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智慧和力量的源泉——缅怀著名教育家廖世承
廖有庆
庆祝上海师范大学校庆五十八周年之际，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怀念为教育事业奉献一生的诸多前辈，廖世承先生（字茂如，1892- 1970） 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是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高等师范和中等教育的专家。他逝世前是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师大前身）首任院长。
翻开上师大（“纪念廖世承诞辰120 周年教育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我浮想联翩：廖世承先生他开创了中国现代教育测验的理论和方法，创立了教育心理学科，开拓了中学教育系统研究和实践的新途径；他树立了师范学院独立办理之先声，倡导和实践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上师大现任校长张民选认为：“廖世承立足于教育改革需求，从国情出发，继承传统教育的精华，批判地吸收西方的教育成果，是一位‘融中西而求新知，由实验而探真理’的教育家，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教育思想经得起历史推敲，具有当代价值。”廖老一生业绩卓著，蜚声海内外。追本溯源，智慧和毅力来自他对祖国、人民的热爱，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学校、师生的热爱。
爱国主义的表现可轰轰烈烈，也可默默无闻、细小平凡。爱国主义，它更多的是融化在日常生活、学习中，融化在熟悉的事业工作中。
青少年时代的廖世承，目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痛感清廷的腐败和民族的危难，一心想寻求民族自立、自强的道路。侵略者说：想要消灭一个国家，必先消灭他们的文教。国家的沉沦激发了廖世承通过教育救民、救国、强国的强烈使命感。亲友反对他从事一生清苦的教育工作，要他选择金融、经济， 一生多金。但他毅然、决然留美攻读教育心理学，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
他“留洋不崇洋”“学古不泥古”。回国后，面对日益严重的国难，廖先生坚信：“中国的大患，不在强邻而在人心没有改造，民众没有团结⋯⋯倘使人心渐渐地改造了，民众渐渐地团结了， 虽屈服于一时，终必有复兴的一日。”改造人心，自然要依靠教育⋯⋯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廖先生在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东南大学， 现为南京大学）教授兼附中主任（校长） 时，就强调将科学方法“贯彻到精神方面去，便不致使物质文明蒸蒸日上，精神文明固步自封”。
廖先生是二十年代在我国推行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的杰出代表，他同时也是非智力测验的实践者，重视对性格和品性的测量。他认为，智力对人类有重要作用，但一个人的成功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智力。高智力的人在生活中可能没有成功，因为他们缺少特定的、对成功来说是不可缺少的素质。而平常智力的人也可能取得突出的成就——如果他们有良好的道德意识。
廖世承研究专家汤才伯说：“廖先生在办学过程中非常重视学生健全人格的养成和发展，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研究， 对人格所包含的特性作了具体、深入的分析，形成了系统的人格教育思想。廖先生的人格教育思想，不仅对当前学校中如何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有直接现实意义，对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更有借鉴作用。”
廖先生强调，人格教育是学校内最重要、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最难处理的问题。他说：“一个学校风纪的好坏，影响学校整个的行政；一个学生品行的优劣，影响一生整个的事业。”
在二、三十年代，廖先生就一针见血地告诫：“现今社会崇拜金钱的热度， 一天高似一天，道德也一天堕落一天。营私舞弊，视为当然。不懂揩油的人， 叫做‘阿木林’。此弊不革除，公共事业永远不发达，国家永无振兴的希望。”
廖先生反复强调：“现代的国民， 有体力，有智慧还嫌不够，必须要有健全的人格。要知人格健全，不但使国家、社会蒙其益，个人也有无穷的乐趣⋯⋯ 一个民族的强盛与该民族的民族意识和修养素质是密切相关的。对于国家、民族利益的态度，也是人格的表现。”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时，上海圣约翰大学师生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悬半旗追悼。该校美籍校长横加干涉，强行拉下中国国旗。爱国师生激于义愤，群起脱离该校，另建新校，命名为“光华大学”。廖先生一心想的是“中国人要争气，办好自己的学校—— 光我中华”，他谢绝各种优厚待遇聘请， 选择了建校伊始、创业艰辛的光华大学。
在“九• 一八”两周年时，廖先生悲愤地对学生说：“我们试一计算过去两年的损失，真不可以数计。我们失去四省的领土，失去了三千万的人口，失去了华北的统治权，失去了数千数万的战士。我们所得的是什么？有人说，中国是没有办法了，只有坐以待毙。这种没出息的话，我们不愿听。任何民族，有向上的决心，永远不会被人家征服的。”
