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天笑致郑逸梅手札小识

彭伟《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5月24日   14 版）

　　包天笑（1876—1973）不仅盛产小说，而且工于书法。“补白大王”郑逸梅有赞，“他为人温文和易，写字纤小端秀，似出女子的簪花妙格”。直到包君晚年，郑先生还向他索字。中华书局《郑逸梅友朋书札手迹》影印了一通2月21日包先生的亲笔信，收信人正是郑先生。其中包天笑尊嘱为郑先生书写《病中遣怀》诗句，本已写好一幅斗方，不幸墨污，又因手颤，只能再写，迟奉数日。书中也印有重书《病中遣怀》，落款写道：“壬子（笔者注：1972年）岁阑偶作《病中遣怀》……天笑时年九十七”。又由包氏生年可定，《病中遣怀》作于1972岁末，信函书于1973年初（下文简称“前札”）。

　　包天笑、郑逸梅两位文坛寿星，虽然分居港沪两地，但为同乡老友，晚年通信何止一通。本世纪初，笔者游学奥克兰，造访朗素园，有幸观赏了另一通包君致郑逸梅手翰。“朗素园”主人陈朗、周素子伉俪早年受业于杭州大学周采泉教授。采翁耽情藏札，又与郑氏交游。故而此信流传有序。札中小楷俊秀，又涉文坛轶事，可谓妙书趣闻“并驾齐驱”。幸得陈周二老应诺，兹录全信如下。

　　逸梅我兄：

　　得六月十四日惠书甚慰。十九日上午即收到，可算快了。

　　章行严来港后，他们保密程度甚严，无人知道其住址，所以王益之直到如今，没有来看我。报上自来港之日登出头条新闻后，以后绝不提及。

　　林培瑞将于七月回国了，前日来我家，带了他一个朋友来拍了不少照片去，他问：在他的著作中，可否摘译我的“回忆录”，我说尽管转载，请加评论，但有人说我是鸳鸯蝴蝶派的主流，我不承认。

　　小青那里我最近写了一封信去，问候他，也请他问候吟秋，故乡老朋友，也只有他们两人了。也曾问及瘦鹃花园、烟桥故宅，尚有家人在否？

　　兄所可举我回忆录之人，十之八九皆逝世，十之一二不知其是否尚在，在台湾方面，我知江一平（江子诚子）已逝世，曾虚白（孟朴子）亦逝世。近见报载，有曾囗仲者，那是一个医生，是上海人民代表，新在北京逝世，此是孟朴第二子。

　　回忆录续编题签，澹安外拟想再请一人签署，章行老如此**，则已绝望，最好是要年龄大一些的，不署真名，笔名亦可。

　　凡是华侨回国访问探亲的，虽有家眷在内地者，亦必住华侨旅馆，香港回去探亲的，亦是如此。澹安的女儿，大可以到北京去看看，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香港人到北京去的，已在万人以上，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的学生，去的很多。

　　叶楚伧之子叶南，媳袁晓园，到北京去了一次，大捧特捧，他们夫妇，去年曾到我家。叶南所以名南者，因南社发起之日所生也。

　　港米一百多元一百斤，笔误脱一“百”字。此间米量，不分升、斗、石，而以斤计，且一斤就是一磅。今年世界闹米荒，想上海报亦有记载。

　　前一星期，在家中浴室跌了一跤，只跌破了膝盖骨皮，幸无大碍，现更不能出门了。敬问

　　健康

　　弟天笑再启 六月十六日回忆录兄阅后，给何一友人阅过否？乞告。

　　函中提及章行严（即章士钊）来港行踪神秘，可推此札写于1973年6月16日（下文简称“后札”）。两通手札均同为包氏在世最后一年所书。查阅《追忆章士钊先生》诸多史文，1973年5月25日，时年92岁的章士钊乘坐专机飞赴香港，他来港后，不适天气，罹患疾恙，于7月1日仙逝。故而才有“报上自来港之日登出头条新闻后，以后绝不提及”。若论友情，作为章士钊的秘书王益之理当登门联系包老，包天笑恳请章老为回忆录续篇题字也非难事。至于章、包的旧情，不可不读札中数次提起的回忆录。包天笑寓居香港，阅遍积年日记，按图索骥，先后撰写了《钏影楼回忆录》和《钏影楼回忆录续篇》。前者由香港大华出版社于1971年6月初版。其中一节“金粟斋时代的朋友”追忆光绪年间，包天笑在上海创办金粟斋译书处，与吴彦复（章士钊的丈人）府宅相邻。译书处后门正对吴家前门。章士钊时为20出头的翩翩少年，常常往来于吴家、译书处，故与包天笑相识相交。时至1973年，包天笑与章士钊的友情“已入古稀”。因为肩负重任，又遭顽疾，危及生命，章士钊无时也无力会见老友。数月后，包天笑仙逝，可能至死也未明了“章行老如此**”的缘由。他对章老题签已经“绝望”，只能嘱托郑先生另寻一位老人挥毫。翻阅《钏影楼回忆录续篇》，最后封面书名者是诗人、古文家朱大可，扉页题名者是小说家、学者陆澹安。二老为包著写字，的确是郑逸梅不忘包君所托，及时相助，最终弥补了章老题字未果的遗憾。郑逸梅在《〈钏影楼回忆录〉的刊行》记述，《钏影楼回忆录》的书名是叶恭绰、吴湖帆两位名家生前预先写好的，“续篇封面本拟请章行严书写，没有写成，而行严下世，他就委托了我为他代求，陆澹安、朱大可两位和我时常晤叙，又是擅长书法的，便请澹安、大可大笔一挥了”。郑氏忆文基本属实，只是行文略有欠妥。包氏在“后札”中有言：“回忆录续篇题签，澹安外拟想再请一人签署”，可知写信时，两人已定陆澹安为扉页题名。续篇扉页印有陆君的落款时间“癸丑春日”，同年夏日，即在7月，章老才病逝。陆澹安在章老逝世前就先“大笔一挥”了。

