概念化、片面化倾向，肤浅，雷同。针对“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的流行口号，他先是承认，原先对历史有一种歪曲；但随即发问：十年来或者解放以来，有没有另一种歪曲。他随即强调：必须推进社会经济史研究，土地赋税关系及其阶段的研究，农民阶级内部各阶层的研究，还有一个，即农民阶级对立面——地主阶级的研究，这样农民战争史研究才能深入。
其后，他在讲演中依次讨论了农民战争的爆发原因，战争方式与过程，纲领口号与皇权主义，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记录稿中也颇有发人深省的闪光点。例如，说到农民战争爆发原因时，他质疑说：一般讲，当然是地主阶级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但具体到每一次起义，是否都是这两个原因，或两个原因半斤八两。非也！陈胜吴广起义就没有经济基础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全国征发劳役人数达到全部青壮劳动力的百分之六十，连简单的再生产也不能维持，暴政是起义的唯一原因。在论及皇权主义时，他直捣源头：皇权主义是俄国舶来品，原来的含义是农民起义反对坏贵族，拥护好皇帝，好皇帝是对坏贵族而言的；所以中国农民战争没有皇权主义。中国史学界发展舶来品，只是近似的，即拥护好皇帝，反对坏皇帝；但也不应该叫皇权主义，可以叫中国的本名：封建正统主义。在评价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时，他直率指出：农战史研究中最差的就是这个，是否每次农民起义，包括小规模、短暂的农民起义也起历史动力的作用？他在论及地主阶级作用时诘问：地主阶级能否对自己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进行调节？承认这种调节作用是否就是阶级调和论？地主阶级并非木乃依，有的政治家、思想家会改革改良于前，或施行补救措施于后；但就像小石子投进死水，只起微波而已，因此这些改革改良往往失败，想要调节而不可能调节。
据他在《忆天佑》里说，1978年11月下旬，谢天佑发起“中国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家范先生也参加了史学界首次全国性的同人学术集会，还是随后成立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的创会成员之一。这次讲座就在那次会前不久，不知是否他在后来集会上“论战”的先期预讲。他那天讲演富有感染力，颇具论战性，互动感也极强，时或在讲台前走动。现在看来，家范先生当时已由批判、质疑与反思农民战争研究的路径与模式转向与此相关但更宏阔的研究领域，这就是他后来在《中国历史通论》里呈献的对农业、农民与乡村社会构成的中国农耕文明的新审视，对农业经济中内环境与外环境的深度考察，以及建基其上的传统中国的政治构造与政治运作，进而对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性作了历史的思考。
2012年《中国历史通论》增订本出版座谈会上与王家范先生合影
与家范先生走近以后，聊过七七届历史系录取的轶事：原华东师大与上海师院等沪上五所高校在“文革”中合并为上海师范大学，录取之际内部明确上海师院恢复原建制，原报考上海师范大学的考生就以考分高低排序，交替发牌，单号分到华东师大，双号发给上海师院。我开玩笑说：倘若我考高一分或考低一分，就能做您的学生了；尽管没这缘分，但作学生时听过您的讲演。
听讲只是远距离的仰望。其后，我虽厕身海上史学界，但性不善交往，与家范先生在学术活动中虽有照面，却未深谈过。但程念祺世兄是其开山弟子，从他那里常听到乃师近况，错觉与家范先生距离不远。开始有交流，记得在1997年岁末华东师大主办的吕思勉逝世4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家范先生在主题发言中坦承：“说起来实在不敬，因种种的缘故，我真正对先生有点认识，还是近几年的事。”接着说了那段流传颇广的话：
古哲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至今思来真是愧悔交加。“大雁已经飞过，天空不留痕迹”，对个人固然是一种难得的生命超越；对后人，特别是像我这样，作为华东师大他的专业后辈，却是不可宽恕的过失。
他的发言稿，应即次年《东方文化》刊出的《吕思勉：尽心平心治史的楷模》。其时，我也关注吕思勉史学而研读吕氏著作，听了他自曝其短的发言，感动于他发自肺腑的诚挚与真率。那次参会的沪上学者很多，我据尚未完稿的《论吕思勉的新史学》也即席发言。会议间歇时，家范先生对我的发言有所肯定，还关照我定稿后交给《历史教学问题》。
三
