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6.06.19 【来源】东方早报
郑逸梅致高贞白手札
毕倚虹当年在《晶报》笔战《金刚钻报》时，嬉笑怒骂，妙语成珠，有人称之为“西门庆”。其诨名的由来，固因居址。然亦当是笔战纵横时，对毕那“文章恶少”形象的“恶谥”。
许礼平
小序
《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能出版在烽火劫余之后﹐这是善报，能让所有良心都有所安慰。
据知，郑老的书札收藏是受其祖父的诱掖，今日孙女有慧又能为之收拾丛残，算来，这当中绵亘着五代人的精诚。这是一个恪守家学的感人故事。
搜藏之道，讲究相传，为的是人生苦短，往往要父传子、子传孙、世守勿替，用几代人的知识积累成就一些事物。“家学”者，亦即是指一种知识的存在形态。
郑老原先藏名人手札逾万，说得上“群贤毕至”了。但当中该没自己署名的手札，试问，哪有藏家寄给自己作收藏呢？以此，笔者想一换视角，说一下世人怎样珍藏由郑老署名的书函，以下所举，是以郑逸梅致高伯雨的多件函件为例。
郑逸梅致高伯雨（贞白）函（其一）
本文是要说一封高伯雨在香港收到郑老的覆函。收信日为1960年5月8日（日期见于高氏在信后自注）。
贞白兄：
大示诵悉。《星光》《毕倚虹事略》乃倚虹亲写给我者，较为可靠也。据天笑翁见告，倚虹为杨云史之女婿，倚虹夫人乃杨之前妻李氏所出（九小姐）。李氏则合肥李伯行之女，生子女凡七人，后与毕离婚，嫁杭州开聚丰园菜馆之天津人李凤来，最小一女（许按：应为“子”之误）名庆杭，曾由天笑翁抚养，今已改名朔望，娶一印度小姐为妻，现为人民政府外交部高级职员。解放前即为共产党员。
邓钝铁，上海人，号粪翁，又号散木。常熟赵古泥弟子。善治印，工草书，又能画竹，且工诗文。现在北京，年龄六十有余。其书斋名厕间楼，又名三长两短斋。
胡石予，名蕴，字介生。昆山蓬阆镇人。南社诗人。着有半兰旧庐诗文集、半兰旧庐诗话、画梅赘语、缥缈史。又辑蓬溪诗存。能画梅。弟与余天遂、叶绍钧、顾颉刚、范烟桥、江小鹣、吴湖帆、江红蕉，均其弟子也。生于同治七年，卒于民国廿八年。避倭寇，客死安徽铜陵，年七十有二。
尊着笔记已排印否？何时可以出版？届时务希邮惠一册。渴望之至。匆覆。敬颂
撰福！
弟梅顿首。三日。
沈立之不 详。
大作发表于报刊上，如蒙剪寄一二，亦所欣盼。
这覆函，是高伯雨问及四十年前的旧事（1923），而郑老为之解疑，所以函首即答云﹕“《星光》《毕倚虹事略》乃倚虹亲写给我者。”这话很重要，能澄清四十年前一些文艺史实，信中涉及当时的人事颇多，细心寻绎，也是颇饶趣味。
《星光》杂志署名“逸梅”的《毕倚虹事略》
《星光》是怎样的杂志？《毕倚虹事略》又是怎样的一篇文章？且先读1962年出版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中介说《星光》的两段文字﹕“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苏州的小说作者，在留园茶话，赵眠云发起组织星社”(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继而出版一册《星光》杂志（1923年夏），专刊短篇小说。是不定期刊，“可是只出了一集(上下两册)，第二集没有继续出版。社址设在苏州胥门外枣市，由上海世界书局总经售，书本三十二开，横式，封面题签赵眠云，由胡亚光绘仕女。编辑者范烟桥、赵眠云，铜版图即有烟桥、眠云在编辑室中的合影。内容完全为短篇小说，且每篇附有作者照相和小传, 这是很别致的”（郑逸梅《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六十《星光》）。
再引就是在1923年《星光》杂志中有署名“逸梅”的《毕倚虹事略》全文﹕
毕君倚虹，苏之仪征人，髫龄侍父宦湘中，遂家西子湖上。年十一，即以诗文与海内外闻人相质证。光绪末叶至上海，同文沪报、消闲诗社，倚虹即列席其间，与时流投赠唱酬。十五走京师，官兵部郎中。倚虹耻为赀郎，日闭户读书，喜与京曹之落拓名士游。已而改官秋曹，决狱有声，为归安沈侍郎（家本）所许，侍郎固中国改编法律之泰斗也，爰为延誉公卿间，奏驻爪哇泗水领事馆。中国在爪哇初无领署，倚虹其第一任也。甫启行抵沪而武昌事起，遂罢南溟之行，因流滞海上。南北统一后，胜朝旧官，多弹冠相庆，书来征召，倚虹卒不北上，喜吴淞海天空阔，乃挟笔砚，读律中国公学，间以论文露布报纸，人多惊其警辟，鄂中黄侃，尤引重之。
民五以后，狄楚青、包天笑延之主《时报》笔政，兼主干《小说时报》、《妇女时报》，《时报》中之《小时报》，即倚虹所手创也。是时包天笑主任《小说画报》，倚虹乃托名春明逐客，撰《十年回首》一书，详述其京曹旧事，胜国遗闻。足当有价值之历史小说也。倚虹之长篇白话小说，此第一种也。洹上袁寒云极称之。时倚虹流连风月，眷一妓，好事不成，倚虹又以父命去杭。民九复来沪，任报事，前年（指1921年）倚虹以懮去杭，幽居
