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1.09 【来源】新普陀报
郑逸梅先生（1895-1992）长期生活、工作在普陀区。自1913年起就在报刊发表文字，至耄耋之年仍然挥笔不辍，成就一段文坛佳话。其笔下著述，多以清末民国文苑轶闻为内容，广摭博采，蔚为大观，成为了解近现代文艺界情形的宝贵资料。郑先生早年作品多用文言，简练含蓄，饶有风致；晚年炉火纯青之作，则用白话间以文言，笔墨卷舒之中，人情练达之处，皆能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这些作品以别具一格的小品文体和雅俗共赏的风格，赢得了各界读者的好评。
郑逸梅先生原名鞠愿宗，学名际云，号逸梅。生于上海江湾，祖籍安徽歙县。父早殁，依苏州外祖父为生，改姓郑。5岁入私塾，10岁入上海敦仁学堂，14岁入苏州长元和公立第四高等小学堂。17岁进江苏省立第二中学，开始为报刊写文史小品。21岁进江南高等学堂，31岁推出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梅瓣》。32岁到上海，入上海影戏公司，编撰字稿及说明书，并参加南社。
1913年，编辑《华光半月刊》、《金刚钻报》。1934年，辞《金刚钻报》编辑职务，任中孚书局编辑。1938年，任上海国华中学副校长。同时在上海音乐专修馆、爱群女中兼课。国华中学停办后，在大夏大学附中、大同大学附中任教。1942～1943年，在徐汇中学、志心学院、江南联合中学任教。1944～1946年，在模范中学（晋元中学）、诚明文学院任教。课余笔耕不辍，以“报刊补白大王”闻名。
新中国成立后，在晋元中学任教，直至任副校长。1966年退休。“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7年平反，恢复名誉并加入农工民主党。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1981年起，每年从事写作、编撰50万字左右。1992年7月11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郑老一生，著作等身，有近50种：《人物品藻录》、《淞云闻话》、《逸梅小品》、《孤芳集》、《近代野乘》、《逸梅谈丛》、《南社丛谈》、《郑逸梅文摘》、《艺坛百影》、《影坛旧闻》、《三十年来之上海》、《清娱漫笔》、《艺林散叶》、《艺林散叶续编》、《书报话旧》、《文苑花絮》《清末民初文坛轶事》、《近代名人丛话》、《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除此之外，郑老在20年代常为《小说丛报》、《小说月报》、《小说新报》、《民权报》、《申报》、《新闻报》、《时报》、《今报》、《新夜报》、《明镜报》等报刊撰写众多文史掌故、名家轶事，兼写山水胜迹、书画欣赏，其文庄谐兼至，笔墨精练，涉猎极广，又常用于填补报刊空白，深受读者喜爱。
郑老毕生专注于文史掌故的著述，他对此有强烈的责任感，多次表示：“我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将近一个世纪，所闻所见，历历如在眼前，有许多东西，青年人还不知道，我应当把它写出来，这是我的责任所在，否则我这辈老人过去了，这许多史实、掌故，跟着我而过去，岂不可惜！”海内外均誉之为“文史掌故作家”。能受此美称而当之无愧者，大陆难找第二人。不管是为师立传，为友纪事，还是为文史补阙，为冤屈者鸣不平，旁及书画典籍、简札柬帖、玩赏集藏、名胜故迹、园林花木、风俗习尚等等，在郑老笔下无不妙趣横生，文采斐然。特别是清末民初文坛艺苑的风云人物、秘闻轶事，郑老或亲身经历，或与之熟稔，或掌握独家资料，写来历历如数家珍。晚年所著《南社丛谈》、《书报话旧》、《清末民初文坛轶事》、《民国笔记概观》、《郑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等书，更是呕心沥血的集大成之作，为近现代社会、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颇受海内外学人所重视。
郑老在二十年代常为各类报刊补白，当时上海报刊杂志空白地位几乎全由郑老“一手包办”了。为此，著名老报人、“笑匠”徐卓呆同郑逸梅开玩笑，戏称他为“补白大王”；著名评弹家兼小说家姚民哀与徐卓呆搭挡，在报上常常提到“补白大王”，后来越传越广，甚至流传“无白