大约1999年年初，与家范先生在会上相遇，聊天时他问起：你的宋代台谏制度系列论文完全是专著的料，怎么不争取出版？我即刻明白，他是我职称材料的外审专家。我两次申报，外审尽管通过，却疏于院内人脉而一再铩羽。我据实禀告，找不到任何出版关系。他建议不妨申报市里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资助”。我不无惶惑道，这是中国古代史专著，也算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他有点笑我迂执：你强调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的，不就是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吗！记不清家范先生是否当场俯允愿做推荐人，但今存申请表的复印件里，他就是第一推荐者。我的《宋代台谏制度研究》通过评审，他的鼎荐至为关键。
按规定，专著资助出版须冠以推荐专家的序言。家范先生再施援手，惠赐长序。令我感铭的是，由于这篇序言，我成为虽非其弟子而首蒙其赐序的幸运者。在序言里，家范先生以他对中西政治史与制度史的卓见弘识，酣畅淋漓地纵论中国君主集权体制下权力制约与人治法治等大问题，慧眼独到的把脉，入木三分的针砭，精彩纷呈，随处可见。他的序言对小书不吝揄扬，开篇还说了一段颇有感情的话：
云国说他是在而立之年才进入大学历史系学习。我虽谬托年长，似“闻道”在前，其实也只是到不惑之年方始有些开窍。既同属“被历史耽误十载年华”的一代，不分伯仲，相遇即成相知，自属情理之中。
学界有个说法，对年长十岁者，不论有无师承，都应执晚辈礼。家范先生长我整整十岁，我也确以师长事之的。他却“不分伯仲”，还许以“相遇即成相知”，这让我感愧无地。正如我的初版后记所说，他的大序“使拙著大为生色”。上世纪末我一度跌入低谷，家范先生一再伸手援引，逆境中屡获暖心的扶持，确令我没齿难忘。
当年评审办公室转来一条专家意见，建议就分权制衡的演进历史，对中西方的是非得失作比较研究。经过阅读补课与深入思考，我补上了这一环节。但不知何故，责任编辑坚持删去这一部分才准许出版，我再三强调这一增补出自评审意见仍无济于事，为确保出版，只得奉命殳除。这就让家范先生序里关于西方权力制衡的深刻议论失去了呼应（直到2009年该书再版才得以补上）。我在再版自序里说：“迄今为止，我仍不知道究竟是哪位评审专家提出这一建议的，但却由衷认为：这才是具有真见卓识的专家之言。”近日，我找出当年申报表的复印件，发现家范先生的推荐结语就说到，该书揭示“政治操作方面的许多历史经验教训，对于不同的政治体制仍有借鉴和启发意义，就像希腊、罗马之于现代西方政治那样”。家范先生从未对我说过参与了那次项目评审，我也至今才恍然直觉，在问题切入点上修改建议与推荐结语不谋而合，那位专家应该就是参与评审的家范先生。遗憾的是，已不能当面向他证实了。
2019年8月探望王家范先生
四
家范先生的《中国历史通论》初版不久，蒙他赐赠，认真研习一过，令我钦敬之至。钦服的是，这部“六经注我”式的《通论》体大思精而会通独裁，是迄今为止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做出的最中肯綮的总体解释；敬佩的是，他的人文关怀与史家风骨贯穿了其中，而最终落在传统中国现代转型之艰难性的历史思考上，凸显了其通论的当代性。
2001年4月，上海史学会与上海社联联合召开《中国历史通论》研讨会，我也受邀与会，谈了读后感，蒙家范先生不弃，嘱我写成书评，即后来刊发的《探寻历史的通解》（载《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那次会前，我将《通论》再翻读一过，全书分两编（三联版增补了续编），前編包含纵通与横通八个专题，后编回顾反思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历程，感到颇似《庄子》有内外编。家范先生自述，大学“中国通史”课“是所有历史系课程中最难讲的一门课”；他在讲台上“一遍又一遍地滚动，所历甜酸苦辣诸味，记忆犹新”；尽管震动于张荫麟所说的“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极大的冒险”，他却毅然决然独辟蹊径，攀越了前贤开拓的山峰，以其鸿篇巨制终令“一个新的峰峦展现眼前”（借用其评张荫麟语）。这种魄力、胸襟、体悟与识见，当代史家中罕见其匹。结合这些体认，我写了四句俚言，私下抄呈家范先生：
谁解甜酸苦辣咸，独寻险径著鸿编。
史难言说终须说，都在庄周内外篇。
五
自业师程应镠先生去世以后，家范先生是我交往最多的史学前辈。在待人接物上，他首重大节与原则，在此前提下，为人十分坦诚而平易，完全成为你平等的对话者与倾听者，从不以其年辈与学望而令人却步。不仅是我，他的亲炙弟子与受教学生应该都有这种感觉。在家范先生周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师生学友圈，这与他的学术威望与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一旦有住宿的学术活动，晚饭以后，与会者必在他的率领下去喝咖啡闲聊，然后聚在他的房间里神侃。或评点中外时政，或臧否学界新闻，或月旦史林名人，或追忆前朝逸史，与谈者三观既