　　在“后札”中，包天笑向郑逸梅说起一位来华求学的美国学子林培瑞。此君是美国人，英文名Per⁃ryLink，生于1944年，著名汉学家，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笔者推测，包君在1973年2月的“前札”中已经讲起林培瑞，但是没有写明他的名字：“前日有一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生写了中国信，要来见访。他是中国通，能说中国话，我以为他总是说的广东话，谁知一口北京话，说得比中国人还漂亮。他访我为的要询问二十世纪初中国民间文学，为他自己考博士作论文也。”林君的确毕业于哈佛，而且1976年获得博士学位。他还是相声名家侯宝林的门人，擅讲字正腔圆的北京方言。笔者有幸通过Email联系上林先生。他回邮写道：“1.没错，包公信上提到的美国人就是鄙人林培瑞。2.1972年秋，我在香港的一份报纸上看到过一篇关于一位老编辑的报道，说是认识包天笑的。写了信给他，问是否能够带我去拜访包。老编辑说，咱俩先见见吧。见了面以后他带我去。老编辑好像姓高，但记不太清。郑逸梅是1973年5月在上海第一次见的面。”《钏影楼回忆录》最初刊于高伯雨主编的《大华杂志》，后由高先生编订出版。我回邮告知林先生，所忆“高先生”应该就是掌故名家高伯雨。他说对。在两札之间的4个月中，林培瑞数次走访包天笑，搜寻鸳鸯蝴蝶派的史料。包先生同意林君引用他的回忆录，但是有个条件。话要从1960年说起，那年7月20日，香港《大公报》刊出了秦瘦鸥的《关于鸳鸯蝴蝶派》，定格包天笑、周瘦鹃为鸳鸯蝴蝶派中的早期人物。一周后，包天笑就在当地《文汇报》发文给予驳斥，表示自己创作小说纯属偶然，秦文中列举的所有作品没有一部是包天笑撰写的。言下之意，他的作品不属鸳鸯蝴蝶派。10多年后，他对林培瑞提出的条件更加值得玩味：“请加评论，有人说我是鸳鸯蝴蝶派的主流，我不承认。”包天笑此时至少没有完全否认他是鸳鸯蝴蝶派，只是强调他不是代表人物。返美后，林培瑞完成了博士论文Traditional style popular fiction inShanghai,1910—1930（《上海传统风格的通俗小说，1910—1930》）。1981年，他又出版了MandarinDucksandButterflies（《鸳鸯蝴蝶派》），可谓学业有成。在《鸳鸯蝴蝶派》中，林培瑞的确引用数页包天笑的两册回忆录。至于包先生谈及的“条件”，书中回避了。著者在邮件中也有解释：“包先生认为‘鸳鸯蝴蝶派’一词有些贬义，不愿意接受。我当时的兴趣不是褒也不是贬，只是想了解当时的广泛读者的心态和价值观。”

　　包天笑晚年由其哲嗣迎养于香港。时至1973年，港人生活颇为拮据。包天笑在两札末尾均费笔墨，专谈同年香港通货膨胀，尤其是米价飞涨，以致大家停发贺年卡、明信片。郑逸梅想要一份香港年历，包天笑也送不出。不仅物质上，在精神上，97岁的包天笑也有苦楚。他虽未“寿则多辱”，确是“寿则多孤”。他去信问候同乡旧友程小青和蒋吟秋两位先生，更在两札中关心周瘦鹃先生，从追问周先生何病下世到关注周家花园的后人，足见包天笑的思念真情。至于回忆录中的诸多旧友，也纷纷离世，包天笑故言“十之八九皆逝世”。不过“文革”时期，常有大陆名人逝世的流言传至海外，包氏也有误信。“后札”中“曾囗仲”即曾耀仲，曾朴（字孟朴）的第二子。据上海市地方志网站记述，曾耀仲是沪上医界颇有名望的领导人，1974年逝世。至于曾耀仲的长兄曾虚白更是名人。他时在台湾，不知何故，包氏也以为曾君在1973年也过世了。其实曾虚白在1949年迁居台湾，一直活到1994年，与包氏同属长寿老人。

　　直至“后札”附言，包天笑不忘询问还有人阅过《钏影楼回忆录》。郑先生是否将回忆录推荐给他人，已经无从考证。不过笔者有幸于40多年后拜读两册回忆录，受益良多；包天笑、章士钊诸君的文人形象也历历在目。书比人长寿，手札又何尝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