吟咏，遂肆力于小说。天笑之《星期》，瘦鹃之《半月》中刊之最多。每一篇出，辄为纸贵。寒云誉为小说界中今无敌手。今年（指1923年）来苏沪，执行律师职务。倚虹名著有《光绪宫词》、《清宫谈旧录》、《销魂词》、《几庵绝句》; 而说部中，尤以《申报》每日所刊之《人间地狱》为脍炙人口，化名为娑婆生。其他短篇文字，繁冗不能悉举矣。
以上，说的只是二十年代的某杂志上的文章而已，在文艺圈中，也只是沧海一粟，一般人读过便算了。但当时偏有位高姓的读者为之感到疑惑，因他觉得毕氏自传刊出时只有三十二岁，如何会有这样繁复的履历？高氏也知毕倚虹本名毕振达，别字作舟。于是又翻查《搢绅录》(这是当时荣禄堂出版的书，其性质就像现在的政治人物辞典),在《搢绅录》的资料下是﹕“三品衔郎中，军衡司行走，毕振达，作舟，江苏扬州人，监生。”两相比较之下，则发觉名字相同，履历也相同，但籍贯就不一样。《事略》说﹕毕倚虹原名毕振达，字作舟，是江苏仪征人。而《搢绅录》那位毕振达，字作舟，却是江苏扬州人。高氏准此而推，怀疑毕倚虹是“冒名顶替了毕振达的名字，目的是以前清京官员资格入吴淞公学读法律。否则，十六七岁就做郎中（相当于今之司长），又会‘折狱’，且受沈家本垂青？二十岁左右就派为驻泗水第一任领事”。高氏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高氏后来在他的文章说道﹕
我老是怀疑《搢绅录》中的毕振达与倚虹无干。任兵部郎中的毕振达年龄当在二十五以上，也许其人已在辛亥改革后即逝世，倚虹和他是同宗，甚至同为“振”字辈，于是买了死者的官照，改名振达，入中国公学读书，也许有此资格可以缩短入学期限，早日毕业。他既然冒名作弊于前，以后就要一直作弊下去，吹到天花乱坠，即对老朋友也不肯说真话了。（六部郎中，职位甚大，负部中某一司之责，等于现在的司长，不能挂名不做事的。候补郎中未有实职，可以挂名待补缺。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一出身就做负责一司的郎中，怎能胜任，清末政治虽腐败，但六部中要用得力的司员，绝不肯以毫无资历的人充任重要司员的。所以我说毕振达另有其人就是这个原因。）
而这位能疑的高氏读者，当时只是廿岁出头的青年，后来成为海外享盛誉的掌故专家。他就是这次向郑逸梅致疑请教的高伯雨先生。
冒名冒籍，在封建时代是常见的事，但作为掌故家，对疑问总会有一种史学能力的发挥。此所以高氏能一丝不苟。郑老也绝不讳言。且看郑老那答案何等爽朗﹕“《星光》《毕倚虹事略》乃倚虹亲写给我者。”一语释疑，令人读之如诵金石。
至此真相大白﹐原来毕倚虹是不便自我吹嘘，所以要借用郑老之名。郑老坦承此事，按理该事便结束了。
事情的延伸
没想到，这事情又有所延伸。1962年12月，上海出版《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有《民国旧派小说名家小史》，当中对毕倚虹有一段介绍，这“介绍”和署名“逸梅”的《毕倚虹事略》相比，除了开始多了“名振达，号几庵，又署清波”这十个字，此外的文字则完全相同。文章的署名是严芙孙等。
这严芙孙亦是二十年代上海作家，和郑逸梅、毕倚虹亦是相识，当时上海有个文学团体叫“青社”，这严某人就是发起人之一。上海的“青社”和苏州的“星社”有如孪生兄弟，两边的社员也多重叠。而当年“星社”的发起人则是郑逸梅。这样说起来，严芙孙要写毕倚虹的资料自然是属“个中人语”，何必要因袭《星光》上的文字，犯抄袭之嫌呢？但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毕倚虹的身世履历虽社友同寅也是讳莫言深的。严芙孙难为无米炊，那只好把《星光》上的文字挪用一下，没想到间接地导致另一事情的发生。
因为严芙孙《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抄用了1923年《星光》上的文字，即不实资料在辗转稗贩，这样一错再错，这事催使高伯雨先生不能不又有所欲言了。
于是，高氏撰《毕倚虹夫妇》，在《大公报》的《古与今》周刊发表，时维1963年3月4日。未几，《古与今》周刊又登载了春云先生题为《关于毕倚虹》的文章。春云先生认为高氏怀疑毕倚虹“冒名顶替了毕振达的名字，以前清京官资格入吴淞公学读法律”的说法是不必要的。文中列举毕倚虹的家世，说他的父亲毕畏三很早就替他保捐郎中，倚虹十六岁就入工部衙门办事，后来由工部转兵部，清末新官制成立，又调到外部等等。“适陈恩梓（苏州人，包天笑的业师）为新加坡领事，倚虹为他的随员。”
接着，高氏在同年4月1日的《古与今》上又发表《再谈毕倚虹》，说出当年刊在《星光》的《倚虹小传》是倚虹自己写，用郑逸梅之名发表的。“还列举倚虹自说在兵部做三品衔郎中及泗水领事为不可靠。因为实缺郎中是要到部办事的，倚虹既在军衡司行走，以一个十八九岁毫无经验的青年，是否能胜任？”更又提出﹕“改官秋曹”为沈家本所赏识，更不会有的事！一个十多岁的人，怎会“决狱”呢？