郑补”之说。著名金石家高式熊，专为郑老刻了一方“补白大王”印章相送；此后，人们索性送他一个“补白大王”的雅号。此外，著名书法家杨云盦为他刻了一方印章“风流郑补白”；著名篆刻家邓散木还特地为他刻了一方“旧闻记者”的朱文小印见赠。著名文人康觚子为此曾戏以赠诗一首：“舍弟能为小品文，惯搜旧史作新闻。若论补白称尊号，无冕帝王当属君。”著名作家楼适夷在《文学报》上发表《补白太少》一文，文中指出：“郑逸梅专写补白的短文，人称他是‘补白大王’。今虽年老，现仍健在，我们老读者是很怀念他的。”郑老读后谦逊地说：“承蒙读者溢誉，实愧不克当。”
郑逸梅关于“补白”创作经验有过这样的阐述。他对研究者说，“补白”，有人认为是“雕虫小技”，其实，真正要“补”出水平，“白”出哲理，并非易事。从他一生从事“补白”的写作生涯中，深深感到“补白”的关键是材料“三积累”。第一，要“博览群书”，开阔视野，“读书破万卷”，写起“补白”来，才能“下笔如有神”。第二，要“手勤笔快”。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随手记录一得一识，既“可以避免事过境迁，记录不 详”，又“便于日后稽考，随时为‘补白’所用。”第三，是广泛交结朋友，搜集名人轶闻趣事，这些德高望重的耆宿，知识渊博广洽，一肚皮文史掌故，尊酒笑谈之间，充实见闻，顿如聚敛者铢锱捃拾。因为郑老的“补白”，具有严肃的史料性、线索性和浓郁的知识性、欣赏性、趣味性，这种独特珍贵的价值，决非一般茶余饭后、闲情逸致的小品所能比拟的。为此，郑老被人们尊为“著名的文史掌故作家”，实在是受之无愧。
郑逸梅读书遵法：他认为大凡读书主要有两种方法，即“里打进”式和“外打进”式。他自己则属于后一种。他说：“前人看重基本功，所以家长和老师相互督促弟子们阅读经典著作，诵千古名篇，务使含英咀华。在这时期，不容许阅读所谓‘闲书’，以免分散注意力，直至文理通达，纔能涉猎稗史小说，有所遣兴。这种读书属于‘里打进’。”而“外打进”式读书法，则“由浅入深，循序渐近，先从饶有趣味性的稗史小说和时代气息很浓厚的散文开始，然后读清文及晚明小品，更上溯元曲、宋词、唐诗、汉文章，及《左传》、《离骚》、《诗经》、《尚书》也得钻研一番。”邓逸梅在将两者进行了比较之后评论道：“培根之深，植基之固，是前者胜于后者；至于领会之易，进步之速，是后者胜于前者。各有利弊，难下结论。”郑逸梅在谈及自己的读书方法时说：自己初在私塾，读训蒙书及《大学》、《中庸》一类，不感兴趣。后来乘凉时听到《三国演义》被吸引住，乃由听讲转而自己翻阅，渐由一知半解到悉其大端，“当时认为读书是件苦事，一转变觉得其味无穷”。终渐成大家，运櫂如是，成为一代知名作家。
郑逸梅在主持《永安月刊》的副刊《繁星》后，转变了《永安月刊》早期以图画为主、文字为辅的风格，使得《永安月刊》转而成为一本偏重掌故的文化性刊物。尽管《永安月刊》跨越了上海的敌伪时期，但它不向敌伪低头，显示出一定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操，能做到这一点，确实值得称赞。南社诗人高吹万曾经给他写了一副对联：“人澹如菊；品逸于梅。”菊字与他的姓鞠谐音，下联则嵌入他的笔名。用这一对联来概括郑老的一生，的确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郑老曾经说过：“在我一生中，最值得我记述的，一是写作，二是教书。”诚哉斯言，郑老足以引以为豪。只是郑老虽执教鞭半个世纪，作为教育家，蔚然称盛，然而与他的写作相比，郑老的写作成就就更为辉煌了。
《自传》摘选——
我的祖父，自幼失荫，没有机会读书，靠自己学习，能阅看通俗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这时我大约四五岁，祖父吸着紫玉秋旱烟，边吸边讲三国故事，听得我出了神。从此，每天缠着祖父续讲。但有时祖父没有闲空，使我大大失望，转而想到，如能自己阅看，何等方便。于是要求祖父教我识方块字，当时还没有看图识字等书，由祖父缮写在纸片上，起初每天识四个字，后来增至八字，再逐渐加为三十二字、五十字。祖父深喜我敏颖，经常买了糖果奖励我。
后来进入私塾，老师顾慰若，苏州人，是位儒医，逢到出诊，同学们总是打闹，我却读我的书，从不参加，老师很赞许我。老师目力不济，有时翻阅《康熙字典》，字典是石印的，字迹细如蚊足，看不清楚，往往指着叫我读给他听。次数多了，我渐渐懂得了按部首翻查某字。其他同学对此都茫无所知，当时我是全班中较突出的。