廖先生崇尚“气节和风骨之高尚人格”。在烽火连天、日寇横行的年代， 他舍下妻儿、老父亲，只身赴湖南偏僻山区蓝田，创立国立师范学院，志在开辟教育抗日根据地，重振华夏文教。在学院周年庆典时，廖先生提醒学生：“中日战事快近两年半了。敌人的土地不及我们的广大，人口不及我们的众多，占了东三省不够，还要侵占华北，还要发动华南战争，还要进攻西南各省，推其意， 非灭亡我国不可，非使我民沦为奴隶不可。为什么敌人敢如此猖獗？就因为我们教育不发达，科学落后，民众缺乏训练。所以政府在抗战期间，毅然创设师范学院，希望我们帮同唤起民众，在战时加强抗战力量，在战后刷新教育阵容。我们的责任如此重大⋯⋯我们要唤醒民众， 我们要扫除社会恶习，我们要革新教育阵容，我们要把敌人逐出关外，我们要收复失地。”
在办学过程中，廖先生注重培植理想、信仰。他认为“理想是青年的主宰”，青年的理想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服务社会、服务大众的爱国理想。在三十年代，他曾对青年学生说： “最近半年，我在后方各省跑，来回走了三万数千里路。对于真正民间的生活， 略略知道些。”“在后方跑，最使我感觉不安的，就是知识阶级和民众的生活隔得太远。享受越富厚，隔离越疏远， 几成了公例。我们所享受的是他们的血汗，但是他们享受到我们什么呢？”对此， 廖先生说：“教育界人士应该深深地忏悔，以前学校的门关得太紧了，以至于对民力的伟大、民生的疾苦，没有深切的了解。关了门办学，不能称为‘学校’， 只能称为‘修道院’。我们要把全国修道院的门打开，变成民众的学校。”为此， 他主张，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应该到社会上去打滚，去接近民众，去生活的底层经受磨难，锻造出坚强的亲民思想和精神，日后更好地为大多数人谋幸福。
在湖南国立师院，廖先生曾组织社会教育推进委员会，设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所，每年救济穷乡僻壤失学儿童及成人千人以上，还为周边几个省培训在职小学教师，为乡村教育服务。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还希望全国各级学校都来兼办社会教育，造福民众。
上海师院是廖先生和同仁们共同开拓的又一教育园地，也是他最后坚守的教育岗位。1956 年6 月他在《文汇报》上发表《做光荣的新时代的人民教师》的文章。他说：“教育是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有力工具”“培养青少年的工作是人生最有兴趣、最有价值的一项工作，因而自己始终没有动摇过，也没有后悔过，在新社会中，我对教育的信念更坚定了。”他还常语重心长地鼓励学生“今天做优秀的师范生，明天当合格的人民教师。”上师大以老校长“成败置之度外，劳怨在所不计”的精神， 筚路蓝缕，艰苦耕耘，曾为上海培养了70% 的中小学校长及教师。
廖先生尊师爱生，服务于师生。
早在二十年代，他就强调：“一个学校最后的成功，就靠着教师”“教员实为学校之命脉”，鼓励教师“自省和自强”。1947 年，在高等师范教育总结中， 他强调“教师是非常专门的职业，不但要知识好，方法好，而且要有专业道德——有责任心、忍耐性、仁爱心、真诚、坦白、客观、谦虚、公正诸美德”。廖先生认为，教师人格包括五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群的智慧”，即教师利用个人的智慧，了解学生，适应学生，善于与学生相处，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二是“个人的外表”，教师外表不仅是整洁的仪容，而且要有优雅的风度。三是教师“道德的行为”，应符合社会规范和文化要求。四是“情绪的行为”，廖先生认为，教师积极、乐观、平静、幽默的情绪，能让学生受到熏陶，形成良好的情感。五是“进取的精神”，廖先生说“坚忍和进取是一种习惯”，教师缺乏坚忍和进取， 就不可能一如既往地做学生榜样。他切身体会到“师生之间，情感相通；学生的生长，刺激教师的生长。教师的年龄， 虽一天天衰老，而精神上的愉快，却一天天增高。”他认为，教育家的精神和风度之一就在于“能循循善诱，诲人不倦， 如严父，如慈母，如光风霁月，望之俨然， 即之也温”。
面对莘莘学子，廖先生也是爱之深， 求之严。早在二十年代，在东大附中任主任不久，他就为学生提出了形象的“十大信条”，即“尊重、信实、忠诚、互助、友爱、谦恭、快乐、节俭、勇敢、清洁”。每条有具体要求、实例和计分方法，还有奖惩办法，对形成良好的校风、学风起了很大作用。他一贯重视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在爱国主义精神激励下，在廖先生和同事们、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学校英才辈出：从南京高师到光华，从国师再到光华，从华师大到上师大——巴金、汪道涵、刘晓、张承宗、姚依林、乔石、尉健行、杨纪珂、董寅初、黄辛白、张芝联、梁守槃、谢云晖、谭惟翰、赵家璧、任嘉尧、李储文、杨小佛⋯⋯至于在各条战线上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就更是大有人在了。
上师大教育学院院长陈永明说：“古今中外，对人生似乎都有‘三不朽’的说法，即‘立功’、‘立德’、‘立言’。如果按照这三条标准，我们的老校长廖世承先生应当说是‘不朽的’。”
先辈的精神血脉，我们传承；先辈的精神脊梁，我们挺起！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我们万众一心，踏上了新的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