但4月8日春云先生又发表了《谈毕倚虹》的文章，针对高氏之说，总以为是高氏凭空捏造的。主要理由是自己未见过《星光》，更不知道郑逸梅署名的事。
似乎春云先生有点不善于“聆听”，所以说出了“未见过《星光》，更不知道郑逸梅署名的事”。幸好，该年四月，郑老为《古与今》（六十三期，4月22日刊）撰文详述原委，这场笔墨风波也自然平息了。
郑老这篇文章，要点是在息争，因这位春云先生自言“未见过《星光》，更不知道郑逸梅署名的事”。这是置高伯雨的解释于不顾了。对不知道长安在哪，从而放泼否定刘邦的存在，那怎办？只有由四十年前的郑逸梅为之说话了。一句话﹕“解铃还须系铃人。”
郑逸梅在香港《大公报》的《古与今》（六十三期）上是这样说的﹕
谈到《星光》集，确系一九二三年范烟桥赵眠云继续《星报》所刊行的一种杂志。当时我也帮忙拉拢许多作家，曾向王西神索得了《十七年后的离婚》，内容是影射毕倚虹的夫人出走，家庭发生变故而作的。因此我就想到倚虹，也去函向他要稿。倚虹就写了一篇《离婚后的儿女》寄给我……同时照片也寄来了，并附有自作的小传。他说：“这篇小传，不是自传式，而是用他人口气写的，就用了你的名儿发表吧！”我就一字不易的给他发表了。“十五走京师，官兵部郎中”云云，的确原文如此。……至于《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毕倚虹小传，那是用严芙孙旧稿。芙孙这篇小传，大部分是抄录了倚虹自作用我名儿发表的那篇小传而成的。郑逸梅，四月十四日。
因袭那《毕倚虹事略》而高谈毕倚虹身世的，除前引的严芙孙之外，尚有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时人范伯群、张元卿编著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等所述毕倚虹身世，都免不了是辗转稗贩，这正合乎《史通》上所谓“流传不实，讹为丹青”了。
再释郑老覆函中的第二段
郑老在同信中的第二段云﹕
据天笑翁见告，倚虹为杨云史之女婿，倚虹夫人乃杨之前妻李氏所出（九小姐）。李氏则合肥李伯行之女，生子女凡七人，后与毕离婚，嫁杭州开聚丰园菜馆之天津人李凤来。
这当是郑老回答高氏所问。毕倚虹的离婚，当时是件轰动的事。一个是杨云史的女儿，一个是洋场才子，一旦仳离便成闲话。加上王西神写了《十七年后的离婚》，内容是影射毕倚虹的夫人出走，为此，毕倚虹就写了一篇《离婚后的儿女》，自曝家丑，似开了郁达夫《毁家诗纪》的先河，于是市井间的议论就更多了。
四十年后高氏问郑氏关于毕倚虹的离婚事。这事情有点吊诡。因为毕倚虹的事，包天笑知道得最多，是包带毕入报界，是包经办其丧事，是包抚养其遗孤。而高伯雨和包天笑同在香港铜锣湾（高住希云街，步行一分钟可到包住的开平道2号），是日夕过从的，关于毕倚虹的离婚事，何以高伯雨竟舍近而求远，
直面地问包天笑，而要远函问郑逸梅呢？也可能是问过包氏，而包不肯说吧!
包氏晚年的《钏影楼回忆录》有一段可以作为答案﹕
……那时候，许多人便都谈到毕倚虹与他的夫人杨芬若离婚的事了。我于此先声明一笔，我就不想谈此一事。我不是像那老先生们，固守旧道德，不谈人家闺阃的事，我只是想这是倚虹最摧心的一件事，要评论起来，当然是两方面各有不是，可是现在死的已经死了，老的也已老了,何必再题起那种不愉快的前因后果呢？
正是包氏所持的态度，高氏知机而转向郑老作问吧？而郑老对高氏的回答，也不愠不火，没有批评谁，只将包氏曾经说过的话转告而已。
相比之下，毕倚虹的另一友人陈巨来，他就喜欢“直笔”，他是据事“直笔”而书。他对此有过有一段生动的描写﹕
云丈(杨云史)生平有一隐痛之事，厥为其长女堕落事。其长女乃李氏所出，嫁于仪征名小说家毕振达，字倚虹，号几庵，父毕奎号畏三，作民初杭州印花处长，死于任上，亏空累累，倚虹被送看守所，逼代偿父债。数月之间，杨氏为当时杭州某饭馆小开李凤来所引诱成奸，坚与倚虹离婚。倚虹来申悬律师牌，第一件即办理自己案件。余那时在寒云家亲见倚虹述当时情况云，子女五人，长女已十七龄矣。在判决准离时，其长女持一结就之绒线衣，趋前谓母曰：“妈妈，衣服结好了，可带去。”其母理都不理，随手丢在旁听席椅子上，云：“啥人要。”竟欢然跟李凤来扬长而去了。倚虹言时，声泪惨然。继娶汪，又死了；似又娶一缪氏，倚虹竟以痨病死矣。所贻三子，由包天笑、钱芥尘等分别扶养，直至三子各各成立。杨氏又嫌李凤来
合意了，竟弃之而至北京，重为毕太夫人了。长子亦至孝顺，至此，一龙全家又与她认表亲了。直至去年舍妹来申，闻之云丈第四子名瑞年者告之云：杨氏后又与大流氓黄金荣同居过，李凤来自知势不敌黄，故不得不让挡了。现杨氏尚在，年八十矣，舍妹云：望之犹似五十余人也。（《安持人物琐忆·记杨云史》）
陈巨来快言快语，读之如爽啖哀梨。其文风比之和包天笑之缓淡、郑逸梅之条畅都有所不同。但他和毕倚虹的“刻露”却有相似处。毕倚虹当年在《晶报》笔战《金刚钻报》时，其嬉笑怒骂，妙语成珠，有人称之为“西门庆”。其诨名的由来，固因居址。然亦当是笔战纵横时，对毕那“文章恶少”形象的“恶谥”。