违和，也都放言无忌。家范先生年资长，阅历多，见识高，大家都爱听他的高论。那时，他还抽烟，每次离开他的房间时，烟灰缸里总堆起耸如小山的烟蒂。
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2017年4月昆山举办的“顾炎武思想学术研讨会暨《旷世大儒顾炎武》首发式”。昆山是家范先生中学求学之地，他非常重视这次再回桑梓纪念乡贤顾炎武的活动，也因为顾亭林是他尤为推崇的思想家与大学者。到达那天晚餐后，他开着“御用宝马”，兴致勃勃带着上海参会者去踏寻昆山的市街与娄江。夜色下他试图辨认曾经谙熟的风貌，但城郭变迁，华灯闪烁，我察觉他略有点惆怅。次日大会，家范先生作开场发言，内容即《明清江南史丛稿》中的《社会风气与天下兴亡》。第三天上午，会议组织参观巴城老街，这座水乡小镇未经过度开发；小桥流水，民居坊肆，看来都保存较好。家范先生也兴味盎然，驾着“宝马”在小巷街市间兜兜转转，有时还走下来，以他对江南史的深度研究为随行者评讲水乡小镇的风土人情与沧桑变迁。在他看来，盛名在外的周庄、乌镇开发过度；巴城虽然不错，但比起他出生的陈墓（今锦溪）来，却还差点。他对这次未能成行锦溪不无遗憾，许愿再组织一次锦溪行，说话之间，流露出深挚的恋乡之情。
六
2018年5月23日，家范先生主持了周武兄的两位博士生答辩，答辩结束，他在新出的《明清江南史丛稿》与再版的《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上逐一签名分赠在场的刘昶、张剑诸兄与我，还特地嘱我捎给严耀中兄。但当月底，他就住进了华山医院。
住院期间，家范先生一如既往，喜欢与前来探视的弟子晚辈交流。去年元宵次日，念祺兄约刘昶兄与我去看望他，听他忆述旧友孙达人农战史研究的轶事，以及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华东师大历史系的人际杯葛，他是从大历史如何波及小支流的视角切入的，讲了将近两小时。我们建议他抓紧把这些有价值的内容都写进回忆录。实际上，他已在着手，收入《明清江南史丛稿》附录的《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存稿》即是，该文写毕癸巳年（2013年），但文末说，“写到这里，不能不画上休止符，容以后有机会再慢慢写来”。对自传与回忆录，家范先生定下的标准即其《传略存稿》所说，“写下的虽然是个人的见闻与琐事，但读者或许还能从中看到一些包含在大历史之中的淡淡侧影”。因此之故，谈及某些名人借口述历史而高自标榜，他曾嗤之以鼻；对那种曲笔讳避非常时期亲历见闻的名人自传也不以为然。他表示，自己的回忆录生前不宜发表，可以留到将来见光。
去年8月26日，我约黄晓峰兄去看家范先生，呈上了新出的《南渡君臣》，不久念祺兄也来了。辞出途中，我们迫切感到，他住院后一时不可能亲撰自传，应该先口述录音把他的回忆保存下来。但家范先生恢复得不错，也再三主张回忆录应该自己写，如何启口说动他，令人踌躇而颇费斟酌。10月25日，与晓峰兄再去探视，我带去一本作者他也稔熟的回忆录让他参阅，委婉建言他不妨先拟出回忆提纲；晓峰兄则表态，为确保私密性，录音可由他单独操持。家范先生既不明确反对，也不表态同意。12月7日，晓峰兄再约家范先生与其弟子念祺兄与周武兄，我与沈洁也到场，一起到医院附近的餐馆餐叙。大家再提口述录音事，晓峰兄还约定每周或两周选一天午休以后，他负责前来录音，家范先生始露认可之意。餐后，在他的提议下，一起到丁香花园对面的咖啡馆聚谈。那天已是初冬，家范先生穿着羽绒服，与我们坐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上，谈兴颇浓而未见倦意，聊到下午三点，考虑到让他午休，才送他回病房。
与王家范先生最后的聚餐今年春节前，与晓峰、念祺兄说好仍像往年那样在元宵过后去拜晚年。但接着就疫情突发，禁足难行，总觉得家范先生身体应无大碍，疫情过后仍能聚在一起谈笑风生，论古议今。直到晓峰兄告知他病势危重，当晚与周武兄约好第二天就去医院以期再见一面。孰料次日凌晨他竟然大去，离上次相见整整七个月。追悼会上，获知他的口述录音也终于没能如约进行。也许，历史与人生总会留下遗憾。对家范先生来说，没能完成口述回忆录诚是一大憾事，但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度诠释已臻于圆而神的史学境界。两年前，家范先生曾这样评介学术挚友谢天佑先生：
天佑的学术追求已经留于汗青，“讲真话，不讲假话”的求是精神长存，同时也再次证明学问家唯有透过社会前进的曲折历程，才能不断改善自己的认知，拷问世界也拷问自己。书是永远写不完的。如果天佑在世，我想，他也会这样看的。（《忆天佑》）
家范先生，这不就是您的夫子自道与学术遗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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