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立仁 【日期】2014.03.29【来源】美术报
郑逸梅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文史掌故专家。他早在辛亥革命之初，即以文章闻名于海内。他的一生，与书画、篆刻家交往甚密。他对篆刻界的名人轶事了如指掌，对篆刻创作有着独到的欣赏角度和很强的艺术鉴赏力。《郑逸梅选集》1、2、3卷中有200余条印学史料，记载了清末民初篆刻家们的趣闻、艺术品格以及篆刻技法和印学审美情趣等等。这些印学史料，有别于以往印学史料就事论事的文字记载，而是把活生生的印人生活、社会活动纳入其中。现今的印学研究，缺少的就是对印人的人性及品格的研究。这也正是本文研究探索的一个努力方向。然而，由于《艺林散叶》、《艺林散叶续编》纯系钩稽艺林掌故，语言简约，十分零散,本文据此研究其印学史料价值，也就有了某种局限，此乃无法之法。
一、印人轶事
印人地位往往不如书画家地位高，书画家名气大，而书画家所用的刻印之人却不显，这是不正常的。《郑逸梅选集》记载了不少印人奇闻轶事，弥足珍贵。先看看该书记载的张大千和陈巨来的友谊。
大千早年所用印，大都自刻。中年印便是巨来镌刻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大千重来上海，举行画展。大千有一习惯，每隔5年，必将所用印章全部换掉，不但一新面目也防着有人制造假画，鱼目混珠。这次携带画件较多，大多没有钤上印章，因请巨来在半个月内刻到60方，以应急用。巨来瘁力尽劳，竟于两个星期，刻竣报命。大千大为高兴，许巨来今后索画概不取酬。（《郑逸梅选集》第二卷P433）
记录张大千用印的文献不是很多。张大千每5年必将所用印章全部换掉，主要是防别人造假，谁料到陈巨来一次竟给他刻了60方。张大千说是“五百石印富翁”，其所藏用印可达2000余方，且多为名家所治。坊间所传的“大千早年所用印，大都自刻，中年印便是巨来镌刻了”，大致相同。张大千一生用印，主要用的是陈巨来的。两人的私交甚好，是别人不能与之相比的。《郑逸梅选集》又云：
1948年，巨来的父亲渭渔老人病重，每日需服羚羊角，这是很贵重的药剂，颇感力不能胜，大费踌躇。大千闻知，立绘一仕女，一山水见赠，都是单款，便于善价而沽。这山水为一手卷，用的是元人写经纸，水墨
设色，很为高古，以纸色灰暗，题为《岷江晚霭图》，渭渔老人爱不忍释，曾说：“其他画都可割让，这画留以自赏了。”（《郑逸梅选集》第二卷P433）
在张大千心里，印人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为了给陈巨来父亲治病，张大千特意画了两幅画，让卖个好价钱。同时，也印证了张大千与陈巨来的友情。
陈巨来还为很多名家治印，如郑逸梅所记：
“吴湖帆所用印一百数十方，其中颇多为巨来所刻。”（《郑逸梅选集》第二卷P68）
“谢稚柳所用印章六七十方，大多为陈巨来所刻。”（《郑逸梅选集》第三卷P36）
陈巨来是赵叔孺的得意弟子，“自谓生平作印达三万方，自视可存者，三百余方而已。”（《郑逸梅选集》第三卷P54）还有不少书画家得到了陈巨来的印章。
印人转益多师，赵古泥大概是最典型的一位了：
赵古泥幼年，为药铺学徒，喜刻印，苦无师承，适有吴昌硕高足李虞章，与药铺掌柜者相熟，见古泥刻印，大为欣赏，认为可造之材，因以己之心得传授之，且赠以《六书通》。某岁吴昌硕游虞山，李即介绍古泥从之学刻。昌硕劝古泥辞谢铺务，住居彼之契友沈石友家。沈收藏古印、古砚、法书、名画甚多，古泥摩挲观赏，艺乃大进。（《郑逸梅选集》第三卷P271）