至于陈巨来所言之云丈，是指杨云史。留意近代史的人都会知道杨云史其人。近代文学上和圆明园作联系的并不多。计王闿运的《圆明园词》，樊增祥的《彩云曲》《后彩云曲》，王国维的《颐和园词》，金兆蕃的《宫井篇》，孙景贤的《宁寿宫词》，杨圻的《檀青引》。而杨圻的《檀青引》就是此作成名，其时杨只廿一岁。黄秋岳在《花随人圣庵摭忆》说到此人时有谓﹕
叔鸿序湘绮《圆明园词》在同治十年，其后杨云史有《檀青引》，则在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亦有序，序亦言圆明园事。云史时年二十一岁，以此得名江东，相传为张冶秋尚书所赏。
杨有诗集名《江山万里楼诗集》，陈石遗说到这洋装诗集﹕
江东杨云史圻，当代名诗人也，有《江山万里楼诗钞》十二卷，分《少年》、《壮年》、《中年》、《强年》四集，印刷甚精，洋装本两大册。
石遗的话该有讥讽之意的。另外陈石遗大概不好意思说及的是他把妾侍徐霞客(与旅行家徐霞客同姓名)的生活小照都放在铜版精印的诗集上，这做法也真是前无古人的。
另外钱仲联先生在《梦苕庵诗话》中也表示奇怪的是﹕杨的父亲崇伊是康有为新政的第一号政敌，兵变事就是他告发的。但杨的诗文却由康有为多处题字。总而言之，杨的作风就是这样大胆出位的。
杨云史是娶李经畬之女李道清，李道清是才女，着有《饮露词》。而毕倚虹之夫人杨芬若即为杨圻与李道清所生。而这位毕夫人杨芬若据云幼承家教，亦擅诗词。着有《绾春词》和《绾春楼诗词话》。据云毕倚虹选编《销魂词》就是以他的杨芬若夫人作殿军。
以下录王蕴章所编的《燃脂余韵》两则，内中有谈及李道清及女儿杨芬若的诗词﹕
《绾春词》，杨芬若女史作。仪征毕几庵室也。几庵选《销魂词》，以女史之作为殿。凤尾鸳心，自成馨逸。《醉桃源》云：“晚妆楼上夕阳斜，无聊掩碧纱。东风不管病愁加，开残红杏花。香篆冷，绣蛄遮，春深别恨赊。可堪梦里说还家，魂销天一涯。”《珍珠令》云：“鹧鸪唱断江南路。春光暮，早吹落、樱桃飞絮。弹泪问东风，奈东风不语。一寸柔肠愁万缕，拨瑶瑟、心情难诉。难诉，又院宇黄昏，潇潇疏雨。”《太常引》云：“断肠春色可怜宵，心事涌于潮。魂倩不禁销，奈梦里、蓬山路遥。桃花蛄外，嫩寒如水，吹瘦小红箫。银烛不胜娇，早又是、盈盈泪消。”使子野见之，奈何之唤，正不必待闻清歌时耳。女史又有《绾春楼诗词话》，余未之见。（《燃脂余韵》卷三）
前录虞山杨芬若女史词，以不得其诗为憾。近见其《春愁曲》云：“三月江南开豆蔻，春人又是销魂候。别院黄昏疏雨寒，梨云澹白夭桃瘦。绿窗梦断缕金床，门外残红零落香。绣帘波漾诗魂倩，鸭炉烟袅愁丝宛。愁丝宛转天涯去，华年不共春风住。婪尾杯中鬓影轻，酴醾雪后鹃声莫。欲谱伤春曲未能，钿筝哀怨鹍弦涩。剔尽银缸睡不成，珊瑚枕上红冰湿。”蒨雅绵丽，殆致力于冬郎、玉溪两家者也。又《登京师第一楼晚眺》云：“晚来浇酒破愁颜，独倚层楼望玉关。万点归鸦宫阙暮，夕阳红瘦翠微山。”末句饶有元人风韵。芬若为云史先生女。其母夫人李道清，合肥李经畬编修女也。着有《饮露词》。《相见欢》云：“昼长正自堪眠，雨廉纤。半是开花时候落花天。春如梦，闲愁重，正堪怜。无奈去年今日到今年。”清芬门第，母教濡染，宜其才华之隽妙矣。（《燃脂余韵》卷三）
但在小说创作上，这位女士也有所创作，不过事情就有点“水分”。特录包天笑的一段回忆录中有关杨芬若的事﹕
……后来有位署名杨芬若女士者，投来诗词，颇见风华，我们也照例捧场。不过我一看写来的笔迹，便不像是女子所写，因为《妇女时报》的来稿，我已看得多了，大槪是床头捉刀人所为，早已有之，亦无足怪。
不久，毕倚虹来访问了。那时他还没有倚虹这个笔名,只知道他名振达，号几庵。他以代为杨芬若领稿酬为名(当时的稿酬是有正书局的书券)，其实专为访我。他承认杨芬若是他夫人；他告知我:“本在北京当小京官，后随一外务部员陈恩梓君到新加坡去，陈为领事，我只是随员。谁知一到上海，武昌便起义了，我们停留在上海。辛亥革命成功，陈先生回苏州,我便到中国公学读书，不做官而当学生了。”他那时不过二十三四岁的人吧，我颇喜爱其风神俊逸，吐属清新，又以他与我的开蒙师陈恩梓陈先生相识，似乎更较亲切呢！
按此，毕倚虹编《销魂词》，当中也该有所“水分”和“代庖”吧？
【日期】2016.06.26【副标题】上接A06版 【来源】东方早报
郑老函后段提及的人物
郑老覆函后段提及的几位人物如叶绍钧、顾颉刚、范烟桥、吴湖帆等，皆为世人所熟知，在此不劳细说了。显得生僻的则有余寿颐、江红蕉、江新三位。这三位在通行的人名辞典上可以查到，只是郑老提及这三位都以别字相称，查找就要费点周折了。以下以此三人为说。
关于余天遂，据陈玉堂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有云﹕