我常随祖父外出，经过棋盘街的扫叶山房，看到沿窗列着许多石印书本，《苏黄尺牍》、《吴梅村词》、《放雨秋灯录》等，我定要祖父购买，祖父认为我不爱玩具而爱书籍，这是好现象，就给买了来。我认为这是古人的好文章，现在我不懂，日后我是会懂的。后来又买了《昭明文选》，有一次临帖，帖子是《醉翁亭记》，我觉得这篇文章好极了，但不知出于何处，问了老师，才知这是宋代古文学家欧阳修的名作，收在《古文观止》里，我又要祖父买《古文观止》一部。我对于这许多作家敬慕极了。把他们的名字一一记在自订的小簿子上，何字何号，何处人等等。但老师告诉我，这样记录，太不全面，有一种专书，名《尚友录》，可能随进翻检的（这时《中国人名大辞典》尚未出版）。这当然又要祖父买《尚友录》了，奈《尚友录》是按诗韵翻检的，我不懂诗韵，无法翻阅，于是我从事摸索，翻的次数多了，居然有些把握，经一再揣摩，竟初步了解了平上去入一东二冬三江四支等韵目，此后翻检什么，用部首和诗韵，都有门路，十分便当了。
……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内报刊上，作品时时载于《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以及各类杂志上。“文化大革命”开始，备受凌辱，诬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打入牛棚，被抄家二次，毕生收藏悉数被劫，之后亦未归回，至今犹痛，写作当然不能进行，搁笔十余年。四凶垮台，我重新执笔，各地出版社纷纷前来约稿，除了应付国内以外，还为港澳各报刊继续写作，不得不马不停蹄，日尽数千言以应付。日本东京二玄堂影印了《吴昌硕与沈石友信片册》，凡数十片，邀我写了《吴昌硕与沈石友的友谊》长文，再译成日文，列入《信片册》中，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些小小的贡献。另外，我的《艺林散叶》著作，也将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人民出版社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因我是目前国内仅存的极少数南社社员之一，约我编撰《南社丛谈》，共五十四万余言，项目凡十四，附录项目凡九，传记一百七十多篇。之后，河南郑州中州书画社为我出版了《郑逸梅文稿》，全为古文体，又刊印了《艺坛百影》，写了近代艺坛上一百另二人，此书甚为畅销，三个月后，即行重版。香港的上海书店，刊行了我的《清娱漫笔》。1983年，出版了《书报话旧》、《文苑花絮》。之后各年，分别出版了《三十年来之上海》、《梅庵谈荟》、《上海旧话》、《逸梅杂札》、《清末民初文坛轶事》、《艺林散叶续编》、《逸梅闲话二种》、《掌故小札》、《花果小品》、《郑逸梅小品》、《逸梅随笔》、《人物和集藏》、《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艺林拾趣》等。
1982年，上海电视台来我家拍摄生活记 录 片，于《文化生活》节目中播放，片长十八分钟。之后，中央电视台再向全国联播。同年，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第129期，出《郑逸梅研究专辑》。翌年，中国唱片出版社根据上级指示，收集当代文化界名人声音档案，以灌制密纹唱片作永久性资料保存，委上海分社办理，计刘海粟、曹禺、贺绿汀、俞振飞、万籁鸣、巴金、我共七人。我主述生平写作，历六十分钟，正好一张唱片，唱片名为“涉笔生花七十春”。我的写作生涯已近八十个寒暑，有五十多种单行本著作，以及七十余年来在各报刊上发表的散稿，约千万言以上。台湾近年也多次翻印重版我的早年作品，海外朋友不时寄来，我方得知。1981年以后迄今，共出版了二十三种单行本著作，四百余万言，至于载于国内外诸报及刊物上的，则无法计数了。海外报刊载文尊我为“电脑”者，谓：九十有七高龄，仍能耕耘笔坛，保持健全思维，旺盛创作，为世界各国作家中所罕见也！
（本文选自《传奇，苏州河十八湾》，有增删。该书由政协上海市普陀区委员会主编，由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普陀区业余大学组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