徐悲鸿最有趣，他请齐白石刻了寓意深刻的一方印：
徐悲鸿钦佩齐白石篆刻，因请白石刻“见贤思齐”印，齐者齐白石也。（《郑逸梅选集》第三卷P378）
“见贤思齐”一词，见于《论语》“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句。徐悲鸿用典，把“齐”字具体化到一个人的身上。说明徐不单单时常想着齐，还要以齐为榜样看待，一语双关，饶有趣味。
二、印人品格
书家极重人品论，强调写字先做人，篆刻家也是如此。人品好，格调才高。
先说人品好的：
邓拓刻一闲章：书生之气不可无。（《郑逸梅选集》第三卷P313）
郑逸梅老先生所说的“书生之气不可无”之闲章，他后来更正是“记错了”。正确的印文应为“书生习气未能无”。“书生之气不可无”说得肯定、生硬，而“书生习气未能无”则委婉、含蓄。“邓拓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直到1957年春，邓拓猝遭厄运，才命运多舛。”邓拓，从骨子里是个文人，一旦遇到挫折时自然会坚持自己的那分纯真，而发出“书生习气未能无”的感慨与自嘲，这也是其刚正不阿之人品的凸现。
印人也有很“另类”的，如：
印家邓散木一度以粪翁署名，榜所居为厕间楼，朋好访之谓登坑，作书常钤：不可向迩、逐臭之夫、粪土之墙不可污之、遗臭万年等印章。（《郑逸梅选集》第三卷P20）
他（邓散木）住在上海山海关路懋益里，以别署粪翁，故榜其居为“厕间楼”，且自刻小印“遗臭万年”、“逐臭之夫”。开个人书法篆刻展览会，请帖印在上厕用的草纸上，行径的确有些怪诞。（《郑逸梅选集》第二卷P741）
这两则材料，都表现了邓散木的孤傲品格。
印人也有人品不大好的，汤临泽便是其中之一：
他（汤临泽）又潜心研究复制宋元书画、仿古陶瓷、铜器、碑帖、古纸、竹刻、砚台、印章等，先后共三十多年，所制和真的一模一样。……当时，镇江有一大户人家拍卖家产，临泽买进一大批犀牛角料，又购了一本印谱，他根据印谱，用犀角仿制了一大批明代官印，古朴浑厚，绝类真品，被一粤商看到了，大为赞赏，善价买去。粤商请吴昌硕、丁辅之，各写鉴定识语，还特制了银质印盒，非常精致，也请寄苇去观看。此后粤商远渡重洋，把这批印都带了出去。寄苇才把仿制的内情告诉了昌硕，昌硕拍案大骂说，“汤临泽这小子，竟骗到我老子头上来了。”过几天，寄苇陪同临泽拜访昌硕，昌硕非但面无愠色，且一见如故，此后临泽便成了缶庐的常客。（《郑逸梅选集》第二卷P101）
三、印学技法
篆刻毕竟是艺术，艺术就离不开技法，对此《郑逸梅选集》中也记载了不少关于印学技法的论述：
赵叔孺对陈巨来说：“刻字章法第一，事先必须篆得好，刀法尚属次要。如汉印中有太医承印四字，太字和医字笔画一多一少，宜排列妥善，视之均称顺眼，多者不觉其多，少者不觉其少，这便是章法。”（《郑逸梅选集》第二卷P739）
赵叔孺，是陈巨来、方介堪等人的老师，与当时篆刻界名声显赫的吴昌硕齐名。他在学生中，最器重陈巨来，陈巨来得其真传也最多。
篆法，写篆书和进行篆刻之法。宋·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上：“篆法自秦李斯，至宋吴兴道士张有而止，后世的有所据依。”清·姚衡《寒秀草堂笔记》卷三：“篆法刀法，精妙入神，恐近时人，未必能若是也。”
易大庵刻印刀，从不磨砺,谓愈钝愈佳。（《郑逸梅选集》第三卷P225）