4162【余寿颐】（1883-1930）江苏昆山人。字祝荫，号癃阁，一作荫阁，又名余天遂，又号大遂、大颠、颠公、疚侬,又别署三郎、仇僧、效鹤，室名天心辏、海天雁影楼。早年参加南社，曾任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参姚雨平戎幕。后任《太平洋报》编辑，任教苏州草桥学舍、上海澄衷中学。善辨音律，能画墨梅，兼能山水，亦精医术。
词典只是列出人物的名号、经历，一般都欠缺人事的形象的刻画。不如看看郑老对自己同学的记述﹕《艺林散叶》（1687）：“余天遂为《太平洋报》编辑新闻，往往在新闻内夹批评，为各报所未有。”《艺林散叶续编》（262）：“余天遂工诗，凌仲萼拟为刊印，‘八一三’之役，日机轰炸，稿被毁无存。”《艺林散叶续编》（2054）：“玉峰余天遂，善用鸡颖作书，海上吴野洲，善用鸡颖作画。”
余天遂擅书，郑老说余天遂“善用鸡颖作书”。余不客气，自刻“天遂鸡颖”白文印钤在自己书法作品上以自夸。柳亚子也很推重余的书法，尝为他订润格，云：“天遂善用鸡颖，尤擅作擘窠大字。其结体运笔，神似蝯叟，而余君自谓则泛览汉、魏、晋、唐碑帖，
名一家者，吾谓惟其能上追乎古，所以神似蝯叟而不自觉耳。”自视甚高不轻易许人的郑孝胥，也曾为余订润格（乙卯冬）（刊《南社丛刻》第十九集）。
旧日文士，时有诗酒之会。1915年柳亚子在家乡设“酒社”，属南社的支社。尝见一旧照片为“酒社仝人欢迎余天遂先生摄景开鉴草堂”，中有余天遂、柳亚子等十二人雅集，时丙辰十月。正是袁世凯帝制失败之后不久。
余天遂盛年而逝（1930年5月），南社老友胡寄尘悼诗云：“这个穷书生，本是革命党。民国二三年，奋笔诛操莽。此后十余载，匿迹绝声响。愿作老教员，余生足自养，岂知今年夏，一病竟长往。”足以概括余氏一生。
关于江红蕉，据陈玉堂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有云﹕
2348【江红蕉】（？－1927前后在世）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原名江铸，字镜心，笔名江红蕉、红蕉、老主顾。鸳鸯蝴蝶派作家，南社社员。包天笑内弟（许按：包天笑内姑丈江凌九之子）。早年肄业草桥学舍、龙门师范二校。曾主《新申报》笔政，编辑《家庭》杂志。着有《灰色眼睛》《交易所现形记》《江南春雨》等。夫人为叶圣陶之妹。
《艺林散叶》（76）：“江铸撰小说，欲取一笔名，适案头有江建霞之《红蕉词》，即以红蕉为笔名。后刊《江红蕉小说集》。”《艺林散叶续编》（1501）：“包天笑曾居上海爱而近路庆祥里一五九号A。时其内弟江红蕉寄寓其家。”
陈玉堂未能列出江红蕉生卒。据郑逸梅《艺林散叶》（93）：“沈禹钟、朱大可、徐碧波、江红蕉、余空我、吴明霞六人，同为清季戊戌年生，称后戊戌六君子。戌年属犬，禹钟因有《六犬吟》。”可知江生于1898年。郑老《艺林散叶续编 》（1026）：“江红蕉于十年动乱时，大受折磨，神志失常，致遭车祸死。”郑老说得婉转。江红蕉晚岁贫困失意，了无生趣，撞汽车解脱。时维1972年。
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亦有谈江红蕉：
江红蕉写过《大千世界》，登《礼拜六》；《江南春雨记》，登无锡的《苏民报》，都没有结束。他曾以“老主顾”的笔名，写《交易所现形记》，登《星期》。这篇小说反映上海的一种特殊现象，暴露上海这个资本主义工商业城市中的投机家，在抗日战争前，在股票市场上掀起巨大风潮的事件。
关于江小鹣，据陈玉堂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有云﹕
2381【江新】（1894-1939）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字小鹣。江标之子。少年时即好六法，后赴法国留学，攻画外，又习雕塑。回国后从事艺术工作，在上海创设美术工厂，铸古铜鼎、敦、尊、彝，锈绿斑驳，几可乱真。
而郑老对江小鹣之记载颇多，录如下﹕《艺林散叶》（239）：“现代画家有美男子之称者凡六人：丁慕琴、胡亚光、汪亚尘、江小鹣、杨清盘、谢之光。”《艺林散叶续编》（1792）：“江小鹣为灵鹣阁主江建霞子。在日本东京，有一日本女伶丹稻子恋之，盖小鹣固美仪容者。我与小鹣为吴中草桥学舍先后同学。彼时学名为江新。”《艺林散叶》（2133）：“天马画会，有三人生肖属马，江小鹣元旦生为马头，郑午昌五月初五日生为马腹，杨清盘大除夕生为马尾。”《艺林散叶》（2186）：“陈三立八十寿，门生故旧，请江小鹣为铸一铜像。”《艺林散叶》（2454）：“龙榆生曾请江小鹣为朱古微造四尺像，奉祀秋雪庵之两浙词人祠中。”《书林片叶》（38页）：“江建霞太史后人江小鹣，工画，擅雕塑，间或作书，雇工制佳笔累累，任客携取，承以馈我，我婉谢之，盖我不能书，恐暴殄可惜也。”
江小鹣多才多艺，受乃母影响，戏曲亦其所长，是上海名票。郑老诸文，似未言及。二十年代江组天马剧艺会，并曾与陆小曼、徐志摩、翁瑞午登台合演《三堂会审》。陆演女主角苏三，翁反串小生演男主角王金龙，江与徐则分别饰演蓝袍、红袍。但此演出闹成绯闻，大报小报大加炒作，轰动沪渎。
