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古史文博通才

古者崇尚口说，以声载义，名辞尤可同音通假，相传既久，传者不复知其通假，于是一人化为两人，一事化为两事。

——杨宽

杨宽（1914.1.12－2005.9.1），中国历史学家。字宽正，生于江苏省青浦县白鹤江镇（今上海市青浦区），1919年入鹤溪小学念书，1926年就读苏州中学师范科，1932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系，师从史学大家吕思勉、蒋维乔、钱基博。1936年大学毕业，同年参与上海博物馆筹建工作。1937年9月被广东省立勷勤大学聘为讲师，1938年暑假回到上海，先在湘姚补习学校任历史教师，后在光华大学和诚明文学院教书。1940—1941年曾赴苏北参加抗日宣传工作。1942年，上海沦陷后回家乡避难，专心于战国史研究。1946年任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兼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杨宽仍担任重建后的上海博物馆馆长，并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秘书长，1953年起兼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60年调至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任副所长。1970年调回复旦大学任教授。退休后移居美国迈阿密，2005年病故，享年92岁。

杨宽先生治学涉及墨子、古史传说、西周史、战国史、科技史和制度史等领域。在70多年的学术生涯里，他留下了论文300余篇，专著十余部，其主要著作有《墨经哲学》、《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新探》、《古史探微》、《中国历代尺度考》、《战国史》、《西周史》、《中国冶铁技术发展史》、《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巧》、《战国史料编年辑证》等。先生从事过《吕氏春秋》的校释、还参与了修订《辞海》古代史条目、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秦部分、标点《宋史》、主编《战国会要》等工作。

----博物馆事业的先驱---

早在1936年4月，先生光华大学尚未毕业时，就被上海市立博物馆聘为艺术部研究干事，主要担任古物的陈列布置和编写说明等工作。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先生参与博物馆贵重文物的保护工作，与时任馆长胡肇椿将贵重文物寄送至震旦博物馆。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先生作为上海市立博物馆复馆办事处主任，负责将抗战时期关闭的博物馆重新恢复，并于1946年担任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先生任馆长以来，博物馆管理得当，各项工作井井有条。1946-1947年间博物馆就举行了7次展览会。在1948年和1949年，博物馆还分别参与了两项考古工作：戚家墩田野考古和常州古墓发掘。此外，在先生的领导下，上海市立博物馆用“上海市博物馆研究室”的名义，借用《中央日报》版面，每星期编辑一期《文物周刊》，这是中国第一个以“文物”为主的期刊，也是当时惟一探讨文物的期刊，前后共出版112期。1948年，先生还亲到上海海关查扣非法出口的十七大箱近千件珍贵文物，包括著名青铜器“犧尊”，还因此受到古董商恐嚇，为保护我国珍贵文物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重建博物馆，先生参与筹建，还提倡大型博物馆应该设立考古部门。1952年先生担任重建后的上海博物馆首任馆长，并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在2016年9月举办的“杨宽著作集”出版座谈会曾说过“他（杨宽）是中国文博界重要的开山者之一，是上海博物馆重要的创建者。”

---早慧而多产的学术生涯---

1926年，先生考入苏州中学，从此迈进学术殿堂。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是留美归来的著名教育家，校内有许多名师任教，如历史学家钱穆、杨人鞭，词曲名家吴梅，语言学家吕叔湘等。学校还经常聘请著名学者如章太炎、胡适、顾颉刚等人来校演讲。在此学术氛围中，先生大量阅读古书和学术著作，对墨子产生浓厚兴趣，初中阶段就通读孙诒让的《墨子间诂》，高中阶段写成的一篇学术论文《墨经校勘研究》，投寄著名的学术刊物《燕京学报》，得到主编容庚先生的赞许，此时先生16岁，已经是一个学业初成的早慧学者了。

1932年，先生考入上海光华大学文学系，师从吕思勉、蒋维乔等著名学者，这个阶段他的学术成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继续对墨家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写成《墨经哲学》一书，后来交由正中书局出版（1942年）。二是完成高中阶段就开始起草的《中国历代尺度考》，193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55又重加修订再版，该书至今仍然是研究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的一部重要参考书。三是和老师蒋维乔、同学沈延国、赵善诒等人一起合作进行《吕氏春秋》的校勘和注释工作，编成《吕氏春秋汇校》。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发生的三次古史大辩论：古史传说的真伪、井田制度有无、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受此影响，先生的学术兴趣转入到中国上古史领域。从1933年起，他开始分别以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人物为中心，对其神话来源及其分合演变进行整理，陆陆续续写成系列论文，最后汇集成《中国上古史导论》一书，这是先生的成名作，后被收入《古史辨》第七册。

1942年，先生举家返乡隐居避难，开始了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工作，直到90年代末最后杀青，编写出这部《战国史料编年辑证》，这是他所有著述中历时最久、最费功夫的一部，解决了战国年代学中很重要的问题。在50年代初期，先生完成并出版了他的代表著作——《战国史》，有学者这样评价：“这部断代史研究的经典，不仅可以看作上一世纪古史研究高水准成果的一个纪念，又为学界新人提供了具有标范意义的学术样板。”（子今：《战国史研究的扛鼎之作——简评新版杨宽著<战国史>》，《光明日报》2003年9月2日）。在初版《战国史》问世之后，先生先后撰写了14篇论文，汇成《古史新探》一书，这成为他后来《西周史》的基本骨架。此书堪称学术经典，被日本史学泰斗贝冢茂树誉为“二战后第一流作品”。

1956年先生完成著作《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这是冶铁史领域第一部专著。1982年，他将此书重新改写为25万字的《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随后，先生又完成《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1983年）与《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1984年）这两部姊妹篇，分别对两千年来陵寝和都城制度的起源和演变，时代划分与特点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研究。他多产的学术生涯，一直延续到生命的终点，先生在八十几岁高龄时完成了最后一部重要的著作《西周史》。

2018年5月，上海市社联公布了首批68位上海“社科大师”名单，先生为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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