易大庵这里也重视刀法，只不过他与吴昌硕都喜用钝刀，如同有的书家用秃笔写字一样，追求一种苍劲的效果。这种技法，他人也不必都来仿效。
他（马公愚）曾说，秦汉人作篆，如北京人操京语，幼儿习之，纯出自然。唐宋以后人作篆，则如闽粤人的硬学京语了。他（马公愚）对于金石篆刻，功力尤深，直入秦汉之室。（《郑逸梅选集》第二卷P92）
马公愚先生说的还是个篆法的问题，他用类比法说明秦汉人作篆是出于自然，直追秦汉是印人的终极目标。那为什么今人写不过古人，又刻不过古人呢？简而言之，是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环境变了。当代的中国人，都在使用电脑键盘，再过50年或更短的时间内，中国人中恐怕只有书法家们才会动笔写字！
四、印学审美
艺术讲审美创造，篆刻创作欣赏也离不开审美。对此郑逸梅也有论述：
钱瘦铁于书画篆刻，受三人影响颇深：于郑大鹤得其雅逸，于俞语霜得其苍茫，于吴昌硕得其古泽。（《郑逸梅选集》第三卷P163）
“钱瘦铁（1897—1967）名崖，一字叔崖，号瘦铁，别号数青峰馆主、天池龙泓斋主等，江苏无锡人。中国画会创始人之一。擅长中国画及书法、篆刻。山水画师法石涛，曾被誉为“江南三铁”（吴昌硕称“苔铁”、王冠山称“冰铁”）之一。”我以为，钱瘦铁的艺术成就主要是在篆刻艺术上。其篆刻取战国金石文字之神韵，熔铸入印，自创一格。
李叔同能治印，曾与陆丹林书谈及其印云：昨午雨霁，与同学数人，泛舟湖上，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首，不觉目酣神醉，山容水意，何异当年袁石公游湖风味，惜从者栖迟岭海，未能共挹圣湖清芬为怅耳。薄雾归寓，趁兴奏刀，连刻七印，古朴浑厚，自审尚有是处。（《郑逸梅选集》第三卷P62）
如上文字，记录了李叔同的生活与篆刻中的一个细节。李叔同在与朋友泛舟，领略了西湖的美好风光，心情好，自然创作状态也好。乘兴奏刀，借助外界因素，将山光水色、美好心情一一纳入篆刻之中，古朴浑厚那是自然的。王羲之酒后书写出《兰亭序》为千古之作，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也有从反面来谈印学审美的：
刻印者，有高甜心其人，所拓印谱，请邓散木题识，邓用《吊古战场文》“秦欤汉欤”4字题之，讥其不伦不类，非秦非汉也。（《郑逸梅选集》第三卷P134）
邓散木给高甜心的印谱题李华《吊古战场文》“秦欤汉欤”4字，讥讽其印“非秦非汉”，亦即不古雅。印人心仪的是秦古玺和汉印。
赵叔孺也有类似的观点：
他（赵叔孺）的弟子凡七十二人，以陈巨来为最早……并对巨来说：“你最好多学汉印，不必学我，学我即像我，终不能胜我了。”（《郑逸梅选集》第二卷P435）
唐人李邕曾说：“学我者死，似我者俗。”赵叔孺与李邕的看法是类似的，都是强调要学古人，与古为徒。如取法太近，就不利于艺术的健康发展。
《郑逸梅选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已经出到第六卷了。之所以称之为选集，是因为不是作者的全部著作。但它基本涵盖了作者的作品，特别是文史掌故部分。书中大部分事情发生在清末、民国时期，就今天而言，有一定的历史感。因此，我在通读中摘出了200余条印学方面的史料，以备研究。现在看来，它们尽管零散，却是不可多得的印学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