郑逸梅《艺林散叶》（3897）：“抗战时期，江小鹣避难居昆明引津街，陈小蝶亦来滇，寓居小鹣家，笑称两小无猜。”江小鹣是受龙云之邀去昆明，为龙塑像。但龙政务繁忙，江却要龙每天来他工作室一个多小时以观察捏塑，龙苦之。龙尝资助江开设铸铜厂，但江辛劳过度染风寒而卒。
江小鹣擅青铜像铸造，缘于留学巴黎时，曾到铸像厂打工以赚取学费，因而精于铸技。加上承接父亲江标的收藏，兼擅“克隆”古青铜器至可以乱真，是真能融汇中西，而自出机杼者。有论者评江的雕塑“造型严谨、意境深邃、手法洗练，具有民族特色”。曾有人誉之为中国雕塑第一人。尤擅雕塑人物肖像。前引郑逸梅文言及江小鹣曾为陈三立、朱袓谋造像，江为政经界名人造像也不少，曾为孙中山、陈英士、黄兴、李平书、朱庆澜、马相伯、谭延闿、蒋介石、陈嘉庚、胡文虎、刘湘、哈同等和陈师曾、邵洵美、陈老蝶等塑像。所可惜者，其所铸铜像，多为旧政权要人，大陆易帜后，显得不合时宜，也就陆续毁于五十年代大炼钢铁，而其名也随之隐蔽了。
江小鹣既专业，也敬业，陈小蝶尝记载他的逸事，其中有说到谭延闿为国府主席时，曾拟授小鹣一个名义，拿份干薪，可是小鹣也不喜欢，却说﹕不如给我干个铜像的活！那是民国年代了，小鹣却是一种六朝人物气息。而陈小蝶所说传神，录如下﹕
小鹣奉母甚孝，回国以后，在上海美术专校担任教务，上海美专有三个教师，都有美男子之称。汪亚尘、杨淸盘、丁慕琴；小鹣一来，全压倒了。但教师是清苦的，薪水奉母，是不够甘旨的。谭延闿先生当国，对于师母非常尊敬，他要替小鹣签署一个名义。但小鹣是放任惯了，他不肯做官，说：“给我一个铜像做做，我倒是有兴趣的。”于是小鹣到杭州去，接到了陈英士先生的铜像。这是一个戎装骑马的英姿，他要把马的前脚立起起来，却费了很多的企划，没有成功。（陈小蝶《春申旧闻·江小鹣与陈晓江》）
陈巨来也有文章谈江小鹣，但骂得厉害。其实道路传言未必可靠。“两小无猜”的陈小蝶撰《江小鹣与陈晓江》一文，为江小鹣仗义执言。但这两位陈老先生的文章都很长，在此不多征引了。
关于沈立之
最后，本札末还有一条，是郑逸梅答高伯雨：“沈立之不 详。”
查沈立之是军旅画家，中校衔。解放后留在大陆的国军倒霉得很，郑逸梅或不愿语及，以免招祸。遂以“不 详”了之。
《新编古春风楼琐记》（二十七）载有：
康长素（有为）也出名替一位中校，代订笔润，标题是“沈立之画例”，题下长素自写一段介绍文云：“沈中校立之，将军不好武而隐于画，为郑大鹤入室弟子，深得石田、四王之法，盖汤雨生之后轨，大鹤仙去，画不可得，盍求之沈君？南海康有为识。”沈立之是住在苏州护龙街德安里五号，和顾鹤逸同住在一条街上，顾的画例贵得很，沈的画却极廉，中堂每尺二元，屏条半之。廉润也未必就卖得多，以后便不闻其名了，长素说他是郑叔问的入室弟子，宜有可观。只是他仅仅只有一两幅在集中刊出，作昙花之示现而已。
这里说的集是《神州吉光集》，共七集，内容刊载海派大小名家之画作暨润格。尝见2007年北京翰海拍卖沈立之辛酉（1921）间山水大中堂，是写四王一路，中规中矩，但论气格神韵，的确不若两鹤：其师郑大鹤、街坊顾鹤逸。康圣人长于公羊之学而拙于鉴赏之道，其万木草堂藏画目早为世人所咎病。沈立之得康推许，亦无补于事。沈生前藉藉无名，又欠缺艺术佳作或著述传世，死后无人知晓，也就不足为怪了。可见写画这行不易为。
毕倚虹
郑老覆函后段提及的几位人物如叶绍钧、顾颉刚、范烟桥、吴湖帆等，皆为世人所熟知，在此不劳细说了。显得生僻的则有余寿颐、江红蕉、江新三位。这三位在通行的人名辞典上可以查到，只是郑老提及这三位都以别字相称，那查找就要费点周折了。
许礼平
毕倚虹笔端凌厉亦具巧思
陈小蝶在《春申旧闻》中，有题为《上海小报之笔战》，当中对毕氏有这样的一段描写﹕
……继《晶报》而起者为施济群主编之《金 钢 钻》。施济群亦称脚编辑，则以其曾卖“脚气丸”出身,毕倚虹在《晶报》撰文嘲笑之，而小报之笔战，于焉开始。倚虹，仪真人，美丰仪，文笔流丽如其人，时奉直军阀方火并于韩庄， 而上海肉林亦有韩庄，倚虹撰《韩庄一炮记》，写其事，语属双关，控鹤、秘辛、无其媟艳。排日刊登 ，以三百字为率，读者争先快睹，望平街头《晶报》毎期抢购一空。施济群以卖药关系，佐黄楚九办《大世界》日刊(该刊仅由大世界赠阅)，羡《晶报》之利市，乃合陆澹庵、天台山农、孙漱石等合办《金 钢 钻》。《晶报》视为劲敌 ，乃由毕倚虹出马骂阵,《金 钢 钻》以陆澹庵出马抵敌，呼毕倚虹为“西门庆”。时倚虹住西门路恒庆里，而陆澹庵方捧绿牡丹(黄玉麟)，倚虹遂舍澹庵绰枪骤马，直攻玉麟。澹庵怒，并举倚虹隐私而亦攻之，笔战于以大开。步林屋继起办《大报》加入笔战，右倚虹而攻澹庵，长围巨鹿，如火如荼，各路诸侯皆袖手作壁上观，称之曰：“西门庆大战潘金莲。”此一场厮杀，历半载始已。
至于他的巧思，陈小蝶所记之一事如下﹕
倚虹楼是继一枝香之后的一家文人聚会之所。因为它与毕倚虹同名，倚虹欢喜这个名子，便在《晶报》，为他宣传，但上海人偏不把毕倚虹的倚(依去声)而读成奇怪的奇。有一次毕倚虹到倚虹楼赴席， 叫了一部黄包车，叫他拉到倚(依去声)虹楼。车夫瞠目说：“那儿是倚虹楼?”拉到目的地。倚虹说:“到了”。他停车一看招牌，叹了一口气道：“明明是倚(奇)虹楼，你偏说倚(依去声)虹楼。”倚虹不该告诉他：“这个字读去声。”他忽然恼了道：“你也认字吗？请你回家翻翻字典，我也是大学出身呢﹗”倚虹回家连忙翻《康熙字典》，果然注着“《集韵》：与奇同。”
现在，不要说黄包车夫当然不知道，就是大学生亦难于知晓。
“现在，不要说黄包车夫当然不知道，就是大学生亦难于知晓。”这句话是陈小蝶（定山）自己的慨叹。他和读者一样沉浸在那《世说新语》式的深沉故事。这就让毕氏施其狡狯和行其小慧了。天下哪有这样的黄包车夫，这不是正好为那“倚虹楼酒家”做宣传吗？就连陈小蝶也给毕氏哄了。
关于毕倚虹儿子毕朔望(庆杭)
郑老札中语及毕倚虹儿子毕朔望，谓毕“庆杭曾由天笑翁抚养，今已改名朔望，娶一印度小姐为妻，现为人民政府外交部高级职员。解放前即为共产党员”。
又据《钏影楼回忆》﹕
倚虹逝世后，……倚虹第一子名庆昌，年已十四五，为中学生，亲友助其就学。第二子名庆康，由陈蝶仙(即天虚我生)担任保荐至上海银行当练习生。第三子名庆芳，他嗣在介青后者，因介青无子故，由他教养。笫四子名庆杭，年仅七岁，无所属，我坦然表示，我愿意任庆杭教养之责，请即往我家。介青示歉意，我说：“无所谓,我家中子女多，可作伴也。”
这时我家也已有子女五人，三男两女，年龄都比庆杭大，庆杭到我家来，他们都欢迎他，爱护他。他们正在闹什么音乐歌唱的玩意儿，写了一首《欢迎小七歌》 (因庆杭的乳名是“小七子”)，以欢迎他。
他以七岁儿童离家，并没有凄恋之色，大概是失去母爱之故吧。不要看他是一个孤儿，他的性质是刚强的，我试过他几次，有些事实，他心中是强烈反对的，却只是沉默不言，从不哭泣。在我家数年，及至高小毕业，那时候，我想到自己在他的年龄时，为了读书与习业问题，颇费思考，而现在又是“毕业即失业”的呼声甚高,有许多大学生皇皇然无所适从，中学生更艰难了。其时我有一位朋友周邦俊医生，为上海某大药房经理，谈起明年药房，要派一班学生到日本学药剂师，先在本药厂实习一年。我以为此是一个机会，我便和周医生说了，也得了庆杭同意，那是要住在药厂里的，我太太为他料理了卧具衣物之类，我便亲送他到药厂的宿舍去了。
过了几天，我问周医生，他说：“很好！这位毕世兄沉静寡言，倒像一个成人。”我笑说他素性如此，我觉得放了一条心。过了有一个月多的光景，倚虹的老弟介青写信给我，他信中说：“庆杭写信来，他不愿习业，情愿读书，包老伯处受恩已多，不愿再烦劳他，想到扬州叔叔处来，再进学堂。”我得书深叹庆杭年少有志气，而深悔自己的冒昧从事，于是即覆书介青，促其早日来沪，携庆杭而去。……
最后，我还要记述一笔，倚虹长子毕庆昌，是硏习地质学的，当陈仪在台湾当长官，他是台湾关于地质部分一个机关的主任，我在台湾时，他来访过我两次，他是一个温良挚厚的人。次子毕庆康，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练习生升为行员，后又调入国家金融某机关，最后又经商至南洋各埠，在曼谷遇一华侨富商，见之大为赏识，招之为快婿，关于船务经营事，均由他主理。
三子毕庆芳，嗣于其弟介青的，其所经历,我不了解。至于四子毕庆杭，自随其叔父至扬州后，即入扬州中学读书，未及三年，即已弃学。其中有一段过程，我未及知，旋知已参加共产党，到了印度，娶了华侨女儿为妻。在国共和谈时期，他曾一度至重庆，为《新华日报》记者,且已改名。解放以后，知其为印度大使馆一等秘书，并迎养其母杨夫人。故人有后，足令后死的老友，为之欣慰不已。(《回忆毕倚虹》)
据笔者所知，毕倚虹这位幼子毕朔望有声于时，被称为江左才子、翻译家、诗家、外交家，亦文亦官。郑老说毕朔望“解放前即为共产党员”。查毕是1937至1938年间经其恩师许孟雄介绍加入共产党，许并荐毕为王炳南助手，从事中共最早的外事工作。解放初毕与毛泽东、周恩来多所接触，毛曾向他请教英语发音，周誉之为“同进士出身”。文坛则流传毕朔望亦风流倜傥之士也。
天笑翁对毕倚虹三子毕庆芳的经历不了解。在这里略加补说：毕庆芳1932年在扬州中学高中毕业，越四年在中央大学财政系毕业。在国府资源委员会等机构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赴美国深造，得华盛顿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时1948年）。这位三公子和四公子庆杭一样，也加入共产党。是四十年代初皖南事变之后不久，由章汉夫、石西民介绍的。入党之后易名毕季龙。新中国建立，季龙奉周恩来命归国，五十年代初曾随李克农入朝鲜，参加朝鲜停战谈判。五六十年代供职外交部，1979年赴纽约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活跃于国际外交舞台。
倚虹的三媳、季龙夫人胡济邦，是季龙中央大学同学，比季龙大三岁，1934年春由卢涛介绍入共产党，是中共地下党员。入党前一年已被安插在俞大维身边，尝搞得围剿红军大批军事部署之**情报，经南京正元实业社（中央特科）转李克农，让朱毛早为之所而逃过一劫（是第五次反围剿）。又尝盗取十六本护照与王昆仑送交组织（解放后得周恩来面夸）。胡济邦后来被国府派驻苏联使馆工作，身份是新闻随员，是唯一亲历苏德战争的中国记者，活跃在苏德战场，写过多篇报道，发表在国府情报司英文版《自由论坛》和《中苏文化》上，备受重视，也深得同行埃德加·斯诺推许。胡精通英、法、俄、日、匈、拉丁等多种语言，访问过斯大林、罗斯福、杜鲁门、张伯伦、丘吉尔、戴高乐、铁托、卡达尔等二战时期的风云人物。1949年5月，胡济邦归队后，出任外交部李克农主管的大使学习班外交礼仪教官，为一众将军夫人培训外交礼仪，让山沟里出来的土八路大姐学习穿高跟鞋、着旗袍、烫发、涂口红、吃西餐等等。为新中国外交的草创，尽心尽力。
毕倚虹还有四个女儿：庆琏、庆瑚、庆和、庆汾。不一一介绍了。
覆函中提及的邓粪翁、胡石予二位
说回来，郑老覆函中还提及一众人物，如邓钝铁（粪翁）、胡石予（蕴）、余天遂、叶绍钧、顾颉刚、范烟桥、江小鹣、吴湖帆、江红蕉等。
先说覆函中的邓、胡二位。
邓纯铁（散木），自称粪翁，又自号什么三长两短之斋，总之所采名号为常人所忌讳者。高伯雨后来为文《邓散木早年卖艺》，记有邓翁为这个斋号的解说。话说大约是1932年前后，邓在上海开书法篆刻展览会，盛况空前，会场挤得满满的，章士钊本不识邓，也慕名前往，见其作品，大加称赏。“问他为什么叫三长两短，他说：‘我所长的是刻印、写字、作诗。短的是不能填词，不会写画。’章老点头称是，立即诗兴大发，赠粪翁诗一首：‘粪翁鼻头着何粪，却惹荀令三年香。偶尔龙蛇一挥洒，高堂素壁生奇光。 平生论书先人品，汀州嘉兴斯道强。畸人畸行作畸字，矢溺有道其废庄。’”
笔者藏有粪翁墨迹若干，却未有机会面识其人。但曾访其夫人张建权女士，并与粪翁两位弟子相熟。一为寄寓台湾的吴平，吴尝任法务部调查局副局长、故宫书画处处长，善书画篆刻，年九十六，尚健在。另一为寓港弟子范甲，范翁亦九十五，抱恙多年，范氏斋名万梅草堂，收藏甚富。范翁尝私语笔者，其师不嗅米气，斋名别号尽是大吉利市之词也。粪翁后来颇坎坷，丁酉反右，张伯驹被贴大字报，粪翁与张老友，抱打不平，竟写大字报反击，遂与张先后同科划归右派行列，吃尽苦头。粪翁有两千金，名曰：家齐、国治（没有平天下）。“文革”间（1968年）家齐肝硬化卒。八十年代初闻国治垂青某古文字学家，而此君弗之顾，后来国治不知是否情困，竟尔自杀。笔者前几年往北京访粪翁夫人张建权女士，时张老太太近百高龄，依然健朗。所住复兴门外矿研院宿舍在九楼而无电梯，百岁老太婆每天拾级上落，闻者心酸。
至于胡石予，这个名字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在，比较陌生，但在清末民初，却是响当当的大教育家、大诗人。胡石予（1868-1938），名蕴，字介生，号石予，别署石翁、瘦鹤，半兰旧庐。昆山蓬阆镇人。毕生从事教育事业，“言教身教，兼施并举”，培养众多人才。他在光绪末年任教的草桥中学（现为苏州市一中），就教出了札中所提到的大批猛人：郑逸梅、余天遂、叶绍钧、顾颉刚、范烟桥、江小鹣、吴湖帆、江红蕉。信中未曾提到的还有王伯祥、蒋吟秋、顾廷龙等等。细观胡氏所教的这批高徒的名单，就可以想到这位名师殊不简单。胡石予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工诗文，擅书画，尤长于画梅。著述有《半兰旧庐文集》《半兰旧庐诗集》《半兰旧庐诗话》《梅花百绝》《后梅花百绝》《画梅赘语》《胡氏家训》《蓬阆诗存》《章村诗存》等多种。时人将胡石予与钱名山、高吹万并称为江南三大儒。
胡石予有三子，长子胡昌会， 次子胡叔异，三子胡昌治。
胡叔异留学美国，是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归国后从事教育事业。著有《战后西游记》《东瀛考察记》及《论英美德日四国儿童教育》等。胡叔异是国民党员，在国府兼任要职。而胡石予幼子胡昌治，却党籍中共，抗战前已入党，公开身份是上海正风中学校长，实为中共中央社会部上海办事处地下党员。解放后任上海市教育局办公厅主任，但老领导潘汉年案发，胡昌治也就倒霉了。下放福建劳改，更跌断腿，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只得返回上海，研究明史消磨人生。
再扯远一点，胡石予有一孙子胡思升，已移居美利坚多年。若干年前笔者赴北京，在纽约杨思胜医生饭局中相识，当时人多嘴杂，未及细问其祖辈事迹。胡思升八十年代初系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国际新闻专业的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